人类生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人与人的关系大大超越了过去所受的时空束缚，新一代人脱离了继往开来的代际传承在网络交互影响中成长。我们如何面对未来的世界性事件？

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多年来一直关注多元文化发展与跨文化对话等前沿问题。

乐黛云在思想文化问题上思考的基点，一个是受限个体在历史上的可能性，另一是中外文化关系上的视野和心态。她依循的是鲁迅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理想，鲁迅不满足于现实层面而超越于现世的终极精神追求，是她学术生涯的起点。——洪子诚

当人们借比较文学而仰望欧美、追随西方之时，乐黛云先生在这处高地上，瞩目的是中国的文化与诗学传统，她思考它们与学术的落点，是将差异而普遍的中国思想带往世界。——戴锦华

一、我们面临的复杂局面

人类生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转折。过去从狩猎转向农耕，从农耕转向机械生产，从机械生产转向初期信息时代，都是完全不可比拟的。首先是软件和计算机革命、全球互联网、移动通信革新……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大超越了过去所受的时空束缚；特别是新一代人的成长脱离了继往开来的代际传承，他们在网络的交互影响中长大，自我成长。我们不懂得我们的下一代，也就会对我们的未来深感迷茫。
另一方面，由于生物工程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人甚至对他自己的血肉之躯的存在前景也迷惘困顿。现在可以通过转基因、干细胞、克隆等人为的手段复制、改变、优选生物体。人存在的意义，人性的自我定义都受到了根本的挑战，也就是说所有关于意义的领域都将面临冲击。还有纳米技术，最终使人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操纵单个原子和分子，开辟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新层次。
这些新发现和革命性的新技术贯穿到人类生活的每一“细枝末节”，迫使我们在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上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帝国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的战争给人类和地球的生存带来了严重威胁。更重要的是新的一代和他们的下一代正在成长，他们对世界的感知和自我观念都将与我们迥然不同。任何想用过去的陈规来阻遏他们前进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以上这一切大变动，加上20世纪的苦难历程使得人类精神不得不发生空前的大变革，这一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变动要求我们重新定义人类状况，反思我们需要塑造怎样一个世界，需要建立怎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应对这一崭新的、影响全球的复杂局面。

二、西方对当前文化危机的认识

近世以来，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强势文化的地位，西方今天的文化自觉首先表现在对自己文化发展中的弱点和危机的审视。早在20世纪初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一书中已相当全面地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到了21世纪，这种反思和批判达到了更深的程度。
总之，许多先进的西方知识分子提出人类需要的不是一个单极统治的帝国世界，而是一个多极均势的社会世界，一个文明开化、多元发展的联盟。要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精神需要发生一次“人类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它表达的是对另一个全球化的期待，这就是全球的多极均衡，多元共存，也就是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积累的可持续性的文明”。
为了突破危机，追求“人类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西方的思考者大致从三方面来突破现状，以寻求文化的未来发展。首先是返回自身文化的源头，审视历史，重新认识自己，寻找新的出发点。
第一，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一个新的参照系，即新的他者，以便作为参照，重新反观自己的文化，找到新的诠释。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写了一篇专论《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的著名文章，他认为，要全面认识自己，必须离开封闭的自我，从外在的不同角度来考察。在他看来，“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他认为，“我们对希腊思想已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暂时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而中国正是构成这种“外在观点”的最好参照系，因为“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他强调指出：“我选择从一个如此遥远的视点出发，并不是为异国情调所驱使，也不是为所谓比较之乐所诱惑，而只是想寻回一点儿理论迂回的余地，借一个新的起点，把自己从种种因为身在其中而无从辨析的理论纷争之中解放出来。”
第二，不仅是作为参照，还要从非西方文化中吸收新的内容。2004年理查德·罗蒂访问复旦大学哲学系时说：“我隔了20年再次来到上海，中国的变化简直可以用奇迹来形容。这个奇迹不是改变了我的思考，而是进一步印证和强化了我已有的看法，那就是中国是未来世界的希望。”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多元之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巴柔教授特别提出：“弗朗索瓦·于连对于希腊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正好印证了我已经讲过的经由他者的‘迂回’所体现出来的好处。”他还强调说：“从这次研讨会的提纲中，我看到‘和谐’概念的重要性……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一些美国汉学家的著作也体现了这种认识论的改变，如安乐哲和大卫·霍尔合作的《通过孔子而思》、斯蒂芬·显克曼编撰的《早期中国与古代希腊——通过比较而思》等。
另外，改变殖民心态、自省过去的西方中心论，理顺自己对非西方文化排斥、轻视的心理，这一点也很重要，意大利罗马大学的尼兹教授认为克服西方中心论的过程是一种困难的苦修过程。他把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称为“非殖民化学科”。在《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一文中，他说：“如果对于摆脱了西方殖民的国家来说，比较文学学科代表一种理解、研究和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那么，对于我们所有欧洲学者来说，它却代表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或者说是从我们自身的殖民意识中解脱的方式。……它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这是一种苦修！”没有这种自省的苦修，总是以殖民心态傲视他人，多元文化的共存也是不可能的。
西方的这种文化自觉与自省使全球文化的多元共存成为可能。

三、中国需要真诚的文化自觉

中国人长久以来，强盛时以大国心态傲视他族文化；贫弱时，或自卑投降或演变成阿Q的精神胜利法。因此，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是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因为文化自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先生指出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认识一种文化得以延续的根和种子。例如中国人重视世代之间的联系，崇敬祖先，重视养育出色的孩子；中国人相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相信不同的东西可以凝合在一起，形成“多元一体”；中国人推崇“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行为准则；反对以力压人，倡导以德服人，等等。这些并不是虚拟的东西，而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真情实事，是从中国悠久的文化中培养出来的精髓。
但是，一种文化只有种子还不行，它还需要发展，需要开花结果。传统失去了创造，也是要死灭的，只有不断创造，才能赋予传统以生命。所谓创造就是不断“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文化自觉应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方向，也就是说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这样的文化自觉就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必须面对现实，展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