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书圣教序》，全称《唐怀仁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圣教序》，由唐代弘福寺沙门怀仁从唐内府所藏王羲之墨迹中集字成篇，自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至咸亨三年（六七二），历时二十五年才完成。
　　《圣教序》书法，笔画纤削，风神天矫，位置天然，章法秩理，真有烟霏露结之态。可惜此碑于北宋以后断裂，残损颇多。据明代董其昌称：“宋前拓本‘纷攘’何以‘出’五字不损。”又清代王澍《虚舟题跋》称“21山东新城王氏藏有唐拓朱砂本。”然而这些善拓均已不复得见。一九七二年于该碑底座中发现一整幅北宋拓片，虽仍有残缺，但确为世间珍品，是至今可见的拓本。今据善本放大，使之清晰；考证史料，以王羲之的行书弥补残缺，使之完整；旁注楷书，使之实用。

　　《王羲之书圣教序》，全称《唐怀仁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圣教序》，由唐代弘福寺沙门怀仁从唐内府所藏王羲之墨迹中集字成篇，自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至咸亨三年（六七二），历时二十五年才完成。
　　贞观十九年一六四五一时，唐玄奘（三藏）奉太宗李世民之命在弘福寺翻译梵本经文，三年后，太宗亲自为之撰写《三藏圣教序》；翌年，皇太子李治（后为高宗）为之作《述圣记》此序和记，以及《答玄奘谢御制三藏序敕》《答玄奘谢启书》和玄奘所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共为五篇，同刻于石。该碑高三点二米，宽一点四米，行书三十行，行八十三至八十八字不等。碑石原在陕西长安弘福寺，今在西安碑林。“书圣”王羲之的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对后世的书法影响极大；但他的墨迹在明、清之际已一无所存，少数唐人钩摹、响拓本及宋代原刻拓本均已难得，而辗转翻刻者多失其真。但此碑集字却是直接由羲之墨迹摹出，且原刻碑石尚在，善拓犹存。《圣教序》是至今保留王字最多的碑文，虽然物换星移，王帖多有散佚，但许多王体行书却赖此碑得以流传，所以，它是研究王羲之书法的重要资料，历来为书家所重视。
　　宋代黄伯思称：“今观碑中字与右军遗帖所有者微微克肖。然远世翰林侍书辈多学此碑，学弗能至，了无高韵，因自目其书为“院体”。由吴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学弗能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尝俗也。“明代王世贞称”“《圣教》书法，为百代楷模。”清代刘熙载道：“黄长睿（伯思）谓碑中字与右军遗帖所有者纤微克肖。今遗帖之是非难辨，转以此证遗帖可矣。”他认为此碑是考证王帖真伪的依据。
　　《圣教序》书法，笔画纤削，风神天矫，位置天然，章法秩理，真有烟霏露结之态。可惜此碑于北宋以后断裂，残损颇多。据明代董其昌称：“宋前拓本‘纷攘’何以‘出’五字不损。”又清代王澍《虚舟题跋》称“21山东新城王氏藏有唐拓朱砂本。”然而这些善拓均已不复得见。一九七二年于该碑底座中发现一整幅北宋拓片，虽仍有残缺，但确为世间珍品，是至今可见的最佳拓本。今据善本放大，使之清晰；考证史料，以王羲之的行书弥补残缺，使之完整；旁注楷书，使之实用。
　　考订补正是以原碑之字为准。有史料与碑文不侔者，皆依原碑。如史料为：“昔者分形分迹之时，言未驰而成化；当常现常隐之世，民仰德而知遵”，考查西安碑林的集王《圣教序》原碑和大雁塔的褚遂良书《圣教序》原碑，皆无“隐”字，故“无缺字放大本”一如刻石。有古人与今人对缺文考订不同者，皆以能目击全碑或未残拓片者的记载为依据。如“八月三日内口”之缺字，今人据碑上残迹及文义疑作“典”，而明代董其昌称宋前拓本为“出”，清人王澍又称当时新城王氏尚存有唐拓全本，故今按董文补之。残缺字的补正，皆依据书法家杨韵九先生的考证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