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是历史上汕头人在海上丝绸之路航行中创造的一种地域文化。它包括汕头海上丝绸之路物质文化，也包括汕头海上丝绸之路非物质文化；它体现为汕头海洋文化、汕头华侨文化、汕头商贸文化、汕头港口文化等，以红头船文化为代表。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有其产生发展的自然地理条件，也有其产生发展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体现了开放、兼容、冒险、互动、祖根意识等方面的文化特质，充满着冒险拼搏、开拓进取、同舟共济、诚实守信、爱国爱乡的汕头人精神，具有明显的历史研究价值、社会价值、旅游经济价值、审美价值、情感价值、教育价值。
潮汕地区的海外商业贸易，早在唐宋已有肇端，唐宋以来，贸易从未中断，始终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保持着频繁的经贸往来，至明代已更为兴盛。只是明王朝相当保守，实行海禁政策，故而多以走私形式实施贸易。潮汕沿海地区，多以渔盐为业，善于驾舟是沿海的特点，且海上贸易是个能获厚利的营生，于是便会吸引更多沿海地区之民趋之，渐渐也就形成了一些较成型的商贸集团。这些集团实际上亦寇亦商，其首领大多为海上贸易者，亦是海寇的首领，如许栋、许朝光嘉靖三十四年(1555)经商日本，张琏、萧雪峰嘉靖三十九年(1560)经商闽粤、三佛齐，罗袍嘉靖年间经商闽粤沿海，林国显嘉靖四十二年(1563)经商厦门、南澳，林道乾嘉靖四十五年(1566)经商厦门、柬埔寨，杨四嘉靖四十五年(1566)经商海外，林凤隆庆二年(pan style="font-family:宋体">．568)经商台、澎，杨志隆庆五年(157pan style="font-family:宋体">经商海外，诸良宝万历元年(1573)经商南洋。只是在没办法实施合法的商业活动之时，才流为海寇。因为朝廷对于海上贸易的禁令从没有停止过，但禁令颁久，渐渐便会执行不力，或官员利用以腐败谋私，便自然较为松弛；到重申禁令，加以整顿，又会较为紧柬。如此循环往复。在海禁被严格执行的时候，一些商贸易的人，尤其是一些海上商贸集团，因处境艰难，便多流为寇盗，劫掠地方，成为当地之患。唐枢在《筹海图编》中曾说过：“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潮州志》也称“朝廷既视寇祸与互市而俱至，遂厉其禁，寇祸愈烈。”谢杰在《虔台倭纂》中也谓：“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倭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越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满载而去。”终明一代，基本上都实行海禁政策，但基本上都禁而不绝。
还有一种被称为接济通番的贸易形式。潮汕的南澳和柘林湾，较早就曾以这种形式与各国商行贸易往来。明正德至嘉靖年间，“因海禁渐弛，勾引番船，纷然往来海上，各认所主，承揽货物，装载或五十艘或百余艘，或群各党分舶各地。”“接济，谓黠民窥其向导，载鱼米互相贸易，以赡彼日用。”因有各国番舶(商舶或贡舶)往来或停泊于潮汕的南澳或柘林湾等各地，潮汕的商人便抓住此时机。运载鱼米、蔬菜、淡水等食物与之相通，接济其生活日用之需，换取等值的洋货，顺便与之作货物贸易，这是潮汕商人较早与海外贸易的另一种形式。
直到明末清初，一些海上寇盗集团(也是海商集团)，在的强大军事剿捕和严控之下无法立足，则转而流动到东南亚各国，各自找寻落脚点建立其商贸经营和生活之据点，落籍海外东南亚各国。
这说明潮人在明代已有许多与海外各国商人贸易的经历和实践，潮人的善经商已在此一时期表现得比较充分；当国家贸易政策稍宽(弛海禁)之时，各国商船纷至，本地商船频繁出海经商，贸易活跃，潮汕地区商人能够得利，海寇(海商)多从商得利，陆地居民便少遭劫掠，则潮地也沾好处；潮汕的海寇商人集团在东南亚各国的贸易港，和一些的落籍地点，都是清代潮商方便贸易之处，由此建立的贸易基点，是清代潮商海外贸易兴盛的较好基础。
虽然在严厉的海禁政策之下，加上清代的也极严厉，地方史志均无此方面的记载，但据日本的《华夷》《唐通事会所日录》等相关文献记载的情况表明，由于遇风漂流和受地方官员派遣，从康熙二年(1663)起，便陆续有潮州商船不断前往日本贸易。潮州商船到潮人更熟悉更有基础的东南亚各国从事贸易，就更不用说了。可见，潮州商船的海上贸易活动，是从未停止的。
康熙二十二年(1683)，占据台湾的之孙郑克爽降清，海上已消除了反清力量，寇盗也基本上在此之前被剿灭或被迫流居海外，于是清延便在次年(1684)宣布开放海禁：“令广东、福建沿海民人，许用五百石以下船只出海贸易。”虽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也实施了一定的控制和管理，规定“除夹带违禁货物照例治罪外，商民人等有愿出洋贸易者，呈明地方官，准其出入贸易”。翌年(1685)在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四省设置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及征收关税事务，潮州的庵埠总口为粤海关七大总口之一。
开海政策的颁布给潮汕商贸的发展提供了的机遇，潮汕沿海商贸迅速得到发展，尤其是澄海一带的港口，差不多形成潮汕对外贸易的中枢。潮汕地区之“濒海居民，所持以资生而为常业者，非商贩外洋，即渔盐本港”。开海对沿海向来善于经商的潮人来说，简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澄海县志》载：“邑自展复以来，海不扬波，富商巨贾，卒奇赢，兴贩他省。上溯津门，下通台厦。象犀金玉，与夫锦绣皮币之属，悉由澄分达诸邑。其自海南诸郡转输米石者，尤为全潮所仰给。每当春秋风信，东西两港以及溪东、南关、沙汕头、东陇港之间，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
潮汕民间的海上贸易快速地发展起来，海上商贸发展依靠主要的工具是木帆船，也即后来名闻遐迩的红头船。红头船的由来原是清廷出于对出海民行统一管理而来的。雍正元年曾有令，“着将出海边船按次编号，船头桅杆油饰标记”。广东在东南，南方属火，为红色，故广东民船油红色，福建偏东，东方属木，故油绿色，各省不同，易于辨认。潮汕商人一直沿用，以至成为潮汕商船的一种标识。
这种潮汕商人赖以作为贸易工具的红头船，在清初开海之后迅速增加，其造船的木料多是韩江上游梅、汀、赣所产和从东南亚，尤其是暹罗(泰国)470吨的船造价仅7400西班牙币，而在潮州的樟林，造价则需16()00西班牙币，价格要翻倍还多。因此，到乾隆年间，不少潮汕人转移到暹罗去造船，潮商在当地购船后，同时办好货物，满载而归，以贸易的合法形式回国。据相关研究资料，清代潮州很大的一部分红头船是在暹罗制造的。
潮汕商人利用木帆船这一交通工具，灵活地利用各地货物的特点和地域性差价，又利用海洋季风，行南走北，大量贩运南洋商品，同时运载潮汕地区出产的蔗糖、烟叶、葛布等货物，北上苏杭、上海、天津等地贩卖；又从京、津、苏、杭等地贩运北方的杂货、苏杭的丝绸返回南方；乘季风又装载诸如瓷器、石雕、丝织品、葛布、纸张、神纸及其他手工艺品经海南，往暹罗、安南、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销售之后，又满载东南亚的蔗糖、大米、木材、香料、胡椒、象牙、檀香、苏木、沉香、药材等货物运回行销国内。形成循环贸易，获利颇丰。“一往一来，获息几倍，以此起家者甚多”。在海禁初开之时，还主要是国内各港口贸易，稍后则海邦遍历，而新加坡、暹罗尤多，列肆而居。善驶木帆船的潮商，能够按季节借助季风，顺风行驶，省时省力。一次循环，或三几月，或半载不等，获利是颇丰的。而本地的手工艺品的带销，也是其中附带的重要项目，这也有力地了地方手工工艺行业的发展。
在潮商的贸易圈中，最为频繁，量的是暹罗(泰国)，贸易的主要货物口大米、蔗糖、木材、香料和药材，出口的主要是瓷器、丝织品、生丝、葛布、纸张、铁器制品和各种工艺品。中暹贸易的互补性很强，暹罗向为大米出口国，而中国清代南方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粮食严重不足，米谷供不应求，在暹罗等东南亚国口大米，为清代东南亚贸易之大宗。康熙末年，闽粤两省米荒，清延同意给予暹口大米免税优待，鼓励民间商人的中暹米谷贸易，并且地给予各种优惠政策。潮汕与暹罗间的贸易繁荣，也不只是潮汕的红头船在往来，暹罗方面也有不少的船只行着中暹贸易。暹罗是清代与通商最早的国家，借助中暹贸易的方便，移居暹罗的潮汕人已经不少。暹罗有不少王族和员拥有自己的贸易商船，从事中暹之间帆船的往来贸易，但多是委托或雇用潮汕商行实际作，潮人实际上很大程度地参与了暹罗的航海贸易事业。
清代潮汕对外贸易的港口，主要集中在韩江的出海口一带，最繁华港口当数庵埠与樟林。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设立粤海关，庵埠成为粤海关七大总口之一，庵埠总口下设pan style="font-family:宋体">个支口，为粤海关总共50个支口之冠。可见潮汕当年海外贸易之兴盛，尤其是澄海一带，粤海关就设有五处税馆，计有南关口、南洋口、卡路口、东陇口、樟林口。清廷每年从此五处税馆所收税银，占全省总税收五分之一。于此可见，潮汕清代海上贸易和口岸经济的发达与繁盛。
庵埠港毗邻潮汕地区三大江河韩江、练江、榕江出海汇处，与四通八达的内河水路交通网络相通，清代康乾盛世为庵埠港最繁华的时期，地当海、澄交界，实海(阳)、潮(阳)、揭(阳)、澄(海)四县之通市，商贾辐辏。潮州沿海港口货物于此汇聚，潮汕各内河交通帆船也汇集于此贸易，梅、汀、赣地区的货物也总汇于此。通过沿海各港口输往南北各地与东南亚各国，故其成为内外交通之要港。随着年代的，陆地的不断延伸，到清末便逐渐被汕头港(早年的沙汕头)所取代。樟林港原是一个渔业港，清初开海之后，樟林港成为潮汕海内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其于康熙后期兴起之后，繁荣时间跨越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历百年有余。海上贸易所带动的潮汕本地内河的贸易也繁荣。
潮汕商人的经营模式也颇，多是合伙经营模式，风险均担，经营程度与船上每个人都有关联，不像西方国家的大公司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而是富商巨贾与中小商人广泛合作，构能互补的商人群体，“富商巨贾，卒奇赢”能够“握算持筹，居奇囤积”。他们资本雄厚，既抉有巨资，又拥有大量巨舶，因而拥有出海贸易之主动权。但海上贸易带有巨大的风险，这类巨商往往不愿亲身历险，“危身以博阿堵之物”便多取与中小商人合作，提供船只与放贷供中小商人出海经营，而坐收巨额海商贸易利润；而中小商人，则会亲身历险，从事海上长途贩运贸易，‘‘其资本多仰给于富室，而为之四出经营，以分其息”。在具体的各条商船中，船主、中小商人与水手形成利益相关的伙伴关系。船主从商业利润中按相应比例抽取商贩利润，水手的报酬则根据抽取利润的多行分配，而且商船上的船长、司事、伙计和水手，都可以附带一定数量的本地特产或其他货物沿途销售。这就使整条商船的贸易与船上每个人的利益形成直接关系。这样，如果货物办得适销时路，中小商人$-X-~括伙计、水手随船赚取丰厚利润，乃至发家致富，也就有可能，而且例子甚多。这也就成为潮汕社民追求发家致富梦想的可能渠道，由此也就激励着一代代的潮人加入海商贸易的行列。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最早是日本学者三杉隆敏1968年在其具有海外游记风格的著述《探寻海上丝绸之路——东西陶瓷交流史》中，第一次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在1974年6月q,m台湾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全45册)第4册上，饶宗颐发表《海上丝绸之路与昆仑舶》的文章，正式提出。海上丝路，，的名称，论述了‘‘海上丝路’’的起因、航线、海舶与夕I-m贾人交易的情形，以及中国丝绸为外人所垂涎的程度。199pan style="font-family:宋体">年，在中国历史文献学会和十一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上，饶授在主题演讲中说：“有关汉唐对外贸易的途径，我在拙作《蜀布与Cinapar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一文中曾有论及，我认为西北一带之交通贸易是通过陆上丝路．南方交广一带，则由海上丝路……在潮州来说，应该是海上陶瓷之路一重要站。”
陈友义、陈东东的这部《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主要是从横向上阐 述汕头海上丝绸之路的特点，首先是阐述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展的自 然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接着对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相关的 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行较为全面的描述介绍，如物质遗产方面， 介绍汕头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文化遗址、各时期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港口 和商业机构服务机构的建筑遗存括一些文献资料与实物，如碑记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方面，分别介绍汕头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民间故事、民间俗语、 民间歌谣、民间歌册、民间；探讨汕头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文化、商贸 文化、港口文化的文化构成和开放、兼容、冒险、互动和祖根意识的文化特质； 探讨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冒险拼搏、开取、同舟共济、诚实守信、 彦菌毋幺吾白文化精神：探讨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历史研究价值、社会价值、旅游经济价值、审美价值、情感价值和教育价值；最后探讨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保护和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本书将能够与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相联系的诸多物质因素和非物质因素都联系起来，全面地加以引述和评说，对汕括红头船精神在内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精神及其价值作较为系统的研究，这是意义重大也难能可贵的。作者约我为序，故略述明清潮人海上贸易兴盛的概况，以相印证。
吴二持
(序者为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
陈友义,生于广东南澳岛，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教授。广东省华侨历史学会理事；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潮州市潮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潮汕历史文化教学与研究，撰写并发表潮汕历史文化论文100多篇，70多万字；主持并完成《潮汕渔歌文化研究》等省、市级社科课题18个；撰写并出版了《潮汕民间禁忌》《潮汕民间英雄崇拜文化研究》《红头船精神研究》等书著。
陈东东,出生于汕头市，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旅游地理科学学院，研究生，人文地理学硕士。现为，主要从事旅游规划与资源开发教学与研究工作，对潮汕文化也有一定的研究；发表了《广东南澳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研究》等多篇论文。汕头市侨批研究会议会员、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青年委员会会员。
导 舌
第一章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展的自然地理环境
第二章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展的经济条件
第三章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展的社会历史条件
第四章汕头海上丝绸之路物质文化遗产
第五章汕头海上丝绸之路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六章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构成与特质
第七章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精神
第八章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价值
第九章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保护
第十章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后记
第一章 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展的自然地理环境
文化是人创造的，离开了人就无所谓文化。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哺育人。人因有了文化而告别动物界，成为的主宰。文化是人创造的，人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创造文化的。文化的产生必定有其条件，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自然地理环境。
自然地理环境是指人类生存的自然地域空间，由地貌、气候、水文、生物和土壤等要素组成。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并不行物质运动和能量交换，推动地理环境的发展变化。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因此也是人类文化创造的前提。人类是在与自然界的现实对象化中以及在这种关系的动态发展中创造出文化来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人创造文化的前提，是文化产生的物质条件。自然地理环境有优劣之分，自然地理环境的优劣势必制约着文化产生的早迟；自然地理环境是多样化的，这是人类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制约着人类与自然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或物质文化类型，造成文化的多样性。自然地理环境在人与自然的对象化关系中，赋予特定的文化类型以地域的或的。①
自然地理环境是文化产生的重要物质前提。考察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产生，首先必须从汕头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手。
一、优越的地理位置
汕头(这里所说的是指当前管、龙湖、濠江、澄海、潮阳、潮南六区以及南澳县的大汕头)，是侨乡。汕头位于广东省东部，地处东经1pan style="font-family:宋体">。pan style="font-family:宋体">’至1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pan style="font-family:宋体">’，北纬23。02’至23。38’之间，韩江三角洲南端；东北接县，北邻潮州市潮安区，西邻揭阳、普宁，西南接惠来县，东南濒临南海。市区距香港187海里，距台湾省高雄市180海里。汕头港西洋国际黄金航道。
汕头处于“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经济圈的，是厦漳泉三角区(注：即厦门、漳州、泉州沿海经济开放区)、珠三角和海峡西岸经济带的重要连接点，拥有亚太地缘门户的区位优势。
龙湖区因境内龙湖沟而得名。该区位于广东省东部，韩江三角洲南端，北接潮州，西邻揭阳，东南濒临南海，区域面积103．pan style="font-family:宋体"方公里。
108．7pan style="font-family:宋体"方公里。
澄海区位于广东省东部、韩江三角洲出海口，东北接县，西北界潮州市，西南毗邻汕头市龙湖区，东南与南澳岛隔海相望。总面积378．35
濠江区因境内濠江而得名，由达濠、河浦合成。西与潮阳区接壤，北隔磐石海与龙湖区区相望，东南濒临南海；濠江蜿蜒贯穿全境，该区明清时代已成为粤东沿海对外经贸要地。
潮阳区因地处大海之北而称潮阳。濒临南海，东面毗邻濠江区，东北隔牛田洋区，西接普宁市，南邻潮南区，北界揭阳市，母亲河练江由西向东穿过潮阳并于海门镇注入南海。潮阳为千年古邑，自宋代开始教育就较为昌盛，素有“海滨邹鲁”之称。
潮南区于2003年从潮阳分立。因地理位置位于原潮阳市南部而得名，“潮南”一词为“潮阳南部”的简称。潮南区位于汕头市西南部，东临南海，西接普宁，南邻惠来，北与潮阳区接壤。全区总面积596．42
南澳是广东的海岛县，地处闽、粤、台三省交界海面，东至破涌礁，南至南大礁，西与澄海区相邻，北靠县，总面积1．8160海里，距厦门97海里，距香港180海里，处于高雄、厦门、香港三大港口的中心点。南澳背靠汕头经济特区，距洋国际主航线仅有7海里，素有“潮汕屏障、闽粤咽喉”之称。自古今来，南澳是东南沿海一带通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早在明朝就已有“海上互市”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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