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久别不成悲_李冰著_9787040530483

　　《人间久别不成悲》是一部关于逝者的散文集，包括柏杨、陈忠实、周汝昌、史铁生等十二位已故名家的生前交往及对话。同时包括四篇纪念逝去亲人与友人的散文。作者从自身的角度阐释了与他们的交往及其生活、学识等内容。虽为随笔，但其中不乏有学术的讨论和对于逝者精神的追思。

　　这是一部关于逝者的文字。
　　不知从何时，我开始坦然面对生死。世间一切，除了生死，都是小事。谁说不是？
　　十九年前的正月初六，在深圳的我听到奶奶在河北那个小村庄去世的消息，泪水决堤，嚎啕大哭，顾不得自己在人来人往的办公室，还是个刚入职的实习编辑。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痛失亲人。
　　四年前五月的早晨，刚睁眼摸出手机，就从弟弟雁南简短的信息中获知父亲病逝的消息。虽然抗癌八年，他的离开算不上突兀，但从此生死永别、再不相见的绝望袭来，远在洛杉矶的我忍不住失声痛哭，像个被父母惩罚的孩子。显然这惩罚过于决绝冰冷。而桌上，是两天后我投奔他的那张机票。
　　那一年后，再一次，在美国的天空下为远在故园逝去的人而流泪，为她，那位我甚至都算不上认识的105岁老人，杨绛。
　　“若死者去世时，你正好身在很远的地方，就会觉得他们好像没有离世，一如既往仍活在你心中。一个比自己的朋友活得更久的人，往往要在书中收入悼念诗文。我不再写这类诗文，因为我担心会使人类面对死神的痛苦显得千篇一律……尽管他们可能是你最心爱的人。”手中正在读的书是聂鲁达的自传《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他说连他极敬重的英雄人物切·格瓦拉被杀害，他都没写一篇挽歌，虽然“一想到我的诗句在他逝世时也仍陪伴着他，我还是会浑身战栗。”一本算术书、一本聂鲁达的诗集《漫歌》是到最后一刻还保留在切的背包里的东西。
　　我坦言，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虽然我常为他的神来之笔惊叹不已。
　　离开了，就是离开了，怎么可能自欺当成没有呢？
　　写下来对逝去生命的怀念，岂止是对死神的臣服？
　　“春未绿，鬓先丝。人间久别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我承认，这本书不是写给逝者们的。他们再也不能和若干年前一样，凝神静听我的发问，再也不能思忖片刻，如老友叙旧一般细说从前。他们不可能读到这些文字。
　　这本书又是写给他们的。我有幸与他们搭载同一列火车在人生的单行路上奔驶。有人到站下车，先是一个，再是两个、三个，然后是更多。我眼睁睁看着，先是惊惶失措，然后伤心不已，最后是心灰意冷，似乎除了听凭那个叫命运的巨手操纵，任谁也无能为力。柏杨、史铁生、陈忠实、葛存壮、张贤亮、余光中…一我惟一能珍存的就是与他们相处的或长或短的记忆。
　　写出来，与其说彰显了痛苦，更不如说是记载友情、温情，那是人性中惟一可以与死亡抗衡的东西。
　　我不记得谁说过：我身体里最重要的部分，是和那些死去的人连在一起的。
　　我也想写写我的祖父母辈，可惭愧的是，坐在桌前，我发现我对他们所知寥寥，别说生卒年，他们的属相我都说不上来，更不要提他们的生平经历。实在是不孝。
　　纪念大姨的那篇，是在她昏迷数天去世后，我良心发现夜不能眠记下的当年与她相伴的种种片断，现在读来甚是欣慰，幸亏当时记下来了，否则那些细节早已湮灭在时间的洪水中。
　　我的导师、国图原馆长詹福瑞先生是第一位建议我把这些与逝者交往的文字结集出版的人：“把对话体改写成叙述体，更有情境感一些。”一直对先生心存感恩，即使每年大致只能有一次相聚。刚到北京漂泊时孤身一人，先生当时正好在中央党校进修，偶尔周末趁他闲暇去拜访。从前门坐地铁再倒公交，到达颐和园附近他的住所，往往单程就要一个多小时。相谈甚欢，他请吃午饭，聊得放松，道别送我出来，在路边拦住一辆出租车，不由分说就俯身隔窗塞给司机一张百元钞票。然后收了笑容，冷静地对我挥一下手，“走吧！”他头也不回地大步走向党校大门。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这一幕在我的生命记忆中占据了多么不可遗忘的位置。
　　三十年前父亲去世时
　　巨大的悲伤压倒了我
　　守在父亲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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