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平安时期（794—119□年）的文学是日本古典文学史中大放异彩的一页，其中，以女性为创作主体的王朝文学更是绚丽多彩。中层贵族女性们在脱离政治的封闭空间内，用假名散文形式鲜明描述自我情感与人生样态的“女性日记文学”系列作品诞生。女性日记文学不仅助推了平安文学的繁荣，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世界古代文学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存在。成书于10世纪70年代的《蜻蛉日记》被誉为女性日记文学的嚆矢与代表作，作者藤原道纲母出身于地方官阶层的中层贵族，具有极高的和歌造诣与文学素养，后与上层贵族藤原兼家结婚并生有儿子藤原道纲，故被称为藤原道纲母。藤原道纲母采取融合和歌在内的日记体散文形式，叙写了自己自天历八年（954年）至天延二年（974年）□1年间的婚姻经历。文本分为上、中、下三卷，内容基本被统一在道纲母与兼家感情处于虚渺（はかない）不稳状态的主题意识之下。《蜻蛉日记》作品名中“かげろふ”（かげろう）一词虽然通常标记为汉字“蜻蛉”，但学界多取自然现象，与主题相呼应。《蜻蛉日记》对其后出现的女性日记文学作品，以及后世的物语文学、私小说都有着深远影响。

本书绪论部分，对日本平安时期日记文学及《蜻蛉日记》的作者、作品内容、作品题名等做了解析，并对先行研究做了梳理与综述。纵观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中国学界目前对日本日记文学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日本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实证性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的研究方法依然占据着主流，近年来逐渐开始关注文本自身。在对《蜻蛉日记》叙事方面的先行研究中，已取得少量涉及文本的□□人称叙事、作者与人物的区别等叙事表现的成果，但未对现象背后的叙事理论做探讨，研究缺乏系统性，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因此，利用叙事学理论对《蜻蛉日记》进行文本细读，能为日本平安朝日记文学的研究提供新视角与新方法。本研究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蜻蛉日记》的文本细读，援用西方叙事学、比较文学、文体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理论，从文体形式、交流模式、时间特征与空间形态等方面探析《蜻蛉日记》文本的叙事艺术，并兼与同时期其他日记文学作品、记录性日记、随笔文学、物语文学等做了关联性比较。力求微观上对主要分析对象鞭辟入里，宏观上兼顾日记文学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叙事特征。

□□章主要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从假名书写、散文体与韵文体并融的文体语言形式角度，分析了《蜻蛉日记》如何从应用性日记发展为文学性日记，并成为女性日记文学的开山之作。日本日记文学在汉文日记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因此□□节首先溯源日本古代的记录性日记，梳理了男性日记到《蜻蛉日记》的发展脉络，并对纪贯之假托女性所作《土佐日记》在日记到女性日记文学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以及《蜻蛉日记》如何体现日记记录事实的真实性与文学艺术的虚构性做了分析。第二节探讨《蜻蛉日记》叙事文体中和歌与散文在叙事上的功用与效果，以及作者藤原道纲母为何选择日记体散文的形式来表述自我。汉文日记的流行、和歌盛行下培养起来的贵族审美情绪与文学素养、假名文字的出现、物语文学的启发、散文文学的发展，为《蜻蛉日记》的出现与日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文学土壤。《蜻蛉日记》的诞生，更源于创作主体内在的那种对生命主体性与自我意义的探求。《蜻蛉日记》作者□终借助日记的形式，将生活中的和歌、信件、纪行、记录性日记等作为素材，以假名散文与和歌韵文并融的文体语言形式进行自我表述。《蜻蛉日记》中的和歌承载了人物的情感，增添了文学色彩，散文体则促成了叙事的完整性与连贯性，和歌与散文合力生成了独特的文学表现形式，成为书写主体抒发私人情感的载体。

第二章剖析了《蜻蛉日记》叙事交流的情境模式，包括叙述者人称、叙述视角问题。□□节针对先行研究中通常模糊日记文学作者、叙述者、人物的现象，厘清叙述主体与被叙述对象之间的距离，界定“说者”。《蜻蛉日记》属于作者讲述自我故事的真实叙事，叙述者道纲母是真实作者在执笔写作时的分身，作者是作品中叙述声音的真正来源。《蜻蛉日记》尽管以“某个人”开篇，通常被认为是第三人称叙述，但笔者分析认为属于隐性的□□人称叙述模式，并分析了回顾性叙事中不同时期的“我”的重合与分离。作品中的人物是作者创作时有意选择、塑造的婚姻不如意的贵族之妻形象，是真实作者的一部分，但不能完全等同，故本论中用“道纲母”（藤原道纲母）、“我”来指涉人物，与“作者道纲母”加以区分。《蜻蛉日记》因为和歌技巧的运用、“序”与“跋”的存在、少量向读者倾诉的语言表述等，通常被视为作者预想到真实读者而创作的表现。笔者论证发现，所谓读者意识表现，是源于“隐身听者”的叙事策略，是作者为掩饰自我告白而采取的一种文学手段。作者设想的能够理解自己的“读者”，是作者借由“隐含作者”透露出的“隐含读者”意识，是无形的，并非真实读者。《蜻蛉日记》中的话语表面上具有对他者倾诉与自我对话的双重交流模式，实际上对他者的倾诉还是源于希望自我心情能得到释然与慰藉，归根到底还属于作者的内心独白，自言自听。

第三章探析了《蜻蛉日记》叙事中的时间问题。从话语时间对故事时间的承袭与错位两个层面，历史的线性时间、自然的循环时间、内在的心理时间三个维度，探索《蜻蛉日记》作者如何在时间流中展现、拼接自己的人生经验与履历。《蜻蛉日记》自兼家求婚的正文部分起，基本依循着故事时间的自然时序推移事件进展，叙事时间具有线性的纵向延伸性。同时，每年的叙事又以春始冬终，昼夜更替、草木荣枯、四季流转的循环与不可逆转的线性时间并置交错。外部的历史与自然时间却都隐藏在故事中人物的感情主线之下，叙事时间又出现插叙、倒叙、概述、减缓等细部的时间“变形”，使叙事具有节奏感。心理与现实、回忆与现在交叉，构成了《蜻蛉日记》多重的叙事时间维度。不止《蜻蛉日记》，其他的女性日记文学中也有明确的月历或日历的历法时间标识，这成为它与同为非虚构文学的《枕草子》等随笔文学的显著不同之处。女性日记文学中的时间不仅为故事发展提供时间背景，还起到了将和歌、书信、纪行等零散的素材与叙事相衔接的作用，文本由此呈现出内容的连贯性与主题的约束性。

第四章考察的是《蜻蛉日记》叙事中的空间形态与叙事功能，这在现有研究中较为薄弱。主要从故事中实体空间的位移，以及梦境、“雨”意象所映射的心理空间两个层面做了探析。《蜻蛉日记》属于非虚构叙事，作品以作者道纲母的生活经历为情节建构，因此对文本中空间问题的分析，离不开作者生存的实体空间。首先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了《蜻蛉日记》中体现的平安京这一地域空间的光与影，然后具体分析“我”的空间转换与叙事主题、叙事时间等的关联。女方在自己家中等待男方造访的走婚制与一夫多妻的婚姻状态下，夫妻间感情好坏的程度与空间距离成正比。故事中当兼家对“我”情浓意切时，“我”便搬至离兼家较近的府邸；相反，感情出现隔阂时，“我”便远离兼家的住处；□终在夫妻感情名存实亡的状态下搬至京郊广幡中川的父亲处，从此夫妻不再相见。居无定所，加重了生活中的不安，婚姻的状态一直处于序文所言的“はかない”（虚渺）状态。当陷入与丈夫的感情危机而无助苦闷时，闭足于“家”中的道纲母，只有通过不断外出参诣神社、拜访寺院来逃避“家”中的哀愁，并试图通过寻求神灵相祐，以及在外部的自然观照中短暂地舒缓身心。心理空间中，虚幻的梦境喻示着前世与今生，而现世的雨境又为人物回忆与沉思提供了虚化的封闭空间，对梦境与雨境叙事态度的不同，映射了作者执笔时不同时刻的心境历程。故事中，道纲母与丈夫感情稳定时，道纲母无意于参拜神佛，雨也只是为故事发展服务的客观“自然雨”；当因陷入与丈夫的感情危机而无助苦闷、思念的丈夫不在场时，雨就变成了孕育凄凉与孤寂的“哀怨雨”，她只有寄希望于神佛，希望自己的虔诚感动神佛，从而在灵梦中给自己谕示；当道纲母对丈夫失望、对灵梦表示怀疑时，丈夫兼家、外出参拜、灵梦等的叙事都逐渐从日记文本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身边的自然、日益成人的子女以及自己的人生感悟，“雨”也变成可以静心沉思的“宁静雨”。故事中道纲母在俗世的家中与神圣空间的寺院、神社之间往返，地理空间与心理空间相互关联与渗透。

结语部分对《蜻蛉日记》的叙事特征做了总结性概述。文学创作与研究所关涉的，无非是世界、作品（文本）、作者与读者四个要素，而作品中的故事又离不开人物、事件、时间、空间等要素。本书对《蜻蛉日记》的叙事研究涵盖了作品外部的社会文化语境、被经典叙事学排斥在外的作者与读者，以及文本内部的时态、语式、语态等问题。作为贵族女性的作者藤原道纲母，闭居在帷幔遮掩下的“家”中或者偶尔参拜的寺院内，回顾往事、关注自我、观照自然，以□□人称叙述视角在文本的世界抒发着私人的情感与思悟。《蜻蛉日记》作者将偶然的、分散的人生经历以融合和歌在内的散文形式表达出来，以时间连续的形态从内部统合，并运用文学手段对场景、时序等适度调度，对素材进行取舍整合。

《蜻蛉日记》既具有应用性日记的纪实性、时间性以及私人日记的私语性，又因为回顾性叙述、“隐含听者”的存在等体现出独特的文学性格。

绪 论 001

□□节 《蜻蛉日记》及日本平安朝女性日记文学概述 001

一、《蜻蛉日记》的作者及作品 003

二、日本平安朝女性日记文学 011

第二节 《蜻蛉日记》研究综述 019

一、日本的研究历史与现状 019

二、中国的研究历史与现状 03□

第三节 本研究的意义与方法、思路 034

一、研究的意义 034

二、研究理论与方法 035

三、研究思路 038

□□章 《蜻蛉日记》叙事的文体形式：散韵并融 041

□□节 假名日记文学的文学性 043

一、记录性日记的出现 043

二、散韵并融的假名日记文学形成 049

三、日记文学的事实与虚构——以《蜻蛉日记》为例 053

第二节 《蜻蛉日记》散韵并融的叙事文体 059

一、《蜻蛉日记》的和歌功能 059

二、《蜻蛉日记》的散文叙事 07□

第二章 《蜻蛉日记》叙事的交流模式：自言自听 084

□□节 《蜻蛉日记》的叙述者 086

一、《蜻蛉日记》作者、叙述者、人物之位相 086

二、《蜻蛉日记》的□□人称双重叙述聚焦 10□

第二节 《蜻蛉日记》的受述者 110

一、《蜻蛉日记》中的“读者意识” 11□

二、作者的自言自听 1□□

第三章 《蜻蛉日记》叙事的时间特征：昔今交织 131

□□节 历史时间流中的循环更迭 133

一、历史时间流逝中的人情琐事 133

二、自然时间流转中的哀怨情愁 141

第二节 心理时间中的记忆与书写 147

一、心理时间流淌下的时间倒错 148

二、回忆叙事中的昔今交织 16□

第四章 《蜻蛉日记》叙事的空间形态：实虚相映 180

□□节 实体空间的位移 18□

一、花与影的平安京 184

二、居所的变迁 188

三、灵山佛寺之纪行 196

第二节 心理空间中的梦信仰与雨意象 □05

一、梦里倾心语 □06

二、雨中见心像 □14

结 语 □□7

附 录 □35

附录 1 《蜻蛉日记》人物关系略图 □35

附录 □ 《蜻蛉日记》编年叙事表 □36

附录 3 《蜻蛉日记》日语引文 □38

附录 4 《蜻蛉日记》以外的日语文献引文 □44

参考文献 □45

后 记 □61

二、日本平安朝女性日记文学

《蜻蛉日记》开创了女性用假名散文体日记抒发自我的道路，对后来的女性日记文学作品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泉式部日记》（いずみしきぶにっき·和泉式部日記·和泉式部物語）约成书于宽弘四（1007年）年，究竟是和泉式部（生卒年不详）所写的日记，还是其他第三者所写的歌物语尚存在争议，既有今井卓尔、川濑一马等的他人写作说，又有铃木知太郎等的和泉式部本人写作说。在没有确切的史料证实前，只能从作品本身去推断，“现在抛开作者来研究作品的倾向占主流”。从内容上来说记录了长保五（1003年）年四月到宽弘元年（1004年）一月，约10个月间“女人”与帅宫敦道亲王的书信往来、独吟和歌、情感哀怨。与作者论相关，对其究竟该属于日记文学，还是物语文学也存在争议，因为作品既按照历法的月历与日历时间叙事，交织着叙述者的自我观照，因此定位为“日记”，又时常以第三者的全知视角描述主人公感知外的世界，具有物语作品的虚构性。“虽然没有汲取《蜻蛉日记》的直接源流，但是又具有日记文学的逻辑与方法，可以认为是日记文学领域具有独特个性的作品”，故将其归入“日记文学”，此观点目前得到多数学者认可。同时期的《紫式部日记》（むらさきしきぶにっき·紫式部日記），约成书于宽弘七年（1010年），作者为写有巨著《源氏物语》的紫式部（约973—1014年）。作者在过早丧夫寡居后，进宫侍从于藤原道长的女儿、一条天皇的中宫彰子。作者在日记中既从作为中宫彰子女房的视角记录了彰子所生皇子诞辰的庆事，详述了当时的仪式盛况、人们的服饰等；又冷静地凝视自我和周边世界，以私人的视角来记录人物与事件，诉说着华丽世界中自我的孤独，触探人的社会存在性。这种相对的两面性构成了此作品的□大特色。卷首描写中自然与人事相融合的美的情趣、藤原道长的普通人性形象、对同辈女官（和泉式部、赤染卫门、清少纳言）等的尖锐评价等，从中可见紫式部的内心世界，以及作为《源氏物语》作者的资质、能力。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将日记中所展示的贵族社会的人性百态引向更加广泛的规模与视野。

平安时代鼎盛的藤原道长摄关政治时期过后，□□文学也日趋衰微。《更级日记》（さらしなにっき·更級日記·更科日記）为菅原孝标之女（生年1008年，卒年不详）所作，约于康平三年（1060年）成立。作品从“我”13岁随父赴京的旅途写起，回想叙述了约四十年间的精神历程。

“我”少女时代迷恋物语，憧憬物语所描述的世界，中年经历过实际婚姻生活与□□供职生活后，才逐渐从现实中觉醒，意识到物语作品所描述的那些虚幻浪漫的东西，并不是真实人生中的幸福，佛教信仰才能给现世的人带来幸福。《更级日记》中作者自我凝视所透露出的无力的忧郁，也是平安晚期时代精神的缩影。其后的日记文学作品中，作者深刻的自我凝视、批判精神也逐渐变成微弱的哀叹与感伤。约成立于1110年的《赞歧典侍日记》（さぬきのすけにっき·讃岐典侍日記·讃岐典侍の書たる堀川院日記），作者为堀河天皇的典侍藤原长子（生卒年不详）。前半部分以宫侍日记的形式生动地描述了堀河天皇从生病到驾崩的过程，读者可明显感觉到作者对君主悲切真挚的不舍。下卷将作者对已故天皇的追慕扩展到内心世界，并且交织着侍奉鸟羽新帝的新时光。虽然作者追慕日夜照顾的先皇的悲切之情跃然纸上，但缺乏以前日记文学中自我的反思与评判，也渗透着进入平安朝的院政期后贵族社会的颓废与虚无。含有174首和歌的“私家和歌集”《成寻阿阇梨母集》（じょうじんあじゃりのははのしゅう·成尋阿闍梨母集），约成立于1073年，上下两卷。作者成寻阿阇梨之母当时已80余岁，叙写了爱子成寻阿阇梨入宋后母子分离的哀伤，倾诉了对儿子渡宋的欣喜与不舍交错的矛盾心语，展现了因为自己的老去以及爱子离去而造成的封闭的内心世界。虽说是家集，但是极具日记文学性格的作品，不仅记录和歌创作背景的“词书”增多，而且具有时间连续性的和歌较多，“集”的题名本身也非作者所赋，故也被有的学者归入日记文学范畴。但是总体来看，《成寻阿阇梨母集》中的和歌依然担负着作者情感输出的主要途径，支撑着全文的框架，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视其为具有日记文学性格的私人和歌集。

日记文学作者藤原道纲母、和泉式部、紫式部、菅原道标女、藤原长子等都是父亲为地方官“受领”阶层的中下层贵族女性。中下层贵族女性不仅担当了日记文学的书写主体，还创作出和歌、随笔、物语等绚丽多彩的文学，与男性文学共同构建了平安贵族文学的绚烂，成为日本平安王朝文学的主要承担者。女性文学可谓铸造了平安文学的□□，而女性文学的繁荣既取决于创作主体的创作意识及文学素养，也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藤原家族为中心的摄关政治的确立，使得平安贵族十分重视女性的教育。摄关家族这样的高层贵族为使自己的女儿获得天皇宠爱，提高在宫中的地位，以便维护与天皇的外戚关系，来巩固自己的政权，积□□力于把女儿打造成高雅、富有情趣的人，因此身份高贵的女子的婚姻担负着家族的命运，责任重大。虽然女子教育被官学所禁止，但多在自己家庭中进行。“有资格的贵族家庭中如果生有女子，会成为重要的财产。家人积极期待着女儿将来能够成为天皇或皇太子的妻子，并为此做着尽可能充分的准备。父母以及家庭全体成员都倾力于女孩的教养。”中下层贵族则为了自己的女儿能与上层贵族结缘，也注重让女孩在家中从小跟父亲或者兄长学习。紫式部在《紫式部日记》中写到自己从小在家跟随父亲与兄长学习，因为汉文优秀于兄长，被父亲哀叹“可惜为女子”。中下层贵族出身的女子，正是凭借自己的才能或嫁给□□，或做女房，从而得以接触上层贵族社会，□终创作出多彩的女性文学。如《蜻蛉日记》作者藤原道纲母凭以和歌造诣高的名声，吸引了高层贵族藤原兼家的注意，□终成为显贵之妻，并且婚后在与显贵们社交性的和歌赠答中游刃有余，为自己赢得了社会地位；《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枕草子》作者清少纳言，凭着颇具声誉的文学才艺作为女房进入上层贵族社会。虽然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公卿贵族会召才女封为女官，从小培育自己的女儿以期得到天皇的宠爱，但是纵使女性博学多才，也只能生活在幽闭的帷帐空间内。她们虽置身于华丽的上层社会，却被挡在政权□□之外，无权过问政治，男女关系便几乎是“世”（よ）的全部。《蜻蛉日记》作者道纲母在日记中稍微牵涉一下□□政治的事，便立即解释妇人本不该论朝政，只因为是发生在身边的人与事，出于人情而记录。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女性的教育是生活的技能，是为了更好地迎合男性，而且只被允许活跃在文艺领域。另一方面，封闭的空间却也使她们得以聚焦私人世界，进行自我观照。在对上层贵族社会的憧憬和批判的交错中，切实感触到现实残酷的中下层受领阶层出身的女子们在孤寂与不安中创造出人性鲜活的日记文学。

另外，一夫多妻的婚姻状态下，男性可以与多名女子保持情爱关系，女人却不可能得到自己依赖的男人全部的爱，总是生活在不安中。贵族男女结婚后，通常双方依然住在各自家中，晚上丈夫才到妻子身边，有了孩子后，继续分居或者男方住进女方处，少数能荣幸地入住丈夫府邸。这种“走婚制”又加深了女性的孤独与苦闷，女性只能在狭小的空间内被动等待丈夫的到来。为了留住男人的脚步，她们祈祷多生子、嫉妒诅咒其他女性、给男子送去饱含深情的诗歌，或者在文字的世界中倾诉自己的嫉妒、愤恨、不安、无助之情。这些心理与行为在中日古代女性中是类似的。但是日本平安朝的贵族女性不必如中国古代女性般受着严格的礼教束缚，也不必入住夫家处理复杂的婆媳关系、妻妾关系，有着独立思考的时间与空间，满足女人进行创作的基本需求，“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