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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永远是单数
有一段时间，我很关心文坛，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研究生刚毕业，在出版社当文学编辑，这种关心与职业有关。除了这一特定时间，无论读本科，还是读研究生，当代文坛基本与我无关。
换句话说，我一直不太关心当代的创作，虽然我早就开始断断续续地写了，但这完全是独立的行为。当了编辑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注意当代作家，那段时间看了不少作品，对当代走红的作家开始有一些初步印象。八十年代中期我对两个作家的印象比较深，一个是阿城，一个是莫言。阿城的《棋王》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我喜欢阿城小说精致的那一面，或者更直接地说，是他文字的精致，不光是小说，小说之外的文字也很精致，精致一直是我很向往的。与阿城的精致完全相反，莫言是八十年代的作家中最具创造力的作家。这特别令人向往，我一直觉得小说中应该表现出这种力度。莫言的中篇小说《爆炸》我看了好几遍，到现在有些情节仍然记忆犹新，一个男人为了离婚，带他的老婆去打胎，写得很奇妙。还有《欢乐》也很不错，不管是用词还是其他，都非常放松，极度放松。那种旺盛的精力，那种按捺不住，和精致在某种意义上正好是相反的。阿城是拼命地节制，莫言是拼命地放纵。我觉得写作总是在两极上比较愉快。反正两人的长处都是显而易见的，我希望自己能有莫言的放纵，就像希望能有阿城的精致一样。
余华和格非我很熟悉，当然最熟悉的是苏童。这几个人彼此都是好朋友，同时还有个特点，地理上的“吴越”可以把他们都包含进去。格非是镇江人，苏童是苏州人，余华是海宁人，都在长江下游这一小块地方，大家生长的环境差不多。也就是说，他们有非常相近的地域文化背景。还有一点，走上文坛的时间也差不多，评论家常常有意无意把这几个人放在一起说事。
作家都应该是一个人，作家永远是单数。如果一个作家仅仅是靠和另外几个作家名字联在一起而存在，那是件很煞风景的事。我愿意提起他们，并不是这几个人名字常被放在一起，我想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些接触之后，我们发现彼此在为人和性格上都有一些接近的地方。当然也包括文学趣味、文学观念上的志同道合，如果我不喜欢他们的作品，所谓的友谊便会大打折扣。
我和余华第一次见面很有趣。那次是和苏童一起，与余华约好了在上海车站碰头，然后去见一个台湾的出版商。苏童此前和余华见过一次面，印象不是很深，而我是根本没见过。苏童印象中的余华，只是“个子不太高”，上海火车站人海茫茫，“个子不太高”的人太多了，结果我们站在那儿，一旦看到有点“形迹可疑”的，就冒冒失失地喊一声：“余华！”喊了一次又一次，前后总有一个小时，被喊的人没一个有反应，最后觉得这种做法太蠢了，只好放弃。
我们直接去了台湾人住的酒店，在酒店门口，正巧碰上余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他描述刚刚在火车站的愚蠢行为，大家傻笑了半天。
其实余华也有糊涂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给苏童打电话，经常串到我这边来，总是一开口：“苏童——”，我说我不是苏童啊，那边就说：“噢，兆言，兆言，我又打错了。又打到你这儿来了。”然后就是一连串的笑声，大约号码本上我和苏童写在一起，他老拨错。
有时你想见一个人，有时不想见一个人，实际上是有先入之见的。心有灵犀一点通，有些话用不着多说。举个例子，父亲去世后，我写了篇散文《纪念》，余华看到后立刻给我写了一封很短的信，就一两句话，大意是文章写得真好，可惜太短了。信很短，就一句话，非常简短的一句话，但是你能感觉到他要表达的意思。说“知音”这类的话太俗气，但是确实有“心有灵犀”的感觉。许多事情尽在不言之中，其实我们之间也没有过所谓的“畅谈”，比如谈小说如何如何，好像作家同行在一起，即使像我们这样的关系，也很少在一起议论文学。碰了面都不知谈了些什么，话似乎也说了不少，但也没什么要紧的。至少从我这一方面讲，能有这样一个朋友，挺好。
这些关系比较近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也是看的。余华的东西出来了，总得看看，看了也就看了，其实以后碰在一起，未必会和余华谈他的小说。拿到苏童和格非的作品也是一样，我都会翻翻，就算是对朋友致敬吧。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是我读得最认真的，那时我正好比较闲，好像是刚完成一部长篇。有时候我正忙着，杂志上有他们的东西，也就马马虎虎地看几眼。当代作家的作品我其实看得非常少，尤其是真的以作家为职业以后。看得少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可以看的东西太多了。我平常的阅读量很大，小说甚至文学只是我阅读的一小部分。
我想余华是这几人当中最聪明的一个。吴越有别，越人和吴人还是有所不同的，我曾经跟苏童开玩笑说，如果是战争年代，余华也许能成为一个将军，如果下海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商人，我们这几人中大概也只有他能下海。他的聪明绝不是其他几个人能望其项背的。
我举个例子。比如下棋，我们有次去海南，他和王干下围棋，王干那段时间下棋很认真，不时看看棋谱，自我感觉颇好。一盘棋下来，王干赢了，连声说余华不行，水平相差太远，没办法跟他下。
余华红着脸一声不吭，接着下第二盘和第三盘，居然就把王干打败了。王干输得没脾气，说余华太厉害，下围棋现学，棋艺长进那么 快，实在少有。
认识格非似乎还在认识余华之前，是一起到山东去领奖。他是半夜到的，在车站的草地上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一早才赶到宾馆来。因此，我们见到他时是一副狼狈憔悴的样子。我和格非见面的次数很多，主要是开笔会。有一次，一个月内竟然连碰三次面，见了面彼此都觉好笑，都说，又碰到了，都烦了。如果我们四人同时都参加某个会，通常是苏童和我一个房间，余华和格非一个房间。
说到小说反响，最有人缘的当然要数苏童。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电影，虽说电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我想这与他小说的抒情性有很大关系。苏童的小说通常是抒情的，尤其是短篇，那种童年视角，那种纯真。苏童的纯真和余华不一样，余华的“真”很冷酷，甚至是残酷。苏童的小说却是一个脑子有点问题的少年，带点梦幻色彩看世界。我对苏童曾有过一个形容，他的故事五颜六色地镶在玻璃球里面，你看得很清楚，想接近却接近不了，玻璃球在转动，里面的色彩便跟着变化。所以苏童的小说很有魅力，这两年余华的小说也开始火爆起来，从商业角度来讲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是就人缘而言，至多就和苏童打个平手。
如果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的作家构成一个代的概念，和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那一代作家相比，做一个整体评价的话，我觉得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小说文体、小说语言，都有一个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是普遍水准的提高，不仅仅是某一个人或几个人。
所以今天的作家既幸运也很不幸。像吴组缃那样的文字，在三十年代很出众，摆在今天不说寻常，起码是不难得。普遍水准高了，有突破的作家也就相对减少。不管怎么说，现代汉语已经进步了，有些老作家讲年轻作家的文字基本功不好，我不知道这是针对什么而言，如果是指小说语言，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真实的评价。
对当代的作家而言，文字技巧已不是大问题。说谁语言好，不能算是好的评价。我们这一代作家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还能写出什么新的玩意来，是还能无中生有制造出什么东西，关键只是在这里。文学说到底，是看创造力。
2000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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