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还没有制造汽车、飞机的能力，也不具备发电设备、冶金设备等制造业的生产技术。那时我国的产业基础十分薄弱，农业人口占比很大，农业是经济贡献的主体。常年战争的破坏，导致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1952年，经济回升并略超过战前水平，但工业的比重仍旧很低。按净产值计算，农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74.7%，工业仅为25.3%，其中重工业占总产值的比重仅为10.8%，农业吸纳了 83.5%的劳动力，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 50.5%。工业的比重虽然略有上升，但落后的现代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发展水平十分低下，难以满足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
为推动大规模经济建设，1951年，我国开始编写并实施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一五”计划历时4年,五易其稿，确定了建设新兴工业部门和工业基地的基本任务。1956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我国的第一辆汽车。同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飞上蓝天，成功实现首飞。“一五”计划期间，全国完成投资总额550亿元，新增加固定资产达84%，五年内施工的工矿建设项目达一万多个，超额完成了各项指标，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工业建设周期长，需要的资金量大，必须结合实际协调人力、物力、财力条件，合理进行空间规划布局和技术选择。项目要求必须对具体的原料燃料供给、建设规模、工艺技术、设备选型、工艺参数和组织机构等设定技术经济定额，并进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国民经济评价。在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和形成了技术经济研究、评价的经验和方法。1963年，“技术经济”与“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等七大科学技术并列成为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新兴科学研究领域，被列入《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提出，进行技术经济的研究，是科学技术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科学技术多快好省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中间环节。技术经济对于节约科学技术研究和生产建设的人力和物力能起巨大作用。我有幸承担中央科学领导小组交给的任务，经过三年时间完成《技术经济方法论问题》研究报告。这篇报告也是目前出版的《技术经济学》的原型，报告描述了“技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共计26章24万字。
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生产、流通和消费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三个不同的组成环节。生产投入与生产环节本身同样重要，生产投入包括生产施工、建设、设计、设备采购、基础设施建设等很多环节，需要将生产投入单独进行研究分析，形成“投入-生产-流通-消费”的社会经济循环系统。《文化技术经济研究新视角》将文化产业的创意生产环节作为研究重点，基于技术经济学的生产要素六元理论进行分析，并结合文化产业的生产特点，将生产要素延伸拓展，创新研究了文化产业的六个生产要素。
文化技术经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文化具有传承和周而复始延续的特征，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文化能够以多种形态存在，文化存在的形式由采用的文化技术手段决定，文化技术的发展水平影响了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文化技术创新是人们在劳动实践过程中，适应自然、改造社会及丰富人们精神财富内涵的结果。文化创作与文化生产不能截然分开，两者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从图书出版印刷、广播电视传输、电影院线和舞台演出到文化产品在移动终端等网络化、数字化平台的传播，文化产品和服务都需要借助一定的文化技术。文化技术创新不仅能激发文化创作的生产活力，而且能够进一步挖掘文化内容本身，通过应用新的文化技术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技术改造，实现文化技术经济的创新。
文化生产和创作不仅产生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产生精神效益和社会效益。文化生产与一般的生产不同，文化生产是对文化内容的生产，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演进为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工业基础设施的制造业大国。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文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把文化作为衡量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尺度，让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要。 因此，要研究文化技术经济，必须充分尊重文化技术发展规律，认识文化技术和经济的发展规律。《文化技术经济研究新视角》从文化技术经济六个生产要素的共同作用、共同影响进行研究分析，探讨了文化技术与经济的发展规律，并用奥运会举例研究促进城市向更高层面的创新转型，是一个新的尝试。了解产业发展的一般特征和文化产业的特殊要求，认识生产要素配置对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才能更好地把握文化技术经济的发展规律。文化技术经济这一研究领域，还有着深入探讨的广阔空间。希望在进一步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将文化技术研究融入科技创新和服务模式的创新当中，更大地发挥文化价值的引领作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
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5G、区块链等新兴的信息化技术，是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对公共文化服务和增进民生福祉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任务，明确要求“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20年，我国首次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载体，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拉动，将带动劳动力、技术、资金、文化、知识等多种要素的流动，助力民生改善，促进文化精神服务的提升。
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对疫情缓和后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要注重研究新科技对文化进行的数字化改造，将文化内容与新的科技结合，培育数字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要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角度，看待文化技术经济问题。数字化转型不能只依靠部门推动，更需借助市场和企业的力量去执行和实现，在制度化的过程中形成各部门的协作，实现整体上的共同参与和推动。为满足人们多样的文化需求，以数字为代表的新科技及其应用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应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创新驱动的战略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研究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实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持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引领创新发展，努力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建成现代化强国。
徐寿波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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