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那些事儿_汪一凡著_9787542927453

　　活跃在近现代的老一辈会计人：他们是谁？他们是怎样一种活法？他们对中国、对世界有何贡献？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复式簿记是怎样引进中国的？改良中式簿记是如何发展的？红字冲账法是哪里发明的？“机械化会计”是怎么回事？“帐”和“账”到底该用哪个字？

　　近年来，笔者有兴趣于中国近现代会计史，很想知道的是活跃在近现代的老一辈会计人：
　　他们是谁？
　　他们是怎样一种活法？
　　他们对中国、对世界有何贡献？
　　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心中也萦绕着大大小小的疑问：
　　复式簿记是怎样引进中国的？
　　改良中式簿记是如何发展的？
　　红字冲账法是哪里发明的？
　　“机械化会计”是怎么回事？
　　“帐”和“账”到底该用哪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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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常去翻拣故纸堆，在飞扬的灰尘中边打喷嚏，边用心灵去聆听父辈、祖父辈的会计学者“讲那过去的故事”。不经意中，自己也恍然如出土文物般心如止水，快意无边。浏览史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原来中国的会计前辈中，不乏有个性、有主见、敢于担当的人物，他们秉持各国学术平等的心态，既会“取经”，也会“造经”，并非唯唯诺诺的“逢洋必学”之辈，这是最值得今人学习的。由于读者未必有条件接触史料，以上问题想必也是读者们所感兴趣的，所以将笔者所见所闻奉献给大家。主题不拘，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夹叙夹议，亦庄亦谐。其中部分文章的内容曾在《新理财》连载过，恕不一一注明。
　　写作本书，也带有史料钩沉、抢救老照片的用意。在笔者的厦门一中校友中，有多人从事文史研究，在史家的耳提面命之下，对引用史料的原则也略知一二，应是“宁繁勿简”，即尽可能原样引述而不要任意删节，更忌无依据地自由发挥。理由有二：
　　其一，研究者所看到的史料，别人限于条件可能得不到，甚至已是“孤本”，“原样引述”为其他学者提供了发表赞成或批评意见的共同基础，并提供了进一步研讨的线索；而且，用点篇幅照抄下来，也许会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些许方便。
　　其二，由于战乱、火灾、虫害和自然损坏等各种原因，研究者所引用的资料原件还有可能最终归于荡然无存。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原样引述就是为其留下了可靠的“副本”，有许多现已失传的史料就是借助于其“副本”而为后人所知的。民国以来，由于造纸技术的改变，有些纸张已不能长远保存，抗日战争时期的毛边纸出版物更是如此，双面印刷方式又限制了传统裱褙修复技术的使用，对于近代的史料而言，这个“备份”的作用就更为重要了。

　　蔡锡勇与《连环帐谱》
　　中国会计界独特的怪现象是：近百年来，各种不同的记账方法，前赴后继地粉墨登场，合成一股潮流，与借贷记账法分庭抗礼。借贷法究竟得罪谁了？
　　依笔者看来，其最大问题是在记账符号上：任何一个初学者，只要试图理解“借／贷”，便只有一个“晕”字，越是用功，反而越想不明白，唯有不去想它，才能好过些。读者诸君扪心自问，必然同意此说。有人以为，在大学、研究所的学者总该大彻大悟吧，其实拿了博士、当了教授也不过是多年媳妇熬成婆，继续“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而已，一代代中国会计人便是这样昏头昏脑地成长起来的！肯定是在哪里出了问题，让我们回顾一下复式簿记的引进历史吧。
　　史料告诉我们，第一位将复式簿记引入中国的，是蔡锡勇先生（1847--1898）。蔡氏字毅若，福建龙溪人，早年以各科成绩俱列优等毕业于北京同文馆，曾随清廷首任驻美钦差大臣陈兰彬（荔秋）赴美任译官、参赞，回国后旋被两广总督张之洞罗致入幕，任洋务局委员。这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才华横溢的人物，上海外国语大学葛继圣教授有过专门研究，在台北《珞珈》上发表过《中国近代史上十个第一的蔡锡勇》，笔者所见到的是另一文章《中国近代高校第一位校长、中文速记首创人——蔡锡勇》（《广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故此，不惜多用些笔墨摘抄该文，以飨读者。
　　根据葛继圣教授的文章，我们已知蔡氏至少有三个第一：中国速记创始人，引进西方复式簿记的第一人，中国近代高校第一位校长（武汉大学前身“自强学堂”总办，自强学堂比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早5年创立）。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对其手下干将蔡锡勇极为赏识和重用，在上奏清廷的《蔡锡勇留粤补用片》中称：
　　“粤东官吏，结识洋人者甚多，而讲求洋务者甚少。向来号称熟悉洋务者，非学识粗浅，即品行猥杂。唯蔡锡勇，志向端谨，才识精详，因专派充当洋务委员，承办各事，均能深明大体，动协机宜，实为办理洋务不可多得之人……”
　　在《保荐蔡锡勇片》中，张之洞的评价是：
　　“该员深通泰西语言文字，于格致（即近代物理——葛注）测算、机器、商务、条约、外洋各国政事，无不详究研询，属通达事务，体用兼赅。臣所见办理洋务之员，其才品兼优，事事著实，实无有能出蔡锡勇之右者……”
　　蔡锡勇因此奏折而获“赏二品顶戴”，从当今“县处级”只换算为当年的“七品”，自可想象其位高权重。令人称奇的是，在繁忙的洋务工作之余，蔡锡勇居然还能潜心于“他山之石”的研究。他是毫无争议的中国速记第一人，他写道：
　　“余昔随陈荔秋副宪出使美、日、秘三国，驻华盛顿四年，翻译之余，时考察其政教风俗，尝观其议政事，判词讼，大庭广众，各持一说，反复辩论，杂沓纷纭，事毕各散，而众论异同，业皆传播，记录稠叠，稿常盈寸，揣其必有捷法，继询彼邦人士，始知有‘快字’一种，行之已久，作者不一家，师承各异，然皆能笔随口述，不假思索，手不停挥，率每分钟能作二百余字……”
　　回国后，蔡锡勇在研究古今音韵学的基础上，写出中国最早的速记著作《传音快字》，于1896年由湖北官书局镌印出版，并在由蔡锡勇兼任“总办”的自强学堂中进行教学。此后，其子蔡璋应清廷征召担任资政院速记学堂总教习，为中央、省、县各级议会培训速记人才。从清末资政院、民国北洋政府国会到南京政府立法院，蔡氏父子发明的中文速记术开创我国早期速记运用的范例，蔡璋本人还三任速记长。现在，每逢8月8日中国速记节，速记界都要纪念这位中国速记创始人。
　　蔡锡勇早年在国外任职期间，也发现西方国家的政府机关、金融机构以及工商企业均普遍采用复式会计制度记账方法，其严密、科学、实用性均远胜于我国旧式四柱账法。于是他在创造中文速记术之后，工余又埋首钻研西方复式会计制度，终成《连环帐谱》，书稿杀青后未及出版，蔡锡勇便去世了。1905年，始由其子蔡璋校订后由湖北官书局镌印出版。
　　在《连环帐谱·连环帐凡例》中，蔡锡勇指出：
　　“连环帐谱创自意大利国，欧美两洲经商者无不效之，其妙处在一收一付，一该一存，凡货物出入，经我手者，必有来历去处。我该即彼存，彼该即我存；我收即彼付，彼收即我付；无彼我之可指者，如买物，则物该银款，银款存某物，所谓连环也。……结帐时，所该必与所存相符，如有不符，即是错误，亟须查明更正。”（转引自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下册320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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