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对于每一个在世间生存的人来说，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要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其真意何在？”谈及人的“现实生活”，就必然涉及人的“精神生活”，尽管自陷入凡世俗务后人的精神追求日益匮乏，人类已经可怜到难寻精神归家之路，但依然挂念着“存在的真意”，只有诉诸信仰，人们才能寻获生命存在的意义支撑。将信仰与人的现实生存联系起来看，“信仰能够给予人生以最广大的意义，在解释与构筑人生方面，它比科学具有更大的作用”。信仰为人类开启了一个神圣的意义世界，为人类精神构筑了一个温暖的家。对于主体生命而言，信仰表征着属人世界的内在规定性，唯有信仰，才算存在。追求信仰、关注信仰问题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必然课题。
就信仰研究本身而言，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却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纵观人类的发展史，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陷入如此尖锐的生存困境甚至悖论之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人们改造利用自然的能力达到极致却也导致了大自然对人类的疯狂报复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不断充盈着个体的物质生活却无法为其提供生命意义的终极价值关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全球化的发展不断拉近人们的物理距离却无法增强人们之间的信任感。人类没有一个时代如今天这样拥有如此多的成功和辉煌，也没有一个时代如今天一样对自身持如此否定的态度。这种寓于人类生存现实中的对立和冲突撕扯着人类的灵魂，使我们感到一片茫然，给人一种无所适从、仿佛要毁灭的感觉。于是，无论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还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信仰的“被放逐”成为现代社会存在的一种基本问题，并被视为一种现代性现象。
在当代，当信仰问题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突出问题时，信仰研究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研究立场可以是不同的，其研究视野可以是全球化的，于是，一批批关于信仰问题的新的研究成果不断产生。从人们对信仰已做的研究和把握来看，从认识论的视角切入，可以将信仰理解为人的认识过程中的一种内在机制或必然环节从心理学的角度上看，可以将信仰等同于信仰主体的一种心理机制或精神状态从价值论角度来看，可以将信仰看作是对主体生存发展的精神需要的满足从宗教学的立场出发，可以将信仰视为一种与超验对象紧密相连的神圣体验从活动论的角度来看，可以将信仰视为人类掌握世界的永恒的方式。但是，上述的研究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及信仰问题在人类现实生活中的根本性，因而，国内一直潜心于信仰研究的学者荆学民曾指出上述关于信仰问题的研究在“问题归属”上都有偏差或不到位之处。他认为“从现在对信仰研究的深度来看，信仰问题，只能是人类‘生存论’层面的问题，单一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乃至活动论，都不足以对信仰做出全面而深刻的研究。”作为人类生活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信仰绝不仅仅是宗教活动独有的表征，它广泛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有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虽然其存在和表现形式有时可能会超越存在本身，但人类生活始终是信仰所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最终根据。因此，将信仰置于生存论的层面加以考量，深入人类生存实践之中解析信仰的本质和特征，已经成为理论研究继续前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今时代，由于人类在现实层面上和精神层面上所遇到的种种困扰，人类存在意义的澄明直接关系到人类和整个世界的未来。从生存论层面对信仰加以研究和考察，既扩展了信仰问题的研究视野，也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可借鉴的理论参考。对信仰问题的深入研究既是人类自我认识的深化过程，更是人类自觉的生存—实践的过程，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上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首先，生存论视域下的信仰问题研究能够为文化的比较研究提供有益启示。人类所创造的恢宏的文化世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同时也蕴含着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立，这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及对立缘起于何处又如何能消解，恐怕独于文化之中很难找到准确的答案。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内在核心，信仰是人类文化创造的起点和终极价值归宿。现实生活中，人类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从根本上表现为信仰的对立和冲突，因此，在实存的生活世界中居于信仰的高度来反思人类的文化现象和精神现象，应该成为促进文化共发展与共繁荣的逻辑起点。在生存论的基础上围绕古今中外具体信仰形态进行相关的研究，对于促进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于实现文化的交融对话能够提供一定的有益启示。
其次，生存论基础上的信仰研究也能丰富人学研究内容。当代人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进行全面完整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的本性需求，因此，试图确证本我生命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是人学研究的必然选择。人类进行的信仰追问和反思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生命意义的自我觉醒和价值关怀过程，因此，基于寻获人类完满的生存境界这一旨趣对信仰问题进行全面动态的历史考察，既深化了人类的自我认识，也为当代人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补充，丰富了人学研究的内容。
另外，信仰的生存论理解拓宽了现代信仰研究的视角，促进宗教学研究的不断深化。长期以来，由于对人类信仰生活的狭隘理解以及现实生活中宗教信仰活动的丰富，宗教学研究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理论热点，也成为人们关注信仰问题的主要视角。站在生存论的高度上将信仰与人类生命存在的意义求索联系起来，不仅使得对信仰问题的研究跳出了以宗教论信仰的狭小视域，对于揭示宗教信仰在整个人类信仰生活中的地位和发生演化的规律，探析当代中国宗教热产生的深层根源，深化人们对宗教的辩证的理性认识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最后，信仰问题特别是信仰危机的生存论解释对于规避实存的信仰危机的消极影响，以及激发人们的信仰自觉有一定的意义。基于当代人类在精神和价值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所进行的哲学反思，从哲学层面上把表征着人的完整存在的信仰作为与人类生命休戚相关的一个范畴来加以研究和考察，最终目的是要帮助人们破解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消除人们对信仰危机的消极心态，引导人们将信仰的迷失与困惑看作人类自我觉醒并创造理想生存境界的必经环节，使人类信仰生活由自发走向自觉。另外，从实践—生存的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价值理想，对于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现代社会中，人类在告别传统信仰、失落了传统生活的意义之后，新的信仰和新的意义尚付阙如。人类继续前进的方向作为人的生命向度，不应当外在于人，而应该在人更本真、更完满的存在中去寻找。通过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生存论思想，就马克思主义信仰所敞开的生存视界进行深入研究，就能够在揭示人类生活“异化”状态的基础之上彰显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类解放这一最高旨趣的时代价值，在现实层面上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一条永恒的信仰追求之路。
在西方社会，源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历史沉积，宗教信仰一直是人们的主要信仰形式，因此，学者们对信仰的早期研究主要是对宗教起源、本质及其历史沿革的考察。早期，拉丁教父德尔图良提出“正因为荒谬，所以才信仰”的命题，奠定了后世基督教文化的基调。经院哲学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纳认为，神学主要是探究超于人类理性的优美至上的东西。与其他科学只关注到理性所能把握的东西不同，“神”的存在有可能借助理性来发挥，但理性并不是唯一选择，神是需要诉诸信仰的，关于上帝的种种认知构成了宗教神学，而神学就是信仰的全部。在宗教的非理性氛围中，在神学的笼罩之下，信仰只有通过神学表达出来，才能被等同于宗教神学。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虽然蓬勃兴起的人文主义运动揭露了宗教神学的荒诞虚伪，但哲学更多地是驻足于认识论立场探究人类整体的存在方式，依然没有从哲学层面将其驳倒。无论是从经验论出发，将信仰视为建立在经验之上人类认识的一个分支，还是站在唯理论的立场上，将信仰理解为独立的认识领域进行更为详尽的解析，信仰作为一种确认的观念，始终是以认识的一种方法而存在，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在拓宽了信仰研究的同时，也使对信仰的研究囿于认识论。这种限于认识论的信仰解读，显然无法真正表达信仰的确切内容。
一般来说，存在主义层面的信仰研究始于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通常被视为存在主义之父，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反对绝对理性的人，他深刻地影响着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对于克尔凯郭尔、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萨特等这些存在主义者来说，现实存在的个人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这一问题诉诸理性是无法解决的，最终要靠个体的生命意志、情感体验和自由选择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占据人类精神制高点的信仰就成为真理。只是，由克尔凯郭尔所开启的这种哲学路向太过关注人的个体生命和感性生活。当人的同一性、普遍性被刻意剥离之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很容易沦为一个个的杂多。当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信仰取向产生矛盾时，人类的社会共同性又该如何维系？人类整体的团结又如何可能？在这个现代哲学特别是生存论哲学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上，存在主义者的解答显然过于消极片面。
后现代主义哲学摒弃了形而上学的传统哲学观，推崇平等、多元、对话和不确定性。在对现代主义进行解构批判的过程中，这种对于平等、价值多元和不确定性的信念固守使得后现代主义哲学无法真正走出现代主义，而是陷入形而上学的新一轮循环中，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找寻生命意义时再次陷入价值选择的困境，人类精神在当代依然面临着信仰危机和选择困境等问题。后现代主义哲学本身的发展脉络不仅表明“整个哲学史不过是各种信仰演化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将人类的信仰生活从长时期的被遗忘中推向了前台”，促进了人类信仰生活的自觉化，但是，对于人类开创更高生存境界的精神信仰需求，后现代主义显然同样无能为力。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只能从马克思主义所敞开的生存视界中去寻找现实的答案。
国内学者对信仰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是信仰研究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人们对信仰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对共产主义的宣传与论证，信仰政治化倾向比较明显，对于除共产主义以外的其他信仰形态鲜有涉猎，即使有也往往浅尝辄止，仅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各种宗教的形成发展以及交流情况进行描述，服务政治的阶级倾向性是信仰研究的首要任务，从哲学视角审视信仰的文化生成性退居其次，对信仰一般范畴的研究更是缺乏，研究视野相对狭窄，学术争鸣不大。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现在属于信仰研究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关于信仰问题的研究也逐渐突破原有的政治性框架，深入信仰生成的社会、心理机制层面，广泛拓展至人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哲学等相关领域，将信仰与人生存的多样化需求紧密联系起来。作为一个基本的哲学范畴，信仰从“或共产主义或宗教”的二元选择中超脱开来，被置于广泛的领域中，成为人们从多维角度进行专门研究的对象。围绕着信仰基础理论、信仰危机和信仰重建等社会热点问题，学者们的讨论研究极具张力，开创了当代中国信仰研究的宽泛学术氛围和系统学术结构，为深化信仰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无论是过多地侧重于信仰的精神心理层面而忽视其客观基础的认识论和心理学角度的阐释，还是关注信仰的终极价值意蕴而忽视其深刻的认识论根源的价值论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目前，我国国内将信仰问题与人的完整性和动态性的生命存在联系在一起，从生存论角度进行的信仰问题研究尚处于“初级起步阶段”，虽然已经起步，但尚待充实完善。本书选取生存论的视角来研究信仰问题就是为了将信仰问题与人的完整性、动态性的生命存在联系在一起，开拓信仰研究更为宽泛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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