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自述_[法] 杜拉斯著，裴素娟译_9787201167596

　　杜拉斯是20世纪有影响、具个性、富魅力的一位女作家。她1914年出生于法属印度支那。18岁时移居巴黎。颠沛流离的生活、困顿窘迫的家境、坚强独立的个性造就了她不平凡的一生。1950年发表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使杜拉斯一举成名，之后她便成为西方文学界的一支奇葩。她的作品始终围绕着爱情和孤独两个主题展开。扑朔迷离的情节，支离破碎的结构，晦涩难懂的语言，却掩盖不了作品的生命力和战斗力，这是她的小说吸引人的地方。已故知名作家王小波曾说，现代小说的高成就者是卡尔维诺、君特格拉斯、莫迪亚诺，还有玛格丽特.杜拉斯，可谓一语中的。除了文学创作外，杜拉斯也积极从事社会运动，她始终关注殖民、战争、种族歧视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并且向世界，上所有不公正的现象发出正义的谴责。她在中国有广泛的读者群，但关于她的传记在国内却极少。该书试图通过对杜拉斯著作、书信、演讲等的整理加工，择取具代表性的精彩文字，从青年时代、三种身份、爱情至上主义者、小说、政治观点、思想和晚年七个方面展现了一个真实的杜拉斯，使得读者可以深入了解杜拉斯的个人生活和思想世界。
　　《杜拉斯自述》对于提高读者文化素养，了解西方文化经典提供了很好的读本，因而有着较高的社会效益和市场价值。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最特立独行、最魅力四射的女作家。在近半个世纪的艺术创作生涯中，杜拉斯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熔小说风貌、戏剧情节、电影画面与音乐色彩于一炉”的五彩斑斓的艺术世界。《情人》为她斩获了1984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也为她赢得了法国乃至全世界如潮的读者，从此杜拉斯在法国、在整个世界文坛都拥有了一席之地。据不完全统计，杜拉斯的作品已被译为三十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喜爱她的读者中间广泛传阅。她也被法国著名传记作家劳拉·阿德莱尔赞誉为“当代法国最富创造性的杰出人物”。
　　杜拉斯早年生活在法属殖民地越南，那是杜拉斯的生命底片。那里的稻田、罗望子树、湄公河、渡船……都是她成长的背景，都让她终生魂牵梦绕。不过，那里也有她难以摆脱的梦魇。母亲平素偏执地专宠大儿子而忽视一双小儿女，尤其对毫不起眼的杜拉斯要么冷漠相待，要么非打即骂。虽然杜拉斯作为一名白人有着一种种族上的优越感，但与这种白人优越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济上的困窘。他们家在白人圈子里是经济上的困难户，她母亲终其一生都在为摆脱生活的拮据而苦苦挣扎。为了实现“稻米女王”的梦想，母亲曾放弃可免费获得的三百公顷的土地，被骗用二十余年的积蓄购买了几乎常年被太平洋海水淹没的根本无法耕种的租让地，又徒劳地雇工修筑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却以失败而告终。为此经济彻底陷入窘境的母亲几近精神崩溃。年少的杜拉斯曾目睹母亲为了维护在白人圈子里的体面和尊严趁着黑色夜幕的掩护偷偷地去偿还高利贷。尽管这样，还是有债主到他们家里来逼债，在他们家的客厅里拿不到钱就赖着不走，爱面子的母亲哭泣着把钱甩给他们，他们才障悻离去。这样一位屡屡遭受生活重创而变得悲观失望的母亲对杜拉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母亲的这些形象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在她的诸多作品中，如《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等。
　　在东方的法属殖民地成长的杜拉斯对那里有一种潜滋暗长的情愫。在她早年模糊的记忆中总是萦绕着湄公河冲积平原上的阳光、一望无垠的稻田、弥漫于周围的安南口音、暹罗森林里平房游廊上的月光……这片她生活过的异国土地对她来说是“母亲的土地，故土和精神的栖居”。生于斯长于斯的杜拉斯把越南视为她的老家。十八岁时，回到法国的她不但难以忘怀曾经生活了十多年的越南，而且也难以融入法国的生活，这两种迥异的元素在她的生活、身体、灵魂中剧烈地冲突碰撞，使她陷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在这种日夜缠斗不息的危机的包围之中，她觉得“我的老家越南又来报复我了”。杜拉斯用写作来突围。写作给予了她第二次生命，这些诉诸笔端的文字纾解了长久以来困扰她的早年的心理创伤和情感危机，让她在探索独特的适合浇灌她心中块垒的文字的过程中不断地成长成熟，终于有一天那个曾经觉得无处容身、孤单无助的小女孩破茧成蝶。
　　人生早年经历的许多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使杜拉斯成为一个叛逆而富有激情的女人，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种不可遏制的叛逆和激情体现在对自由的狂热追求中。为了获取她向往的理想的政治自由，二战时期她参加了抵抗运动，后来又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她激情澎湃地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之中，1960年介入阿尔及利亚独立事件，1968年投身于“五月风暴”中。她的一生都在为自由而不懈斗争。
　　杜拉斯对政治自由追求的过程伴随着她对性自由的探索。毋庸置疑，杜拉斯是一个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家，也是一个爱情专家。不仅如此，现实生活中，她也在用行动践行着她性自由的观念。欲望是她的行动纲领。她一生都在追求欲望的满足，都在满怀激情地捍卫着女性获得肉体欢娱的权利，在肉体的欢：愉中不断抵达她所向往的女}生的极致自由。在对性自由的追求中，杜拉斯试图找到因童年受到劫掠而失去的心理平衡，延续因亲爱的小哥哥突然离世而中断的兄弟情结，探索女性解放的途径。那个童年生活于经济与精神双重飘摇中的小女孩长大了，她要成为自己人生航向的舵手。
　　自诩为爱情专家的杜拉斯的笔下有许多关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社会阶层等各种原因导致的异化的爱。《广岛之恋》中那个无名无姓的法国女人和初恋情人——一名德国士兵的爱情成为不可饶恕的错误的爱情。在战争的大背景下，爱情成为错误的渊薮。人们宁可视厌倦无聊为被容忍的美德，也不愿两个年轻鲜活、富有生命活力的异国年轻人去追求他们美好而神圣的爱情。这种战争中受人们诅咒的爱情的结果是德国士兵在战争结束即将与自己的恋人追寻属于他们的幸福的黎明时分被法国的无名复仇者击毙，而遭受失去恋人之痛、幸福幻灭之悲的女人非但没有得到人们包括亲人们的丝毫同情，反而因为这段战时的恋情被剃光了头发游街不众。在《情人》中，白人女孩“我”与中国情人的恋情：因为种族主义的隔阂而被扭曲异化。“我”爱他和他的金钱、他的社会地位息息相关。更为吊诡的是，“我”的家人在享受着他带“我”们去当地最奢华的消费场所吃喝玩乐的同时，却对不是白人的他视而不见、置之不理。这是一种因种族主义、金钱至上而导致的畸形的爱情，中国情人一直处于卑微的从属地位，像是一个爱仆。而在“我”要离开他回法国时，“我也哭了，但却没有流泪，因为他是中国人，不应该为他流泪”。
　　这些异化的爱实际上是越界的爱情，有的是跨越国界、种族的爱情如《情人》《中国北方的情人》《广岛之恋》中的爱情，有的是跨越阶层的爱情如《厚颜无耻的人》，有的是跨越道德与法律界限的爱情如《夏夜十点半》。这些或真实或虚构的越界爱情和现实中杜拉斯的感情过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早年和中国情人的恋情，在和罗伯特·安泰尔姆的婚姻存续期间和迪奥尼斯·马斯科罗的恋情、米拉尔·雅尔罗的激情，六十六岁的她和二十八岁的扬·安德烈亚的金色黄昏之恋都似乎佐证了杜拉斯的一生都听从内心欲望——爱、性、死亡的召唤。
　　杜拉斯的作品是以其家庭、其自身的经历为蓝本创作的。她曾说过：“读者——忠实的读者，不带任何条件的读者，对我书中的人物都是认识的：我的母亲，我的哥哥，我的情人，还有我，地点都是我过去已经写过的，从暹罗山到卡蒂纳大街，许多地点都写过……”她书中的许多人物和情节像一块块拼图一样在或隐或现地拼凑着她的人生。《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夏夜十点半》《死亡的疾病》《情人》等都是探索杜拉斯人生迷宫的或隐或现的阿里阿德涅的线团。
　　“玛格丽特·杜拉斯生在越南，在那里她父亲是数学老师，母亲是小学教员。除了童年时代在法国有过一段短暂的逗留，她直到十八岁才离开西贡。”这段杜拉斯多次使用于其书前的自我介绍表明，她的一生都已居留在那个业已远逝的越南，停滞于司汤达所谓的永无止境的童年。离开越南多年的杜拉斯通过回忆和想象构建了她心目中的东方——越南。随着西方文明的逐步崛起，东方被西方定势想象为贫穷落后、疫病泛滥的危险之地。而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她的父母是受法国殖民当局美化殖民地的宣传蛊惑才来到这片所谓的财富、冒险和梦想的地方的，但迎接他们的是越南让人有气无力的炙热、成群结队的麻风病人和不可掌控的生活及命运。
　　在她笔下，这种离开多年之后通过不断回忆建构起来的真假相间、虚实交织的文本世界成就了杜拉斯书写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历史性。虽然“东方”一词并没有出现在她的文本中，但东方的因子却是时时处处徘徊于其文本世界中的幽灵。在大约写于1950年的一篇名为《中国的小脚》的短文中，五岁时曾到过中国云南的杜拉斯写道：“中国是永恒的……中国广袤、残酷、善生养，在那里孩子们都非常不幸……爱情被放逐。”这段话表明在杜拉斯的心目中至少是在她幼时的记忆里，当时的中国停留在象征着扼杀和禁锢自由与生命的中国女人缠得畸形的小脚和路边随处可见的小摊上的旺鸡蛋两种典型的意象上。“中国完全远去了，我的小脚小鸡的世界沉没到无尽的黑暗里，无依无靠，但我又能怎样?”四十余年后的杜拉斯通过回忆重构了五岁时耳闻目睹的中国。
　　在杜拉斯关于中国情人的不同版本中，情人都有象征着身份与地位的奢华汽车，闪耀着诱人光泽的大钻戒，身着价格不菲的高档柞丝绸服装，曾留学法国，对白人女孩一见钟情。20世纪40代的《战争笔记》中的雷奥在白人女孩眼中是丑陋愚笨的安南人，他的吻让她感到恶心，“有一种灵魂都被强暴了”的感觉。50年代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70年代的《伊甸影院》中的诺先生送的小礼物和留声机讨得了苏珊的欢心，而他的吻让她“仿佛挨了一记耳光似的”。1984年的《情人》中，情人告诉“我”：“他是中Ilia，他家远在中国北方抚顺”。《情人》里的故事已成为“一种糟透了的爱情”故事，而不是之前的那种可以说是纯然的金钱故事，这里的吻已有了让人沉醉的爱情之吻的意味。1991年《情人》的电影版《中国北方的情人》里，在湄公河的渡船上欣赏远处风景的情人比《情人》中柔弱羞怯的他更强壮了点儿，更大胆了一些。学业有成的他富有爱国情怀：“我爱堤岸。我爱中国。堤岸也是中国。”在此，白人女孩和中国情人双双坠入情网，“故事已经发生了，已经不可避免。一个爱隋故事，一场令人目眩的爱情。始终没有结束。永远没被忘记”。电影里的情人用幽默文雅的言谈征服了白人女孩的母亲和大哥。过去几十年中，情人形象与地位的嬗变在无形中表明：随着不断强大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杜拉斯笔下中国情人的形象也在相应地改变、成长，直到最后获得了发自内心的自信并赢得了来之不易的爱情。
　　对于杜拉斯来说，只有通过写作将早年的种种经历诉诸文本，早年经历的苦难才能不再是一种耻辱，才能让她可以重拾心理上那种长久以来失去的平衡，平静地去面对去接受曾经让她难以释怀的过往。通过这种书写，“我发现书就是我。书唯一的主题，就是写作。写作，就是我。因此我，就是书”。她曾说过读者读的是书，而不是作者。
　　杜拉斯曾说：“观看这个世界，就是我在世上的职责所在。”一直努力将生命融入创作的杜拉斯总是试图从女性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思考人生问题，解决人类生存的困境。她的书和电影中关于爱情、性、背叛、欺骗、贫穷、疯狂、死亡的元素比比皆是。受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一向特立独行的杜拉斯的作品中有强烈的女权主义倾向，她也因此成为最早在创作中应和世界女权主义运动的作家。此间，杜拉斯寻找到了独属于女性的自我意识，满怀激情地将女性的生活经历、女性的身体置于退隐为背景的男权社会的中心。她笔下的众多女性也从男权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他者”“被看者”转变为扮演主动角色的“自我”“注视者”。这种男女两陛角色的倒置凸显了杜拉斯女权主义的思想意识。《情人》中十五岁的白人女孩虽然最初也是被看，但在这种被注视中她的自我意识觉醒了，“我知道那不是什么美不美的问题，是另一回事，是的，比如说，是性的问题”。而且她也意识到女性的美不在衣服、不在装扮、不在昂贵的首饰和奢华的化妆品，而在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欲念。欲念潜伏于引发它的人身上，而不在他处。只要那么一眼，就会出现，要么就根本不存在。欲念就像一见钟情一样，要么一见倾心地彻底沦陷，要么成为陌路人从此海角天涯。在这里，成年男性的注视成为白人女孩自我意识觉醒的触媒。在后来两者的关系中，白人女孩一直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情人则始终处于卑微、怯懦的从属地位。男性成为女性眼中的男人，他的“肌肤有一种五色缤纷的温馨。那身体是瘦瘦的，绵软无力，没有肌肉，或许他有病初愈，正在调养中，他没有唇髭，缺乏阳刚之气”。这种用女性眼光审视男性的书写具有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无独有偶，在杜拉斯后期拍摄的电影中，女性琐碎的日常生活被置于聚光灯下。女性单调乏味的洗碗也被镜头用四分钟去表现、去呈现。不仅如此，现实生活中的杜拉斯也无畏地为女性发声，如克里斯蒂娜·维尔曼事件。杜拉斯曾说写作就是写自己的命运。就这样，杜拉斯将长久以来男权社会为束缚女性而精心编织的密网撕裂，让女权主义的阳光丝丝缕缕地照进了女性挣扎于其中的男性主导的世界——至少女权主义的阳光已透射进来了。
　　在半个世纪之久的创作活动中，大胆创新、永不满足的杜拉斯曾经写过小说、剧本、电影脚本，拍过电影，尝试了现实主义、心理小说、“新小说”等多种多样的写作手法。她的一生都在追求独特的人生体验，独特的艺术表达。不论是籍籍无名的她还是声名鹊起的她都把她创作的每一部作品视为零的开始，而不是圆满的终结。终其一生她都在突破过去的自我，塑造着新的不断前进的自我，不断地塑造着那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的杜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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