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序
文稿一旦变成铅字，一旦成为一本装帧得或粗糙或精美的书本，那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了。它将离你而去。它将行走于世间。它将开始它自己的宿命。它或被读者供之于殿堂，视为经典， 视为对这个时代的一份备忘录；或被读者弃之于茅厕；或被垃圾处理厂重新化为纸浆，以期待新的人在上面书写新的东西。凡此种种，那就看这本书它自己的命运了。
这时，于作者本人来说，倒是没有太大的干系了。于是他成了一个旁观者。他和这本书唯一的联系是，那书本的额头上，还顶着他卑微的名字。知道《一千零一夜》中的《渔夫和魔鬼的故事》吗？渔夫打开铅封的所罗门王的瓶子，于是一缕青烟腾起，魔鬼从瓶子里走出来，开始在世界上游荡，开始在暗夜里敲打你的门扉。渔夫这时候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一手拿着空瓶子，一手捏着瓶子盖儿，傻乎乎地看着他放出的魔鬼，横行于世界。
此一刻，在这二十五卷本的《高建群全集》即将付梓出版之际，我感到我的已日渐衰老的身躯，便宛如那个已经被掏空的——或者换言之说——魔鬼已经离你而去的空瓶子一样。此一刻，我是多么的虚弱而疲惫呀。
人生一场大梦，世事几度秋凉。一想到这个名叫高建群的写作者，在有限的人生岁月中，竟然写出这么多的车载斗量的文字， 我就有些惊讶。一切都宛如一场梦魇！这是一笔一画写出来的呀！ 如果我不援笔写出，它们将胎死腹中。但是很好，我把它们写出来了，把它们落实到了纸上。
那每一本书的写作过程，都是作者的一部精神受难史。
建于西安航空学院的高建群文学艺术馆，要我给一进馆的墙壁上写一段话，于是我思忖了一个星期，最后选定将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中的一段话，写在那上面。那么请允许我，也将这一段话写在这里：
是什么东西迫使一个作家，从事这种庄严的但却又是异常艰辛的劳动呢？首先是心灵的震撼，是良心的声音。不允许一个写作者在这块土地上，像谎花一样虚度一生，而不把洋溢在他心中的，那种庞杂的感情，慷慨地献给人类。
谎花是一种虽然开放得十分艳丽，但是花落之后底部不会坐上果实的花。植物学上叫它“雄花”，民间则叫它“谎花”。
我们光荣的乡贤，以大半辈子的人生履历，驰骋于京华批评界，晚年则琴书卒岁，归老北方的阎纲老先生说：
相形于当代其他作家，高建群是一个马拉松式的长跑者， 他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在自己的斗室里，像小孩子玩积木一样，一砖一石地建筑着自己的艺术帝国。他有耐性，有定力。喧嚣的世界在他面前，徒唤其何。
当我听到阎老的这段话时，我在那一刻真的很感动。感动的原因是世界上还有人在关注着这个不善经营不懂交际的我。诗人殷夫说：“我在无数人的心灵中摸索，摸索到的是一颗颗冷酷的心！” 现在我知道了，长者们一直作为艺术良心站在那里，为当代中国文学保留着它最后的尊严。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这是一首流行歌曲里的话，如果这个名叫《总序》的文字，需要拿出来单独发表的话，建议用这句话作为标题。
我们这一代人行将老去，这场宴席将接待下一批饕餮客！人在吃完宴席后，要懂得把碗放下，是不是这样？！
2020年10月11日早晨6点写于西安
我建造了一座纪念碑
这本书首版时我三十九岁。如今这一次再版，我就要过六十二岁的生日了。唉，二十多年来我在成长、在经历，这本书也在成长、在经历。它刊出了二百多万册，它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它迄今为止还被认为是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尤其是1993年5月20日北京《最后一个匈奴》座谈会的召开，引发了中国文坛的“陕军东征”现象。文学史是绕不开这一页的。那是纸质读物的最后辉煌。
我多次说过，作品一经出版，那么它便成为一个独立物，它便有了它自己的命运，或荣或辱，那都是它自己的事情。作为原作者，他这时候唯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站在阳台上，叼着一支烟， 带着恶意的微笑，看着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魔鬼，夜半更深，去敲击千家万户的门扉。
这本书最初由作家出版社首版。尊敬的朱珩青女士给我写信说，能写出《遥远的白房子》这样惊世骇俗的中篇的人，如果让他写长篇，会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呢？这话给我以巨大的激励。该书给作家出版社带来了颇为丰厚的收益，这叫我觉得给朱老师有了一个交代。该小说继而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再版，并由《十月》杂志和《长篇小说选刊》刊出。继而，该书又以现当代长篇小说经典的面目，在长江文艺出版社行走了五年。如今它再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也就是读者朋友们所看到的这个2016年新版。
另外，为配合电视剧的播出，陕西人民出版社曾将《最后一个匈奴》《最后的民间》《最后的远行》以“大西北三部曲”为名， 出过一个版本。再另外，台湾联合报前主编陈晓琳先生，主持我的七部长篇的出版，《最后一个匈奴》也位列其中。
中央电视台将这部小说改编成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盘龙卧虎高山顶》，播出后颇获好评。我的母亲不识字，我都写了一大堆书了，母亲一个字也没有看过。该电视剧播出时，母亲端着个小凳， 坐在电视机前，脸上笑开了花。母亲有心脏病，每年一冬一春，要住一回院，这年春上，光顾看电视剧，连住院的事都忘了。对于一个文人，一个读书人、写书人，这是生活给他的最高褒奖。
央视著名制片人、作家李功达对我说：如果不把高老师《最后一个匈奴》这部中国文学的红色经典，变成一部电视剧，那是我们电视人的羞愧。他的话叫我感动。而在拍摄过程中，我看到自己作品那些虚构的人物，经过演员的二度创作，变成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唯一叫人遗憾的，是名字的改变。播出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打来电话说，片名中最好不要出现“匈奴”这个字眼，接电话的我顺便说出一句著名的陕北民歌歌词，“盘龙卧虎高山顶”。现在看来，名字的改变对收视率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谨赘言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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