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首部讲述中央特科历史的纪实作品。大革命失败后，迫于形势需要，1927年9月底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当时的上海，军警宪特、租界巡捕、帮会势力和地痞流氓云集，地下斗争日益残酷。1927年11月，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周恩来筹建并领导了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专业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在腥风血雨、艰难竭蹶的环境下，中央特科勇于向白色恐怖“亮剑”，八年时间里，中央特科在上海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诸如：
★组建了第一个打入敌人“心脏”的工作小组（“龙潭三杰”）；
★发展了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
★开辟了第一条地下交通线（上海至中央苏区）；
★研制了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同各地党组织取得电讯联系）；
★编制了第一份密电码（“豪密”）；
★设置了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中央文库）；
★第一次公开镇压叛徒（何家兴、贺稚华夫妇）；
★第一次协同保卫重要峰会（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第一次成功转移党的机关（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机关）。
中央特科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并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的隐蔽战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对敌斗争中立下了彪炳史册、光照千秋的不朽功勋。
1.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中央特科创立94年。
2.首部中央特科全景纪实作品，揭开尘封九十四年历史传奇，还原情报保卫机要保密工作，再现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群像。
3.他们是伪装者，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他们是听风者，守护着永不消逝的电波；他们是利剑，用生命刺破云雾重重的长夜；他们是火焰，用热血熔铸光辉的旗帜、不朽的丰碑。
2009年9月10日，“双百”人物（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一百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结果揭晓，国家安全系统报送的钱壮飞和李白入选“双百”人物。前者名列“龙潭三杰”，后者系经典电影、精品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原型之一。9月14日下午3时许，作为“双百”人物亲属代表，钱壮飞之孙钱泓应邀出席了“双百”人物代表座谈会。
我曾以忠诚为经、奉献为纬，为新中国成立60年，为我党隐蔽战线斗争，为前赴后继的无名英雄，同时写了两组系列报道。我把其中与钱壮飞有关的两篇报纸文章《钱泓：我爷爷演的是武侠，干的是潜伏》（《劳动报??品位周刊》，2009年9月6日）和《龙潭三杰》（《解放日报》，2009年9月7日）带去北京，给了钱泓。钱泓则与我分享喜悦，给我看了“双百”人物代表座谈会上的合影，以及组委会颁发的相关证书、纪念牌、纪念章等。钱泓还送了我一本《穿过幸福时差：听月坛老人讲故事》（2009），其中收有他写的文章《回忆我的爷爷钱壮飞》，里面说到一个小学生为他爷爷修墓捐了一分钱。钱泓说：“在我爷爷牺牲的地方，老百姓自发捐资修建了一座‘红军墓’，其中有一个小学生捐了一分钱。我得知后很感动，很想见见这个孩子。许多年后，这个孩子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她现在已经是贵阳师范大学的学生。我请她来北京做客。我在家里接待了她。我向她当面致谢，她说她崇敬我爷爷那样的英雄。我问她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她说，她要回金沙县任教，让家乡的孩子接受更好教育，茁壮成长为栋梁之材，为实现革命先烈的遗愿作出应有贡献。”
钱泓的讲述开阔了我的思路。我说，我正参与策划一部取材于“龙潭三杰”的电影。一分钱，一座墓，一个小学生，完全可以营造出一个如泣如诉的凄美意境。
钱泓问这部电影的由来。我告诉他，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国家广电总局有意投拍一部关于“特科”题材的电影，继《金陵之夜》（公映于1985年，导演为钱泓之父、钱壮飞之子钱江，其代表作有《中华儿女》《白毛女》《祝福》《林家铺子》《海霞》等）之后，再将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的不朽业绩搬上银幕，任务已经下达，由某新锐导演担纲。国家广电总局颇为欣赏他的才华，认为他执导的国庆60周年献礼片很到位。听说我参与了新版“龙潭三杰”的创作，钱泓再三叮咛，说你们怎么搞都行，就是不能太媚俗、太商业化。我说，我最怕的也正是这一点。因为《金陵之夜》开机前，你父亲先写了《七封绝密电报》。为了写好《七封绝密电报》，你父亲不仅如他在那部纪实作品的后记中所说，“四处收集了很多当时的历史档案”，而且还“按照自己童年的回忆”，从“事件、人物、情节”到“出事地点”，都“力求真实”。我去甘司东路（今上海嘉善路）查证你爷爷当年寓所的确切地址，当地居民都给我讲你父亲去那里看外景时的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而眼下，有些人打着“市场化操作”的幌子，就是想要把革命历史题材拍成纯粹意义上的商业大片。要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的名字都被改了，顾顺章也摇身一变，从护送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等人去鄂豫皖苏区变成钦差办案，奉中央命令，去汉口彻查“中共在湖北的地下组织连连被破坏”的原因所在，就像《中共特工》（1996）里所津津乐道的那样，一会儿“将情妇翠花拦腰一抱”，“像头发狂的雄狮”，“唰地一下扯开她的胸衣”；一会儿与特务“厮打起来”，“从裤腰处抽出匕首”，当场刺翻熊腰虎背的“大个子”，那就实在太糟了。
钱泓的神情变得肃穆起来。
多年交往中，我深知他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只是彼时彼刻，他的脸色变得分外冷峻。
钱泓说，他别无奢望，只希望先烈的英名不被玷污。
他的希望，亦是我的希望。
我曾在《民国疑案》（2008）中，写下了如下一段话：
这不是一本猎奇的书。恰恰相反，这是一本反猎奇的书。书中的每一疑案，也有劫夺、追杀、贪渎、背叛；也有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男盗女娼、尔虞我诈。但是，这只是一种表象，一种浅表层面的现象。谁也无意简单还原一个罪恶社会的黑暗。更多的揭秘，更多的考证，更多档案的发掘，更多史实的解读，更多亲历者的浮出水面，更多当事人的开口说话，都是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让今人与后人远离信口开河、望文生义、道听途说、似是而非。我深知，我绝对不是那些大案、要案的第一叙述者。几乎每一故事、每一篇章，都是被人说过了、写过了的。问题是，越是耳熟能详，越是以讹传讹。越是说了又说、写了又写，越是无真实可言，越是把原本就已疑云密布的鸡鸣狗盗、作奸犯科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疑窦丛生。也正因为这样，一个“疑”字，变得多义起来。一个“疑”字，也就成为本书的核心所在、关键所在。案件本身之“疑”，那是自然的。真正让人揪心的，还是那些所谓纪实、所谓传真的起哄之“疑”，臆断之“疑”，捏造之“疑”，山寨之“疑”。正本清源是我所要做的。去伪存真是我已经做的。我不敢说我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一切。我只敢说我不把谣传当信史。我正在愈益接近我所要接近的事实真相。我不想轻易作结论、下判断。我特别不想凭借尚未穷尽的资料对那些尚无定论的重大事件胡乱猜测、轻言是非。我可以没有定论，我不能没有严谨。历史不是可以随便打扮的小女孩。历史不能被妖魔化。
历史不能被妖魔化，这是我写作《民国疑案》的基点，也是我写作《剑吼西风：中央特科纪事》的基点。
热话题，冷思考，恐怕更能使当今人们，无论是怀旧老人，还是亟待更多洞悉历史原生态的年轻人，一步步走近波谲云诡的从前，走近谍影幢幢的以往，走近所有那些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旧上海的腥风血雨、金迷纸醉中赴汤蹈火、大智大勇的无名英雄。所有那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隐蔽战线上前赴后继、一往无前的地下尖兵，都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光辉典范。他们是时代的先驱，他们是历史的丰碑，他们是国家的精英，他们是民族的脊梁。他们以他们的热血忠魂创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以他们的辉煌业绩谱写了流芳百世的凯歌。当年，“左联五烈士”遇害，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最后曾凝重地写道，夜正长，路也正长，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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