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梦后记
进入2020年2月，春之脚步尚未抵达，而新冠疫情倏然爆发，所有人不得不改变了工作与生活的方式。居家，线上，生活变得沉闷而又不真实，之外还要再加上不安和恐慌，仿佛人生的所有规则都要修改。我在这样的心境和心情中，来书写余下的文字，便不觉中有了某种变化，觉得现实的某些氛围与气息，也不知不觉地渗入了文字之中。
我废掉了原稿中的一篇，又重起炉灶，这样第二至第六篇，实际上就都是2020年2月以后至8月的产物了。这样也好，觉得总体上各篇的文气基本是通的，他们搁在一起更像是“一本书”，而不是“系列文章的结集”。
本书在严格意义上是一部“作品”——我希望读者将之看作是一本“非典型的散文随笔集”，或是一部任何意义上的“纯虚构”作品，就是不要将其看作是一本“学术著作”，这是我要特别提醒的。因为要真的从学术的角度看，本书中的许多分析，都会被视为是“胡说八道”；但如果是从文学作品的角度看，便会很不一样。
照理说，书出来之后，作者就不需要再为之说什么了，任由读者对待好了。但我还是要饶舌几句，算是一个自行要求的“豁免”。一旦逃脱了学术的视野与尺度，那么说得对与不对就不重要了，只要有意思，便是可以存在的。
但即便如此，我想这部书中仍然有学理的成分。如果完全没有，那么也便真的成了胡说八道，就没意思了。
我的想法是，用六个梦来涵盖“男权世界”里的秘密。当然也不止限于男权，因为男权无时不在，无处不抵。这个世界的一切秘密皆与此有关，人性的一切黑暗与丰富，也都与此有脱不开的干系。故我视之为解开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如老子说的“众妙之门”，我以为也在于如何打开。梦构造和梦叙事，或许就是文学乃至人的精神世界、幻想与幻象世界的基本图式。所以必须要解开。
六个梦，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包含了人的基本的性经验的构造、属性、及其作为建构整个生命经验之原点的“春梦”（宝玉之梦）；作为“色与空”两个向度的辩证合一的“色情与深渊之梦”（贾瑞之梦）；作为伪君子、权力合法化与道德化妆之需要的“伪君子之梦”（克劳狄乌斯之梦）；作为善与恶的纠结、肉身与思想的交融的“恋母的和自我反思升华的梦”（浮士德之梦）；作为造反者的内心恐惧，以及自我合法身份的确立之需要的“政治之梦”（宋公明与李逵之梦）；作为男人的占有私欲的“妻妾成群梦”（西门之梦）。刚好从六个不同的侧面，概括了这男权世界的诸种秘密。
当然，这样说也言不及义，或是把问题简单化了。我并不想将六个故事完全概念化，而是希望它们感性且放荡地出现在那里，任由读者来观赏、思考、审视、提点，甚至羞辱和唾弃。
但我还是认为，无须简单地唾弃——即便是对于西门之梦，也不要仅仅抱了唾弃。文学的使命，假如说真正存在着一个永不过时的属性的话，那么就是对于人性的观照、发现、悲悯和宽宥。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可能会有“进步”，但人性，我以为则是永恒的。包括人性的一切弱点。尽管道德作为历史范畴会不断变化，但人性则永远不会有根本改变，它不会随着物质的丰富和文明的增长，而变得更崇高。除非将来人类用科技和仪器，来对DNA实现修改。
这就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所专设的一个可怕后门。他永远掌控人类，需要的时候就将他们逐出乐园，但又不会让他们脱出可控制的视线。因为所有弱点都是他深思熟虑，且以自己为蓝本，创造或赋予人类的。
所以，解梦的过程，即是探索人性复杂性的过程，是一个历史寻访和情景重现的过程，是一个寻找文学中的范例的过程，也是对于现实进行思考和印证的过程。简单讲，历史和现实，需要互相发现和照亮，互相证明对方的存在，如同镜像和身随其形的影子。
我深深地从中得到了某种满足和启示，觉得这也是一个反思男权、反思人类、反思自我的过程，解剖对象某种意义上必须也是解剖自身，否则这种解剖就是虚伪和浅尝辄止的，是无益于自我的处置和安放的。当然，当我看清了某些男权的本质的时候，也并不意味着我与此割席断交，实现了自我的救赎。
在长达三十年的文学研究生涯中，我发现，精神分析学是一把最有意思的钥匙，形象一点说，了解了精神分析学就等于有了一双“爱克斯光机”般的眼睛。分析文学作品，会一下子看到其内里的复杂结构，看到其隐秘的“潜叙事”。这方面我兴趣产生得很早，当年我在海德堡大学时，就斗胆做过“精神分析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演讲。虽然浅尝辄止，但也表明了那时我的敏感。这些年来逐渐积累了一些心得，一些“溢出性”的思考，也就不揣浅陋，在这本书里有些许渗透。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看出，本书的文字中，关于精神分析，或许还有一点点“本体论的冲动”，希望能够用中国人的方式，主要也是本土的材料，来诠释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但吾亦深知，在这方面做学术的研究，如同在沙地上建大楼，在泥滩上修长城，并没有谱系化的理论来作为根基。所以，我不敢将文字处理成纯粹学术性的探讨，而只是用了跳跃的和随感性的文字，来进行连缀。
还有“比例分配”的问题，六个梦，四个属本土，两个托自外来。这个比例是怎么来的，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想明白，可能是个偶然，也可能冥冥之中有个定数。这源自笔者长期的注意力所在，还有思考的程度。因为是“原型”，所以不能随便命名，还必须有文本的真实出处，所以颇费心思，最终如此，或许还有个人知识的边界所限。或许中外有更好的例子，笔者未曾找到，但这个比例，似乎刚好也说明了本书知识构成的比例。尽管笔者所发掘的本土的那些材料，是相对原生和封闭的，但在与精神分析的视野接通之后，反而生发出更多有意思的东西。一点点陌生感，反而给了我的写作过程，以比较大的刺激。
快快打住，以上算是一个坦白交代，意图与想法，都已和盘托出了。
历时半年多，其实是超出一年。感觉到了“写专栏”的刺激和难度，特别是赶时间的仓皇和狼狈。特别害怕店家来催债，有时永新先生一个短信，便会让我虚脱冒汗。还有钟红明副主编，她是一个以编学术文字式的严谨态度来编作品的人，故不怒自威，让我战战兢兢，有时梦中忽坐起，梦见自己文字出了大错。她找出了我的许多误漏，一一给予了校正，使我获益良多。
也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臧永清社长，以及本书的编辑樊晓哲女士，蒙他们不弃，使此书得以如此迅速地面世；也感谢著名作家李洱，他的鼓励和美言，绝对是重要的催产因素。
末了，忽想起了鲁迅《野草·题辞》中的句子，不是取意思的近似，而是纯粹喜欢那语气——“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想必他老人家，在写出了这些自以为得意的、有点儿爱不释手的文字之后，也想抒抒情，觉得自己是如释重负，放下了一件心事，所以乃有了立刻告别它们的冲动，以及这些刻意含混其词的诗意说法。
“去吧，野草，连着我的题辞”，这是他最后的一句话。
笔者也厚颜地拿来套用一下：“去吧，六解，春梦，连着我的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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