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愁》为琦君的散文代表作，收录有《杨梅》《喜宴》《金盒子》《鲜牛奶的故事》《阿荣伯伯》《三划阿王》等三十五篇琦君代表性的散文作品。作者文风细腻温婉、质朴动人，书中这一系列回忆性的散文，表达了对山水的真挚热爱，对父母、师长、挚友的深沉情感，以及以温存之心体味人生悲喜的生活态度。
人生并不是为享受，却是要有更多的给予；并不是以妒恨剥夺他人的快乐，乃是要以温厚与同情换取与旁人同样的快乐。
——《鲜牛奶的故事》
人一到了中年，欢乐与哀愁就好像混合在一起，迷迷糊糊的有点分不清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如今每每对着应该欢笑的场合，反而眼睛润湿起来呢？
——《红花灯》
我们不妨以幽默闲适的心情，度过平稳而现实的生活，不为将来做太多的打算，也不为过去而留恋懊丧。
——《倒账》
十岁时，家庭教师教我背《千家诗》，背得我直打哈欠。他屡次问我长大了要当个什么，我总心不在焉地回答说：“当诗人。”他又生气地说：“岂止是诗人，还要会写古文，写字，像碑帖那样好的字，这叫作‘文学家’。”
“文学家”这个名字使我畏惧，那要吃多少苦？太难了，我宁可做厨子，做裁缝师傅。烧菜和缝衣比背古文、背诗有趣多了。
父亲从北平回来，拿起我的作文簿，边看边摇头，显然不满意我的“文章”。我在一旁垂手而立，呼吸迫促而低微，手心冒着汗。老师坐在对面，定着眼神咧着嘴，脸上的笑纹都像是用毛笔勾出来似的，一动也不会动。大拇指使劲儿拨着十八罗汉的小圈念佛珠，啪嗒啪嗒地响。我心里忽浮起一阵获得报复的快感，暗地里想：“你平日管教我那么凶。今天你在爸爸面前，怎么一双眼睛瞪得像死鱼。”父亲沉着声音问他：“她写给我的信，都是你替她改过的吗？”他点点头说：“略微改几个字，她写信比作文好，写给她哥哥的信更好。”提起哥哥，父亲把眉头一皱，我顿时想起那篇为哥哥写的祭文，满纸的“呜呼吾兄”“悲乎”“痛哉”，老师在后面批了“峡猿蜀宇，凄断人肠”八个字。我自己也认为写得不错，因为我每次用读祭文的音调读起来时，鼻子就酸酸的想哭。老师不让我把祭文给爸爸看，怕引起他伤感，如今他又偏偏提哥哥。父亲严肃地对我说：“你要用功读书，爸爸只你一个孩子了。”他的眼里滚动着泪水，我也忍不住抽咽起来，他又摸摸我的头对老师说：“你还是先教他做记事抒情的文章吧，议论文慢点作。”
父亲的话是有道理的，此后凡是我喜欢的题目，作起来就特别流畅。“文学家”三个字又时常在我心中跳动。像曹大家、庄姜、李清照那样的女文学家，多体面，多令人仰慕。可是无论如何，背书与学字总是苦事儿，我宁愿偷看小说。
我家书橱里的旧小说虽多，但橱门是锁着的，隔着一层玻璃，可望而不可即。跟我一同读书的小叔叔，诡计多端地弄来一把钥匙，打开橱门，我就取之不尽地偷看起来。读了《玉梨魂》与《断鸿零雁记》，还躺在被窝里，边想边流泪。在上海念大学的堂叔又寄来几本《瓯江青年》与旧的《东方杂志》。对我说这里面的文章才是新式白话文，才有新思想，叫我别死啃古文，别用文言作文，文言文写不出心里想说的话。我有点半信半疑，读《瓯江青年》倒是越读越有味，《东方杂志》却是好多看不懂。堂叔的信和杂志，不小心被老师发现了，他大为震怒地说：“你，走路都还不会就想飞！”信被撕得粉碎，丢进了字纸篓。我在心里发誓：“我就偏偏要写白话文，我要求爸爸送我去女学堂，我不要跟你念古文。”
老师没有十分接受父亲的劝告，他仍时常要我写议论文：《楚项羽论》《衣食住三者并重说》《说钓》，我咬着笔管，搜索枯肠，总是以“人生在世”“岂不悲哉”交了卷。我暗地里却写了好几篇白话文，寄给堂叔看。他给我圈，给我改，赞我文情并茂。有一次，我写了一篇《白绣球》。内容是哭哥哥的。这株绣球树是哥哥与我分离前，一同看阿荣伯种的。绣球长大了每年开花，哥哥却远在北平不能回来。今年绣球开得特别茂盛，哥哥却去世了，白绣球花仿佛是有意给哥哥穿素的。我写了许多回忆，许多想哥哥的话，越写越悲伤，泪水都一滴滴地落在纸张上。母亲看我边写边哭，还当我累了，叫我休息一下。我藏起文章不给她看到，只寄给堂叔看。他来信说我写得太感动人，他都流泪了。叫我把这篇文章给父亲看，我却仍不敢。一则怕父亲伤心，二则怕他看了白话文会生气。这篇“杰作”，就一直被保存在书箧里，带到杭州。
十二岁到了杭州，老师要出家修道，向父亲提出辞馆。我心里茫茫然的，有点恋恋不舍他的走，又有点庆幸自己以后可以“放生”了。我家住所的斜对面正是一所有名的“女学堂”。我在阳台上眼望着短衣黑裙的“学堂生”，在翠绿的草坪上拍手戏逐，好不羡慕。正巧父亲一位好友孙老伯自北平来我家，他是燕京大学的某系主任，我想他是洋学堂教授，一定喜欢白话文，就把那篇《白绣球》的杰作拿给他看。并要求他劝父亲许我去上女学堂。他看了连连点头，把我的心愿告诉了父亲。父亲摇摇头说：“不行，我要她跟马一浮老先生做弟子。”孙老伯说：“马一浮是研究佛学的，你要女儿当尼姑吗？”我在边上忽然“哇”的一声哭起来，父亲沉着脸，无动于衷的样子。我眼泪汪汪地望着孙老伯，仿佛前途的命运就系在他的一句话上了。
第二天，父亲在饭桌上忽然对老师说：“你未出家以前，给小春补习一下算术与党义，让她试试看考中学。”我一听，兴奋得饭都咽不下。“爸爸，您真好。”我心里喊着。
两个月的填鸭，我居然考取了斜对面那个女学堂，从此我也是短衣黑裙的女学生。老师走后，我再不用关在家里啃古书了。
在学校里，为了表现自己的学问，白话文里故意夹些文言字眼，都被老师画去了，我气不过，就正式写了篇洋洋洒洒的“古文”，老师反又大加圈点，批上“凤毛麟角，弥足珍贵”八个大字。我得意得飘飘然，被视为班上的“国文大将”，壁报上时常出现我的“大作”，我想当“文学家”的欲望又油然而生。可是寄到《浙江青年》的稿子总被退回来，我又灰心了。
进了高中以后，老师鼓励我把一篇小狗的故事再寄去投稿，“包你会登”，他跷起大拇指说。果然，那篇文章登出来了，还寄了两元四角的稿费。闪亮的银圆呀，我居然拿稿费了，我用四角钱买了一支红心“自来铅笔”送老师，两块银圆放在口袋里叮叮当当地响，神气得要命。
我又写了一篇回忆童年时家乡涨大水的情景，寄去投稿，又被登出来了，稿费是三块，涨价啦。那篇文章我至今仍记得一些，我写的是：“河里涨大水，稻田都被淹没了，漆黑的夜里，妈妈带着我坐乌篷船在水上漂，不知要漂到哪里。船底滑过稻子尖，发出沙沙的声音，妈妈嘴里直念着阿弥陀佛，我却疲倦得想睡觉。蒙眬中，忽然想起哥哥寄给我的大英牌香烟画片不知是不是还在身边，赶紧伸手在袋里一摸，都在呢，拿出来闭着眼睛数一遍，一张不少，又放回贴身小口袋里，才安心睡着了。”老师说我句句能从印象上着笔，且描绘出儿时心态，所以好。由于他的鼓励与指点，我阅读与学习写作的兴趣更浓厚了。可是在中学六年，我的“国学”完全丢开了，这是使父亲非常失望的一点。高中毕业，他又旧事重提：要我拜马一浮先生为师。我，又急得哭了。
我的志愿是考北平燕京大学外文系，洋就索性洋到底。可是父亲的答复是“绝对不许”。他一则不放心我远离，二则不许我丢开“国粹”学“蟹行文字”。我偷偷写信给燕京的孙老伯，第二次为我做说客，好容易说动了父亲，折中办法是念杭州之江，必定要念中国文学系。因为国文系有一位夏承焘先生，是父亲赏识的国学大师，他是浙东大词人之一，父亲这才放心了。
之江也是教会学校，一样地洋里洋气，寥寥可数的几个国文系学生，男生一定穿长褂子，女生一定是直头发。在秀丽的秦望山麓，雄伟的钱塘江畔，独来独往，被视为非怪物即老古董。夏老师呢，一个平顶头，一袭长衫，一口浓重的永嘉乡音，带着一群得意门生，在六和塔下的小竹屋里吃完了“片儿汤”，又一路步行到九溪十八涧。沏一壶龙井清茶，两碟子花生米与豆腐干，他就吟起词来：“短策暂辞奔竞场，同来此地乞清凉。若能杯水如名淡，应信村茶比酒香。无一语，答秋光，愁边征雁忽成行。中年只有看山感，西北阑干半夕阳。”
他飘逸的风范和淡泊崇高的性格，可从这首词里看得出来。他对学生不仅以言教，以身教，更以日常生活教。随他散一次步，游一次名胜，访一次朋友，都可于默默中获得作文与做人方面无穷的启迪。他看去很随和，有时却很固执。一首词要你改上十几遍，一字不妥，定要你自己去寻求。他说做学问写文章都一样，“先难而后获”。别人改的不是你自己的灵感，你必须寻找那唯一贴切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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