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经典·反乌托邦三部曲：美丽新世界_[英] 阿道司·赫胥黎著，李黎，薛人望译_9787540233365

　　公元2532年是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新世界：没有物质匮乏之忧虑，没有衰老颓废之烦恼，没有工作繁琐之厌倦，没有孕育抚养之压力，没有婚姻、性道德之约束，没有药物滥用之限制，没有政治高压之窒息……俨然是人类一直以来无限向往和憧憬的“世外桃源”和“乌托邦”。然而，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人们失去了个人情感——爸爸妈妈是令人羞辱的词，失去了爱情——性代替了爱，失去了痛苦、激情和经历危险的感觉——1克索麻就能带来快乐，可怕的是，人失去了思考的权利，失去了创造的能力……过去、现在、未来，人类关于自身和未来的所有忧思都蕴含其中。

　　回首未来
　　——《美丽新世界》新版译序
　　李黎
　　在人类文明史上，二十世纪是一座重大的里程碑。短短的一百年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世界性的科技与文化的飞跃与激荡；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又是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战后婴儿潮、青少年在各种思想冲激下付诸行动的关键时段。
　　一九六八年——所谓“改变历史的年代”，那年我二十岁，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念大三。在当时台湾戒严年代的封闭的环境里，像不少年轻人一样，二十岁的我热情、好奇、困惑，时时在寻求一些答案，虽然往往连问题都并不清晰。从接触到的有限的文史哲书籍里、从更有限的现实环境中，我憧憬着广阔的知识世界，吃力地思索着“人类的幸福和前途”之类的大问题。以当时的客观环境和我个人极为浅显的知识，这种“求索”的局限和挫折当是可想而知的。
　　就在这时，一位动物系的男同学给我看一本英文“乌托邦”小说Brave New World。我正好刚读过《一九八四》，也约略知道一些有关“负面乌托邦”的理论，看到这部充满典雅的人文关怀与繁复的科学想象、又具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和瑰丽场景的文学作品，自然一读就为之惊艳而不能释手。当时这本书在台湾还没有中译本，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就决定把这本经典文学作品翻译出来。既然他主修生物，充斥着生物工程内容的前三章主要由他负责，之后我就接手，他帮忙查找数据。整个大四那年，我俩的课外时光就在合作译书中度过；毕业前夕这项工作也完成了，书名定为《美丽新世界》，一九六九年在台北初版。直到一九八九年 —— 在美国生活了将近二十年之后，对英文的掌握准确得多，并且对西方文化有了比较深刻的体会，我将旧版译本对照原文仔细地重新校订一次，除了失误差错之外，也将语意含混、西化句法及需要加上注释之处都做了修整，并加译了赫胥黎在一九四六年重版时写的《再版前言》，出了《美丽新世界》修订版。
　　而今又是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北京燕山出版社要推出 “负面乌托邦” 系列，其中的《美丽新世界》决定用我的译本，于是我又将修订版再度梳理修订一遍，重新披阅之际不免感触良多。这本书问世至今已经八十年了，二十一世纪也过了十多年，这个世界上又有了更多新的变化、更多赫胥黎当年未曾预言到的重大“成就”；然而这本二十世纪的文学经典，依然历久弥新，依然值得每一代人细读。
　　……
　　负面的乌托邦是文学家作为人文关怀者的警告，《美丽新世界》书名是个反讽，可是《美丽新世界》的噩梦也未必都会预言成真。就像“试管婴儿”曾经也备受质疑责难，如今世上已有数百万名试管婴儿，造福了无数不孕症患者。谁说科技带来的未来世界一定是负面的呢？科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类自身的愚昧和邪恶。是以出身科学与文学世家的赫胥黎，终其一生都未曾放弃他对人类自我救赎的信心 —— 正如他在《前言》中所提的：不为科学所役而役使科学，“心智清明”地为着一种长远理想而生活的人类社会。
　　这本书并没有为人类的重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这原也不是文学家的责任），而是借由那些难题引发读者自行独立思考 —— 不盲从科技和权威而能作出反思。“稳定”固然可以带来舒适，但同时带来的是一致性；而正是能超越一致性的独立思考，才能够促使人类进步。所谓“科学”，原就是在既有的知识和理论之上，以独立思考的精神，来突破、来创新、来提升的学问。
　　《美丽新世界》的中文译本繁体版和简体版，从一九六九年至今至少已印行了数十版；在过去四十多年里，我已记不清有多少读者直接或间接地告诉我，《美丽新世界》对他（或她）的影响；其中还包括在国际科学领域中卓然有成的人士，提及这本书启发了他跳出框架去思考。所以我相信这本文学经典对年轻人 —— 尤其是中国这一代的年轻人，不论在任何领域，都会历久恒新有所启发。
　　回顾从我最初译书的青年求索年代，到如今生活的二十一世纪，赫胥黎那份人类自我救赎的理想依然遥遥无期，人类还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正面的乌托邦；但是人们已经有了够多的反面乌托邦的例子——我们至少知道什么样的乌托邦是行不通的。但愿二十一世纪的人类，起码具备了这一点从痛苦中汲取出来的智慧吧。
　　最后要提的是：当年那位送我一本Brave New World，并且与我一道译书的念生物的男同学，后来成了我的丈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而他的专业正是生殖激素和不孕症方面的研究。
　　二○一三年夏于美国加州斯坦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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