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文献编目_贺昌盛,何锡章_9787568061636

《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文献编目》完整地整理出了晚清至民国现有文学理论文献的刊发和出版的时间、出处等基本信息，为进一步的研究解读提供清晰的文献指南；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文献整理的空白，并且初步描画出了现代文学理论演进的具体历程，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开拓了诸多新的学术生长点。为大学中文专业中国现代文学方向的学者和教师，以及中文专业的本科学生、硕士与博士研究生，用以在现有教材学习的基础上开拓视野，深化和拓展相关的理论研究，以进一步推进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现代中国文论转型的四个面相
有学者曾将中国文论之现代转型的源头追溯至梁启超的工具主义式政治书写与王国维的自主主义式审美书写两种基本理论模式的确立上，[ 参余虹：《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这种看法无疑是深刻而富于洞见的。但仅仅停留于此，也容易陷入革命/审美式此消彼长的既定思维框架之内，进而忽略或遮蔽了以其他形式存在并延续着的文论探索向路。事实上，晚清时代中国文学思想的转变，首先应归因于由日文文学一词逆向输入汉语语境之后所带来的多重层面的变化与重新定位。作为日制新词的文学，[ 参[日]铃木贞美：《文学的概念》，王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在进入汉语语境之后，一直在寻求能够得以生根的土壤，以便获得必要的本土理论资源的滋养与护育。由此，对于文学之特性与功能等的界定就成为晚清学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概而言之，晚清有关文学的理论阐发至少有四种不同的路向：一是章太炎的广义文学论，可视为现代人文/文化研究的源头；二是刘师培的修辞/文章论，可归为文学之语言/修辞研究的一路；三是王国维的超功利诗性/审美说，已被看作中国现代文学审美论的发端；四是梁启超的文以致用论，沿袭并改造了传统中国的文以载道思想，可以看作是向现代文学社会学研究的转换。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学的总体面貌虽然与传统时期已经有了迥然的差异，但文学思想上对于人文学、修辞学、审美论和文学社会学等不同重心的趋向与选择，与晚清时代所确立的基本路径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中国的文学思想也正是由这四种基本的路向共同建构呈现出来的，只不过因各自形态的或隐或现而常常容易被忽略或遮蔽而已。

一、人文/文化研究

在晚清学人中，章太炎一直被公认为传统经学的末代大师。一般认为，章氏治经学宗于汉学考据，以小学为本，实际上忽略了章氏在西学影响下对于传统经学的根本性改造。这种改造的核心表现，一是借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章太炎译，商务印书馆，1902）中所阐发的创造进化思想确立起了重建民族学术（即所谓国学）的自觉意识；一是不再独尊儒学为正统，而将诸子并列为民族文化的正源（儒学只是文化取向之一种）。前者呼应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强调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后者转换的则是知识的一般形态（区别于传统的儒学、道学、经学、理学、君学等）。章氏曾明确表示：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籥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 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国粹学报》第5年第10号，1909年11月。]其于1910年刊行于日本的《国故论衡》即是以小学、文学、诸子学三个部分的结构设计而成的，其中的文学七篇可以看作是由语言向真理的过渡，文学以小学追溯其语言源头，而以诸子为文学之旨归，即所谓钩汲眢沉以熔冶哲理。正是基于这样的知识设计，章太炎才给予了文学一个总体的定义。他认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言其采色发扬谓之彣，以作乐有阕，施之笔札谓之章。[ 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9页。]章氏所定义的文学实际指的是文之学即研究文的形制、原则的学问既包括说/写了什么（思想观念），也涵盖了怎么说/写（语言）和为什么说/写（作为缘由流脉的历史依据）。这里的文学虽然表面上借用的是日制新词的文学，实际呼应的却是汉语语境中文章博学的原初意味，而且特别强调文属于人留下来的痕迹，这样就打破了偏于辞采的彣（纹）与循于规矩的章（彰）之间的界限，同时与汉民族所固有的人文/文史传统形成了对接。

中国传统学术一直遵循的是以儒家经学为主脉的思想取向，到清康熙时代才出现了经、史、子、集分类并举的格局，但仍然是以经学为核心的。章学诚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以六经皆史相号召，将经学重心转移到了史学上（仍保留儒家的中心地位），章太炎则更进一步，视子学为学术之范畴，诸子并举动摇的正是儒家正统的中心地位，这一点确实属于章太炎的创举。回到先秦诸子有利于重新展示中国人文传统多重路向并存的丰富面相，而以文字/痕迹本源为基础，经言说以明辨真理的构想，与西式语言哲学之言说/存有论的思想模式并非完全没有通融之处。只不过遗憾的是，章太炎只专注于族裔同声层面上的追本溯源，尝试以恢复民族本真言说（原初国语）来重建汉民族的精神统系（道统与学统），终就只能退回到复古的老路上去了。所以，胡适才评价说，章太炎的文学定义推翻了古来一切狭隘的文论。但是，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他的成绩使我们知道古文学须有学问与论理做底子，他的失败使我们知道中国文学的改革必须向前进，不可回头去。[ 胡适：《文学论略·序论》，章太炎：《文学论略》，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25年，第1、7、11页。]

章太炎之文学定义的关键启发在于，如同天文（天相）地文（地貌）所呈现的痕迹一样，人文即人所留存的痕迹，其中主要的就是著于竹帛及金石纸木等载体物之上的文字，研究这些所著所作即为文之学，这一定位倒恰与西文Literature词源意义上的著述/书写/文法之意[ 参[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22页。]暗相吻合。而且，就目前东西方学界已经普遍认可的文学的文化研究转向来看，以文学为平台的研究早已经突破了纯文学的既定范畴，开始向多重维度形成辐射式的跨界延伸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章太炎所开辟的大人文视野确实需要引起我们的重新重视。

事实上，自章太炎以后，以文学面貌出现的现代形态的人文研究并没有完全中断，胡适自身以文学求真理的思路与章太炎即有暗相呼应的意味，朱希祖所谓的文学为人类思想之枢机，[ 朱希祖：《文学论》，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5页。]谢无量的大文学史观，钱基博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构想，程千帆在其《文论要诠》（初名《文学发凡》）中对于章太炎的推崇，钱穆对于文学/文化实乃一体两面的定位，乃至徐复观对于文学与心灵世界关系的探索，等等，其中都可以窥见超越于纯文学之外的更为博大的人文关怀。自章太炎以降的人文/文化研究并没有因为学科的界限而消逝。

二、修辞/文章研究

与章太炎并为晚清经学代表人物之一的是刘师培。章太炎认为，文在其本源意义上就是著，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彣，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是故搉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 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0页。]也就是说，文所强调的既不是润色，也不是采饰，文之所立，重在明道而不在修饰。但刘师培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典籍称之为经，正是出于编织的结果，即孔颖达《左传》注疏中所谓经纬相错乃成文。所以，文者纹也，真正的文学恰恰需要修饰。刘师培认为：散行之体，概与文殊。……言无藻韵，弗得名文；以笔冒文，误孰甚焉。[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舒芜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0页。]刘师培对于文学的定位源于阮元的沉思翰藻，沉思即言之有物，思有所得；翰藻则要求将所思所得用为恰当的方式传达出来。以沉思翰藻为标准本于《文选》，依萧统的说法，《文选》不收经、史、子之类的著述，因为它们不属于文；凡文，不只是要求有所悟得，更需要富有文采，所以入于《文选》的篇章，主要以赋为主。阮元虽然将沉思与翰藻并举，其实重点倒是在强调翰藻的音韵辞采，张之洞称其为摹高格，猎奇采（《轩语》）；不务实际，专注于追求赋陈华丽，奇辞异譬，由此，修辞层面的装饰性就成了衡量文之高下的核心尺度。

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有言：中国文学，至于周末而臻极盛。庄、列之深远，苏、张之纵横，韩非之排奡，荀、吕之平易，皆为后世文章之祖。而屈、宋《楚词》，忧深思远。上承风雅之遗，下启词章之体，亦中国文章之祖也。惟文学臻于极盛，故周末诸子，卒以文词之美，得后世文士之保持，而流传勿失。[ 刘师培：《论文杂记》，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舒芜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10页。]据此，刘师培认定，文在魏晋六朝之所以能够崛起，正是出于文在这个时候开始有了华采藻饰的纹/彰的自觉意识，而这种修饰才是前代之文得以流传的根本，同时也是文学需要研究的问题。因此《文选》之于刘师培才显得至关重要。与周、汉时代相比，六朝文学空前繁荣，既有以美饰为目的的诗赋骈文，也有以实用为特征的论传奏记；唯其纷纭错杂，才会出现文笔之辨或韵散之分。刘师培重沉思翰藻的《文选》一途，倒确是在突出文的修辞特质。在文的基本定位问题上，刘师培以修饰为准绳与章太炎及桐城文法划出了界限。

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看，彰韵律而轻文字似乎有以语音中心抵制文字中心，即以声音而非（章太炎式的）书写来辨别其是否属于文学的意味，这一点实际也可以看作是辞达（载道）与翰藻（采饰）的分界。辞达者立意在明道，多以尚质/朴实为目标，章太炎所崇尚的魏晋文，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及后续黎庶昌的《续古文辞类纂》等，都可成为研习辞达一路文章的典范（以考据为本借辞章达于义理并兼及经济）；翰藻者偏于性情，除了自身所固有的天分才干以外，更需要显示出创造性的语言组织能力，所以更重视语词表述自身形式上的美感，萧统的《文选》即被此派中人奉为楷模。吉川幸次郎认为：尊重理智的修辞决定了成为中国文学中心的，与其说是所歌咏之事，所叙述之事，倒不如说是如何歌咏、如何叙述；换言之，往往常识性地理解文学素材，却依靠语言来深切感人，这可说是中国文学的理想。[ [日]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史》，陈顺智、徐少舟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页。]在清季学人中，刘师培的文学理念确有创见，他至少使人对骈俪之文所蕴涵的形式/修辞特性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但遗憾的是，与阮元持论相似，刘氏过于强调文辞自身在音节、韵律、骈偶等表层形式上的美感，所以只能形成一种翰藻有余而沉思不足的理论格局。加以附逆之举及易顺鼎、樊增祥等人的骈丽赋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刘氏之说一直为新、旧各派文人所诟病。

刘师培所偏重的以文章为文学的路向可以看作是对章太炎的无所区分的文的定位的反拨。出于多方的抵制，《文选》一派在清末渐至颓逝，但从修辞/文体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的思路却一直有所延续，汪馥泉的《文章概论》、马宗霍的《文学概论》、蒋祖怡的《文章学纂要》等，所取的也正是这一路径。在充分汲取传统文章学资源的基础上，终奠定了后世文学语言学及文学修辞学的学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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