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一生创作了三千多首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王之称,代表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本书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诗歌的选注本,由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顾学颉、周汝昌两位先生选注而成。本书以较早的宋本为底本,以全面展现白居易诗歌艺术成就为宗旨进行选目、校勘;注释方面,除了对于一般读者认为困难的词句和典故加以注解,更着重在作者创作这一些诗歌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情况以及作者生平和他的交游活动等方面。书后还附录由顾学颉先生编写的《白居易年谱(简编)》,便于读者朋友对照作品了解白居易的生平情况。本书体现了前辈学者深厚的学养和功力,初版六十年来,已成为研习欣赏白居易诗歌的经典读本。
前言(节选)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发展到了唐代,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成千累百的诗人在那一时期先后出现,他们以各有特色的诗篇,从多方面来反映那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使后来的读者真如置身山阴道上,但见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应接不暇。在那众多的诗人之中,白居易便是杰出的代表之一。白居易的诗歌,不仅在数量上比其他任何唐代诗人流传下来的都要多,在内容上反映社会生活也是较为广阔的,而在艺术创作上更显示了他自己的特色。
白居易的诗歌在当时不仅流传于他的朋友之间,在宫廷和民间、甚至在国外也曾经广泛地流传过;在唐以后的历史上各阶层的读者中间也有广泛的影响。在今天,白居易的诗歌也还有不少的篇幅博得了人民的喜爱,人民把它当作祖国文学中的瑰宝,珍视着它,热爱着它,并吸收其中有益的部分,作为滋养料,以促进社会主义的新诗歌更加迅速地成长。但是,在那些篇帙浩繁的白居易的诗歌中,也有在今天看来是无益的部分,这是必须加以区别和抉择的。为了批判地继承这一份祖国的宝贵的文学遗产,我们尝试编选了这一部《白居易诗选》;为了帮助初学者理解这位历史上的杰出诗人和他的诗歌,对于白居易所处的时代和他的作品产生的历史条件,我们在这篇前言和有关的注释中也略加一些介绍和分析。
一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生活在和我们迥然不同的时代。他诞生在一千一百多年以前,那是我国诗歌史上的所谓中唐时期。他的先世原是太原人,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但他本人却出生在新郑(今河南新郑),后又迁居荥阳。他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卒于武宗会昌六年(846),中间经历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六个朝代。那曾经是集中的统一的和强大的唐帝国,已逐步走向它的下坡路,宦官专权于内,藩镇割据于外,封建统治集团正处于分崩离析,即将瓦解的前夕。这中间,虽然有一两个皇帝曾经希图中兴,无奈大势已去,无法挽回没落的命运。而在另一方面,农民革命的风暴也还没有起来,李唐王朝建国初期对于农民所作的某些让步,某些改良的措施,曾经施行过的一些仁政,已经荡然无存。例如,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的租庸调法,和行之虽不彻底但对于恢复农业生产仍有一定作用的均田制,这时都已遭到了破坏;代替它们的是新的压迫和剥削。大地主的庄园土地日趋集中,以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失去了大量的土地,降为农奴或奴隶。两税法代替了租庸调法,剥削是更加残酷了。此外,还有不少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如间架税、除陌钱等,甚至是公开的掠夺,如宫市、白著等,真是名目繁多,不一而足。人民受着熬煎,到处是混乱,到处是黑暗。在这样的时代里,一个正直的诗人能有什么光明的出路呢?
光明的出路是没有的。
白居易就是在愤激、苦闷和矛盾中,度过了他的一生。
……
二
任何一个古代的伟大诗人,他的思想和创作都不是单纯的而是相当复杂的,白居易自然也是这样。
白居易的诗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是多样的,在思想内容上和艺术风格上也是多样的。这反映着他在创作这一些诗歌时的生活和思想的变化情况。从大体上说,在他的早年的作品中,白居易更多地着重于思想内容和题材方面的发掘,而在他的晚期作品中,则更多地着重于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的探求,虽然在他的许多优秀的诗歌中(不论是早年的或晚期的),题材和风格、内容和形式大都是密切结合、和谐统一的。在白居易的创作思想上和生活态度上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基本矛盾,这就是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矛盾。这一种思想上的矛盾,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多次地表现出来,而集中也完整的表述,则是他的著名的《与元九书》中的一段话,他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觉仆诗,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白居易在这里所说的主要是他对于出处进退、立身处为世的见解;在这里,他又谈到了对于自己诗歌的看法;同时,他也说明了他的奉而始终之的道和言而发明之的诗的关系。这样的一个矛盾,在他的思想中和创作中是长期地并且也是普遍地存在着的,只是它的表现的形式时有不同而已。大致看来,在他的创作的早期,在写《新乐府》和《秦中吟》以及其他的讽谕诗的时候,在他的思想里,兼济的思想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而当他处在无可作为,无法施展政治抱负的时候,或是在政治上遭受到打击或排斥的时候,特别是在他的暮年,饱食闲居,皈心佛教的时候,独善的思想则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而在更多的时候,更多的场合,不论是在他的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或杂律诗中,兼济和独善的思想则是互相掺合在一起并且又是互相矛盾着的。当他看到了在烈日炎炎下拾麦穗以充饥肠的农妇的时候,在他写《观刈麦》的时候,他想到了: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他感到了内心的愧疚: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他想到要为人民做一些好事。当他穿上了新制的布裘的时候,他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他认为: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他产生了这样的愿望: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新制布裘》)他在谏官的岗位上,固然写出了像《新乐府》、《秦中吟》之类目的在于兼济的诗,当他遭受到打击的时候,在他的转徙生活中,路过洞庭湖时也写下了《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这样的诗。在这首诗中,他想到了当时如果能有大禹这样的人出现,化水患为水利, 来解除人民的疾苦,那是如何的好啊!他即使是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在那夹杂着很浓厚的佛家思想的《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中,也还没有忘记那一些大寒之月,躶跣水中,饥冻有声,闻于终夜的舟子;当他想到自己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时,便感到适愿快心。从总的倾向上看,在兼济和独善的矛盾中,兼济的思想仍是他的思想的主要方面。
……
三
白居易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为了叙述上的方便起见,我们把他的诗歌分为讽刺诗、叙事诗和抒情诗三方面来考察,而没有按照他自己原来的分类,即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来叙述。不论是在讽刺诗、叙事诗、抒情诗或是其他的题材方面,他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指导着白居易进行创作的是他的政治观点和文学观点,特别是在他的《新乐府》和《秦中吟》这两组诗里,这一些观点表现得更加鲜明而突出。在《新乐府》的序言中,他明白地告诉读者,说他之所以要写这一些诗是有所为而作的,他是有意识地继承着《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用诗歌来为他的政治主张服务的: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反对那一些嘲风雪,弄花草的脱离现实生活和斗争的创作倾向。他在《策林》六十八、六十九中,论及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时,也表示出同样的观点。在这样的创作思想指导之下,白居易写下了大量的诗篇,这一些诗都是有所为而作的,为着他的进步的政治观点服务的,这是他的诗歌的主流,他的诗歌中的精华部分。
……
从全部白居易的诗歌看来,他的诗歌语言是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但同时又是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的。老妪解诗自然是一个虚构的流传于诗坛上的佳话,但是,从这个传说中,我们也不难理解,诗人在语言艺术上是下过一番工夫的。在明代评论家胡震亨的《唐音癸签》中,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手稿的记载,说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可以作为白居易在这一方面努力的佐证。我们很难设想,诗人不在语言上作过这样的一番努力就能达到如此高度的艺术成就。
……
四
白居易的诗歌,我国古典文学中可宝贵的遗产之一,毫无疑义,是应该由人民来继承的。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是我们后来者的责任。这一个选本,就是企图按照这个原则进行整理编选的尝试。在选目方面,我们较多地选入了思想上比较健康和艺术上比较成熟的作品,但同时也选入了少数代表作者思想上较为消极一面的作品,以供参考,目的在于尽可能使读者得以了解白居易和他的作品的全貌。在校勘方面,我们以较早的宋本为依据;但也并不一味迷信宋本,我们的态度是择善而从,遇有异文,我们即选择其中较为合适的一种;为了节省篇幅,不另作校勘记,和注释文字结合在一起处理。在注释方面,我们除了对于一般读者认为困难的词句和典故加以注解,更着重在作者创作这一些诗歌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情况以及作者生平和他的交游活动等方面,这一些,可能也是读者在理解诗篇时所感需要的。注释文字,力求简要;遇有可供参考的较重要的资料而为注释所无法包容的,则采取备考形式,放在注释的后面。此外,我们又尝试对于白居易的诗歌加以初步的编年,至于编年所依据的理由,必要时也略加论述。书末附有关于白居易的生活和创作的简要年谱,也是为了供读者阅读时的参考。由于水平的限制,无论在选目、校勘、注释、前言或其他整理工作方面,缺点和错误一定难免,我们热烈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教。
本书编选时,在选目方面曾经得到许多专家的热情帮助,谨在此深致谢意。
王士菁
一九六一年十月
顾学颉(19131999),古典文学家。人民文学出版社高级编辑;曾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编委,及中国古典文学各学会顾问、元代文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醒世恒言》、《随园诗话》、《白居易诗选》等。
周汝昌(1918-2012),天津人。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毕业。曾任燕京大学外国语文系兼任教员、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书法家和诗人。著述宏富,研究深广。其《红楼梦新证》的出版,确立了他的红学研究的里程碑式的地位,奠定了新红学坚实基础,影响深远。此外,还先后有《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石头记会真》、《红楼夺目红》、《曹雪芹传》等三十余部红学著作问世。在古典文学、文化其他领域,出版有《书法艺术答问》、《范成大诗选》、《杨万里选集》《千秋一寸心》等二十多种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