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刘大任《晚风习习》《细雨霏霏》序
王德威
“人心里可能真有些东西，连历史都无法阻绝。”
刘大任的小说久违了。在新作《细雨霏霏》里，刘大任写出一则悼亡故事。母亲逝世将近十年后，他回顾往事，怀念母亲的音容笑貌，母亲和父亲不快乐的一生，还有六十年前一代外省人渡海来台的种种悲欢离合。《细雨霏霏》的题材不算新鲜，刘大任的叙述简约低调，其中却包藏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小说本为虚构，但对照刘大任以往的文字，《细雨霏霏》想来有不少自传成分，而刘的行文夹述夹叙，几乎有了抒情散文的气息。
《细雨霏霏》必须和刘大任的《晚风习习》（1989）并读，才能更体现作者感时伤逝的况味。《晚风习习》写的是逝世不久的父亲，以及他们那个充满挑战乱离的时代。父亲是五四后的一代知识分子，在启蒙革命的号召下走出穷乡僻壤，却因为性格和命运的拨弄，有志难伸。父亲的一生是个节节溃败的故事。及至他退守台湾，事业每下愈况，他的失意困顿甚至已带有国族寓言的色彩。与此同时，作为人子的刘大任逐渐长成。他对父亲的叛逆和疏离依稀有着父亲年轻时代的影子，但中年回首，竟一样有了徒然的感慨。
然而父与子之间毕竟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那不只是至亲的伦理关系，也是男性本能的默契和矛盾。刘大任写小学六年级和父亲洗温泉，“第一次看见他勃起的阴茎”，从而“以最原始的方式创造了我这个意念便化为本能的羞耻，固结在我的意识里，开启了我对他的叛逆”。性的启蒙，生殖与创造，衰老与死亡，父亲是以他的血肉之躯示范着什么是生命最根本的欲望，和欲望的冲动与不堪。
这一切以父与子的返乡之旅作为了结。彼时两岸隔绝，父亲的辗转回乡因此更有了些冒险意味。当年迫不及待要逃离的故乡，现在成为迫不及待要回归的故乡。人生一瞬，世事如烟，望着跪倒在先人尸骨无存的坟堆间、号啕不已的父亲，刘大任写道：“我至今也不明白，是什么力量让我走向父亲旁边，屈膝跪下。一切发生得那么快，那么自然。”这一跪无关封建礼数，而是更邈远的、对生命赓续的直下承担。在那一刻，父亲和儿子“仿佛是在现世以外超理性的非空白里，会过一次面”。
对刘大任半生经历略有所知的读者会明白，这一刻确是来得不易。刘出身台大哲学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加州柏克利大学攻读政治。那些年美国学运反越战，中国“文革”，法国工运，革命解放的呼声甚嚣尘上。刘未几投身政治运动，因此放弃学业，甚至上了国民党禁止回台的黑名单。今天谈海外左翼运动，尤其“保卫钓鱼岛”那一段，不能不记上刘大任一笔。作为社会主义的信徒，刘大任曾唯科学理性是从。要经过多少呐喊与彷徨之后，刘方才了解“在理性的穷途末路与超理性的雷殛电闪间，有一个暧昧领域”。而父亲以他颠簸的一生，他的大去，引导刘大任进入这一暧昧领域。
《晚风习习》因此是刘大任试图与他父亲——和父亲所经历的那一个时代——和解的尝试。传统与现代、主义与迷信、理性与原欲、此岸与彼岸这些对应都太“五四”，太简单，难以解决其间的种种“暧昧”领域。革命和运动之后，千百万的人生还要继续过下去；狂飙的岁月已经远去，留下来的断井颓垣却得有几代人来清理。晚风习习，中年的刘大任回忆暮年的父亲，惊觉父子的路何其不同，又何其相似。他的不只悼念父亲和他那一代人的灰飞烟灭，也更不免有了“此身虽在堪惊”的感喟吧。
《晚风习习》写的是一位民国的父亲。将近二十年后，刘大任以《细雨霏霏》为一位民国的母亲作行状。两部作品虽然没有刻意对应，有心的读者还是可以看出种种关联。母亲来自书香世家，因为种种原因下嫁不算门当户对的父亲。战争和流亡逐渐磨洗母亲的风华和志气，到了台湾，她成为一个子女缠身、镇日为柴米油盐打算的小公务员妻子。这是对同床异梦的夫妻，但是再大的争吵似乎还不能动摇家的根本。故事中的刘大任兄妹是在既敏感又懵懂的环境中成长。
《细雨霏霏》写外省家庭初到台湾的艰难以及与本省家庭的互动，平实细腻；写作者少年成长的部分则显得平板。刘大任的风格从来是老成的，也许并不适合描摹青春期以前的那个世界。唯其如此，他叙事的距离感反而意外衬出故事的重点：对孩子们而言，终其一生，母亲是个不能也不愿被理解的人。母亲“不是个快乐的女人”；她甚至是个“不会哭的女人”。
母亲何以不快乐？如果父亲的失落来自一个时代的辜负，一种抱负的幻灭，母亲的抑郁则隐藏着更细腻的问题。刘大任娓娓诉说种种可能：也许是因为当年下嫁父亲的委屈，也许是受够了迁徙流离的痛苦，也许是生下原本不想要的小女儿，也许是父亲与邻居妻子外遇的结果，也许是父亲肺病带来的家庭危机。终于有一天母亲崩溃，变成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即使如此，母亲没有眼泪。
当父亲的困顿遭遇引导读者归纳出一个说法，甚至投向一则国族寓言时，母亲的歇斯底里症却是那样线索分陈，拒绝任何表面叙述的可能。由此引出的性别与叙事的差距，已经耐人寻味。但刘大任毋宁是借此试探另一种想象、回顾历史的方式。母亲日后在宗教中找到救赎，但症结并没有解开——直到刘大任又写出了一段返乡探亲的情节。
在两篇分别关于父亲、母亲的小说里，刘大任都以返乡作为情节的转折点。《晚风习习》里的父与子返乡为的是回溯家族谱系因缘；《细雨霏霏》父与子(还有小妹)返乡则为的是重会当年留在大陆的大女儿。在结构上刘将同样的故事主题重写了一次，但重点何其不同。如果《晚风习习》的返乡代表男性的宗法关系的完成，《细雨霏霏》所描写的家族团圆之旅则指向更深一层的离散和创伤。这趟返乡之行缺了一个要角——母亲，理由是她不愿意重回伤心地。当父亲抱着一个生在大陆，一个生在台湾的女儿大哭，“嗄哑苍老，夹杂着喘气干咳，重复不停，就一句话：‘对不起你呀，对不起你呀……’”原应是小说的高潮。但故事并未就此打住，我们终于知道大陆女儿的父亲其实另有其人。
《细雨霏霏》里冷淡的夫妻生活原来埋藏了一段不可告人的秘辛。母亲曾经出轨，因为她不甘心只做妻子做母亲， 她要做女人。这是典型的《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故事了，但刘大任志不仅在此。如果母亲曾经不贞，父亲也曾有外遇，他们的婚姻何以竟维持下来？何以父亲又如此不辞辛苦找寻母亲的女儿，而且重逢之际如此真情流露？更重要的是，作为人子，他要怎样地面对他的父亲母亲？
《晚风习习》中那个把玩鸡血石，核雕密戏的父亲到了《细雨霏霏》中更是不堪。晚年他在理发厅按摩解决性欲需要，成为笑柄，而母亲结扎了输卵管，并多年为风疹块所苦。禁锢的欲望，被结扎了的本能；刘大任笔下的父亲和母亲在伦理角色背后，挣扎作为一个男人和女人。当他们的痛苦内化成为病，为怨怼，为歇斯底里时，任何的国家民族大义似乎都显得无关紧要了。
然而刘的笔锋一转，他真正要叩问的是，在历史的虚无和混乱之后，在欲望的废墟间，是否还有些东西留得下来？《细雨霏霏》中痛哭拥抱妻子私生女的父亲，岂不比《晚风习习》中痛哭在故乡坟场中的父亲，更来得撼人？陡然之间，他晚年猥琐的形象开始熠熠发光。而不愿见到女儿的母亲在病危之际，终于在其他子女的安排下，在台湾见到女儿。她最后的期望是，“把爸爸的那张(遗照)照片带来”。这又意味什么样的罪与赎？父亲与母亲一辈子不投缘，却有道是无情更有情的担待，也有爱屋及乌的义气。刘大任曾一度献身的社会主义信仰，竟然在父母悲欢离合的人生里，找到不可思议的例证。
回到《晚风习习》那句引人深思的话：“在理性的穷途末路与超理性的雷殛电闪间，有一个暧昧领域。”刘大任曾借着悼念父亲，试图涉足那个暧昧的领域。二十年之后，借着悼念母亲，他更进一步进入那个领域。他必须对他父亲母亲那一代做出更私密，也更包容的观察。那真是历经重重忧患的一代，而忧患又何尝止于国仇家恨而已？
比起《晚风习习》，写《细雨霏霏》的刘大任少了些“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凌厉，但是创痛仍然在那里。俱往矣，父亲和母亲那辈民国儿女，他们的欢乐，他们的忧伤。在一切的不圆满之后，刘似乎体会了革命启蒙、男欢女爱以外的情义，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人心里可能真有些东西，连历史都无法阻绝。”他学会了尊重那个“暧昧的领域”。而从《晚风习习》写到《细雨霏霏》，刘大任自己也渐渐老去。他的风格依然冷冽，但你也感觉得到一股深情依然在他字里行间流淌。
《晚风细雨》自序
抗战一代人
刘大任
《晚风细雨》由《晚风习习》和《细雨霏霏》两个中篇合成，实际上可以看成一个长篇。《细雨霏霏》的写作时间是二〇〇八年，晚于《晚风习习》几近二十年，但刊登时，编者视为“联作”，即明白表示两者之间的“同质”关系。这个看法，我是同意的。
无论如何，两个中篇各约五万字，格式也一样，都由五十个短段组成，明白表示了我的心意，李商隐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我跟我的父亲和母亲，在这个世界上共同度过的岁月，大约就是半个世纪。
那么，不少人会说：这是你的自传吗？
却不能同意。
确实，故事中有不少题材（百分之五十左右吧），取自我的父母，然而，时间顺序、细节与逻辑因果关系，又好像另成系统。小说素材的来源多样，有的取自道听途说，有的来自阅读经验，当然还包括杜撰和虚构，这是常识。一般而言，从常识出发，一旦进入小说的世界，就得服从某种更高的规律，依附小说本身所以能够生成和存续的哲学和逻辑，也就是小说的规律。或许有人会问：你究竟要写什么呢？
父亲和母亲过去后，写点东西纪念他们，的确是驱动我提笔的最初动机，然而，提笔之后便发现，我真正面对的，绝不止个人的追思、悼亡。在我个人的伤痛追悔中，无法制约地，整整一代人，整整一个时代，像集体记忆即将消失的莫名恐惧，随他们的往生，排山倒海而来。
我不能不面对，也不能不写他们那一代人，那一个时代。然而，我所谓的“那一代人”“那一个时代”，对祖国大陆读者而言，可能不太好理解。
这是《晚风细雨》第一次正式在大陆出版，我必须向大陆的广大读者做一些交代。
首先必须说明：那是什么样的一代人，又是个什么样的时代？重大的历史事件，可能产生社会的主流思潮，从而形成占主导地位的一代人。在中国现当代的历史发展中，五四运动是个明显的例子。五四运动的影响绝不止于一九一九年前后的所谓新文化运动，更不限于所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五四运动产生的是所谓的“五四的一代”，他们生活在二十年代中国以来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基本上支配了中国以后至少三十年的走向和轨道，直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蒋介石败退台湾。
但我写的不是“五四的一代”，而是“抗战的一代”。
如果抗战始于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我父亲那年刚好二十岁，正在武汉大学读预科，准备读土木工程，计划着他以现代工程技术挽救落后贫穷国家的一生。大学毕业后，他回到江西老家的省政府建设厅工作，不到两年，卢沟桥事件爆发，从此投身救亡图存。
抗战期间，除了躲警报、逃难，他带着一家人，积极参与抗日救亡，在赣南帮蒋经国修筑机场；以资源委员会广西龙州站站长身份，负责将稀有金属运往当时仍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换取武器弹药，支援抗战；后又转往昆明，任空军少校工程师。
父亲在青年时代就努力钻研美国的田纳西水文计划，他的一生志向就是建三峡大坝，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不幸的是，他在蒋介石跑到台湾前一年，就因就业而去了台湾，永远失去了参与三峡计划的机会。不过，似乎是作为补偿，却也曾小试身手，作为主要的工程师之一，他参与建设了台湾第一座综合水力发电工程，石门水库。父亲的后半生在台湾度过，几近四十年的专业生涯中，台湾从南到北的水利工程建设中，留下了他的身影。
所谓的“抗战一代人”，在现代历史上，应该就称为“建设派”。
什么叫作“建设派”呢？
简单说，这是一批专业知识分子，他们虽然感受到五四的影响，却没有投入改造世界的事业，而在国弱民贫、外侮压顶的危局中，基本上只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力图避免亡国灭种，设法逆势扭转国家的命运。
孙运璇应该是他们的代表。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日本殖民者临去之前，破坏了台湾的电力系统，并扬言：中国人没有能力，台湾三个月之后就将进入黑暗世界。孙临危受命，带了一批年轻的工程师，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恢复了台湾百分之八十的电力供应。蒋经国过世前，原规划让孙接班，不料他因中风而半身瘫痪，才让伪装手法一流的李登辉，钻了空子。
一九四八年春夏之交，父亲带着全家赴台就业，在上海等船，那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在上海玩。奇怪的是，那时不过八九岁的我，留下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记忆——母亲的手。虽然在抗战期间也跑过半片江山，母亲从来没到过上海那样的国际大都会。我的印象深刻，尤其是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道，母亲紧紧抓住我，我的手仿佛被铁手掐入骨髓，不得不跟随她那既不敢慢又不能跑的蹒跚步伐过街。直到有一天看见了母亲从不示人的“解放脚”，才恍然大悟。
这种“解放脚”，是在裹脚进行到相当程度的时候，突然中止，那双脚的形状，介乎天然与人工之间，虽然保持脚的大致原形，却失去了脚的大部分功能，母亲是一辈子没有办法跑步的人。她那一代人，如果没有祖荫，又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便只能像她的“解放脚”一样，步履蹒跚地度过一生。
我的父亲和母亲，便是这样的一代人。
正如王德威教授所指出，两篇小说的叙事，都以回大陆老家祭祖、探亲、访友等情节为重要转折。但我必须说明，叙事的时间点很关键，小说人物看到的中国大陆，是一九八五年的大陆。
一九八五年的大陆，是个什么样子？ 现在的很多人，可能都无法记忆了。来自台湾的小说人物，是在两岸交往尚未解禁（一九八七年秋） 之前，必须设法绕过台湾当局的阻挠干涉，类似冒险犯难的情境下，才有可能实现几十年政治关山阻隔的回归之旅。
一九八五年的大陆，改革开放政策虽已确定，各地的执行与实践，仍在摸索阶段。“要致富，先修路”还未开展，特别是偏远落后地区。小说中表达的，某省的一级公路上，居然出现农民晒谷、老牛睡觉的现象，现在听来，不仅天方夜谭，更像是故意诬蔑。然而，那是实情，是我亲眼看见的。
小说人物，特别是“父亲”那个角色，对那个时代的西方现代建设，显然有一定了解。他的观感，不能视为单纯的失望或反感，读者应该设法深入他的内心，看到沉痛底层的恨铁不成钢。那也是作为“建设派”的我父亲，终身愿望落空下的痛苦表现。
多么遗憾，我父亲在那次回归后，当年便像完全用光了所有精力，泄了气的气球一样，突然过世了。他如果活到今天，面对死亡时，或许不至于那么萧条落寞吧。
抗战一代的“建设派”和他们的接班人，今天终于站在时代风浪的前端，在全国各地，甚至在“一带一路”沿线，在亚非拉众多落后地区，正式站稳了落实梦想的脚跟，这是何等重大的历史大转折！
我在《晚风习习》的结尾，特别为那位父亲取了个意义深长的名字：袁轩。
不妨点明，袁轩不就是“轩辕”两字的倒装，象征着历史文化不绝如缕的脉络，绵延五千年的传承。
二〇一七年三月八日雅各溪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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