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讲义
出 版 说 明
自1898年建校以来，北京大学作为中国所国立大学，当仁不让地成为一座重镇。我们很难在重镇的前面加上合适的定语，如果挂一漏万地勉强做一下尝试，那么，如下关键词应该无法忽略：教育、学术、思想、文化传承；如果再在这些严肃的字眼前做个补充，我们应该谨慎地加上心目中。
因此，这句话完整地表述出来，或许是这个样子的北大是我们心目中一座教育、学术、思想和文化传承的重镇。
从语法的角度来看，离中心词越远的形容词，它的定语功能越弱，因此，这个心目中的限定作用其实很让人怀疑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难道北大只是无数人在心中塑造的神圣殿堂吗？
确实如此，在我们没有条件走入北大的课堂，在我们没有聆听教授们的传道、授业、解惑，甚至在我们没有阅读这套《老北大讲义》之前，它只不过存在于我们渴求学业、探求人文理想的心目中。如今的我们很难跨越时空触摸五四时期的红楼，也再无可能听到黄侃挤兑胡适的精彩言辞但好在，校址课堂可以变换，教授先生可以逝去，但这套《老北大讲义》，仍然使这座学术思想的重镇触手可及般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不仅仅再让我们于心目中憧憬和描摹。事实上，又有什么比文字著述能流传得更远更久，同时又能连缀百年与今日、先贤与遗产呢？
这套《老北大讲义》，就是这样与我们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如此接近，它来自于塑造这座重镇所需的基石现在我们依然无法用准确的词汇总结出给神殿做基石所必要的成分。好在北大建校百年后的大洋彼岸，美国斯坦福大学明确拒绝了国务卿赖斯重回母校任职的申请。一位教授这样阐述他的理由：赖斯为之服务的政府破坏了正义、科学、专业、正直等基本的学术价值观，斯坦福不应该再让她回来。美国人在现代文明中体会到学校的本质精神，而早在百年前社会思想纷杂的乱世中，北大的学者便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了勇气二字，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启蒙。
正是基于勇气之下的正义、科学、专业、正直，老北大的讲义直到如今，依然在现代学术和思想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原因似乎很简单：它只为良知负责，而不掺杂任何功利；原因却也很复杂：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仅有愿望和坚持那么容易。因此，我们很难想象，这套《老北大讲义》，是如何能够穿越百年风云，在思想的多次变革和社会的动荡过后，依然能够熠熠闪光。
或许所有的答案早在蔡元培先生的一句话中：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这是北大的立校之基，是北大的教育准绳。但是，如果我们抛开了学校与教育的因素，就会清晰地看到现代学术与思想发轫的源头。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这套《老北大讲义》呈现出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面貌：
其一，它涵盖了文学、史学、艺术、哲学甚至更多的边缘学科。而我们大概很难想到那些目前几近符号化定格的先贤竟会如此跨学科，在某个非专项的细小考证上侃侃而谈；
其二，在同类学术问题的思考上，各教授的观点未必一致甚或相左。课堂上也经常有明讥暗讽、互相贬低之类的掌故。但这并不妨碍落了下风的一方以独立的精神和学术的品格坚守自己；
其三，在当时的情况下，教授们对西方现代哲学思想或历史观念的了解并不很深，哪怕对本国正在发生的白话文运动也多有不成熟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以客观踏实的精神大胆探求；
其四，即或放在今天，我们依然看到著述中鲜活的思路和治学原则。或许其所述内容业已陈旧，但其字里行间跳动的思想却是今天的某些所谓巨著中缺少的灵魂。
正因为如此，《老北大讲义》不仅仅是小小课堂的教学工具，更是现代学术和思想发轫的媒介。因为有了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首次公开而正式的传播；因为有了胡适的西方哲学讲义，才有了国人对西方文明尤其是现代思潮的进一步了解；因为有了钱玄同和刘半农的汉语研究，才有了推动白话文运动的基本依据……
当我们无法亲临北大课堂，当我们无法回到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时，这套《老北大讲义》像是一座桥梁沟通了时空，轻易地在我们脚下搭建了一条通往中国学养源头的路。
然而，对这些珍贵思想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推广，看似轻易简单，实则困难重重。在首批推出的著述中，我们不得不仔细考虑作者的成就与影响，也不得不考量每一本书的内容价值，甚至还得兼顾品种的丰富性和学科的完整性，因此，难免有遗珠之憾。
此外，有些影响较广的著述，此前亦有各种单行本见于市面。编者虽然力求呈现出更多的新品种，填补文化传承上的空白，但考虑到这是国内首次完整地以老北大讲义的概念进行编纂出版，所以，我们也在严谨衡量的基础上推出了这类旧作。
以往，老北大讲义有很多著述仅有存目，出版本十分罕见。但让我们十分快慰的是，在此次编选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些孤本，不日将陆续付梓在兴奋与欣喜之余，我们也不免惧怕，如果再不出版，它们，这些凝聚一流学者的毕生心血的思想学术经典，恐怕后人再难读到了。
正因如此，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能够延续我们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否则，很难说再过百年后，北大是不是一座空中楼阁，会不会只是个在口头传颂的一段传奇。
孟森与《清史讲义》
张中行先生对孟森的回忆是所有纪念文章中为传神的，其中说：（孟森上课时）眼永远在讲义之上，不往讲台下看。他只会写，不会发挥，所以所谓讲课就是念讲义，认真，准确，一字不差……也就因为潜心治学，在明清史方面有突出的造诣，学生有时候形容他，说现时白菜多少钱一斤他不知道，可是成化或雍正年间，谁打谁一个嘴巴，他必记得清清楚楚。
孟森（18691937），字莼孙，号心史，世称孟心史先生。他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清史研究的杰出奠基人，其著作是近代清史研究代的水平。
孟森早年着意于学术﹑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曾撰写翻译了一些有关法学及经济学的著作，中年时又为著名实业家张謇亲近幕友，曾参与了清末立宪运动。清末民初，孟森逐渐脱离政治活动，开始专力于治史。
1929年起，孟森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清朝入关前历史，撰成讲义《清朝前纪》，1931年，受聘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满洲开国史等课程，编纂《明元清系通纪》，著有《明史讲义》《清史讲义》，对史实进行考订叙述，多有发明创见，所作评议，亦具精辟独到之处。
孟森治史，在传统方法上吸收了近代史论研究方法，开创了明清断代史研究之先河。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给予孟森史学研究成果极高评价：其不过三十余年，而撰述之富，成就之大，影响之深，自非后辈末学所能望其肩背者也。
这部《清史讲义》是孟森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孟森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所授课程有四门，为明清史满洲开国史明清史料择题研究与清史研究。其中，次开设明清史课，是在1932至1933年度，为一年的学时。以后每隔一年开课一次，到1937年夏为止，总共开过三次。
从1935年秋天起，明清史一课，不再仅是二年级必修科，也是一、三、四年级学生必修科。而在1936至1937年度第三次开课时，授课内容与计划做了重大调整，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史实太过丰富，不能讲得过于简略，所以实际上将明清史分为明史清史两课，分别为一年的课时，隔年授课。
这一重要改变，直接影响到孟森授课内容的变化以及讲义的编撰，比如，1932年明清史作为一堂课时，清代部分只讲到乾隆末年，其后则划归中国近代史的范畴，但拉长为一部史讲一年课时后，则要增补很多内容。所以，1935年后孟森先生开始增补清史乾隆朝后的内容。不过，现在所见《清史讲义》只讲到咸丰同治年间，他的学生在整理出版《清史讲义》时回忆，孟森确实是想写到光绪宣统年代的，但因为抗战爆发和他的去世，这一章并未写成。另外，乾隆后至同治末年这一章，虽然写成，但未来得及授课，是后来整理其遗稿增补入书的，严格来说，这一章并不是授课内容。
《清史讲义》对清朝二百多年之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的述评，史实详尽，考订了清先世源流、八旗制度原貌，并对清代从开国到国运由盛转衰的过程和重要史实进行了缜密的论析。虽欠完整，仍被史学界誉为我国近代清史学派的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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