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民间音乐采访录》是1981年1月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三年级学生到海南岛采风的报告,记录了海南岛汉族、黎族人民的生活、风俗、民歌、戏曲(琼剧)、乐器和器乐的状况,收集了相当数量的歌调,记录了曲谱,画了乐器图。全部考察过程依照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进行。时间虽然很短,学术水平有限,在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海南岛的经济文化环境有了很大变化,这些资料的历史意义和研究意义更显重要。
《海南民间音乐采访录》附有当年采风部分录音,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复得的原始资料。
《海南民间音乐采访录》,原是1981年中央音乐学院教材科油印的资料,现在将由《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为此,我受邀作2020年版前言。
缘起、学术价值和意义
1981年1月,包括我在内的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三年级10位学生常罡、江安西、景春寒、欧阳韫、杨沐、余志刚、张以连、郑祖襄、周青青、周耀群,由3位教师陈自明、苏木、袁静芳领队,组成“海南民间音乐采访小组”前往海南岛进行为期1个月的民间音乐实地调查和采录工作。小组返回北京之后,这10位学生立即分工合作,对采录到的音响记谱记词,对采访期间写出的报告以及所得的其他材料进行整理、核校,编辑成一本《海南民间音乐采访录》(以下简称《采访录》),交给学院教材科刻印蜡纸油印,装订成册。根据我的记忆,当时只印了几十本,分发给音乐学系三年级的学生(共21位)和民间音乐教研室的教师,余下的则由我经手寄赠给各地相关单位和个人,包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和广东(当时海南隶属广东省)、海南、通什、儋县(即今儋州)等地的省、区、县级文化局和群众艺术馆,以及数位曾经大力支持过我们的采访和采录工作的个人。然而,34年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部决定正式出版此书时,多方问询的结果却发现这些油印本竟然除了我保留的一本以外,其他全都已经遗失,于是我个人珍藏的这份便成了那次海南民俗音乐田野调查记录的绝版孤本。也正是由于这一情况,这份珍贵的第一手调查资料在至今三十多年间鲜有人知,除了我自己以外无从被学界所用。
我曾在我的专著《寻访与见证——海南民俗音乐60年》的《导言》第二节的学术回顾中谈及这本《采访录》。我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国内民族学界曾组织力量对海南黎族进行过社会调查,其中虽曾涉及黎族民歌与乐器的某些情况,但由于并非专门的音乐学考察,故相关资讯非常零散且总量较小,同时并未涉及音乐形态,更无音乐记谱。其后于60年代,国内音乐学界曾有3位学者到海南做过一次主要针对黎族音乐的采访,但所到的地点和采访的人数都少,最终的采访报告只用蜡纸刻印成60页油印本,在内部少量分发。所以,1981年中央音乐学院的这本《采访录》应该被认证为史上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对海南民俗音乐所作的音乐学专业调查成果。那次调查在岛上汉族聚居区和黎族聚居区分头多路进行,调查的地区除了当时的海南行政区区署所在地海口市和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州署所在地通什镇以外,还包括儋县、保亭、乐东、东方、昌江、白沙、琼中各县,以及这些县市属下共12个公社及大队(与2010年代乡村的行政建制比照,公社大致相当于镇,大队大致相当于乡而小队大致相当于村),调查访问约五十余人次,收集整理的民间音乐分汉族、黎族两个部分,汉族主要是儋县民歌和器乐,另有黄流土歌。黎族则包括了杞、侾、美孚、德透、本地5个支系的民间音乐。《采访录》油印本共241页,内容相当详实,包括5篇调查报告、8篇采访记录和一百三十多首民歌和器乐曲记谱。实际上当时采集的民间音乐录音共有二十多盘卡式磁带,这种手提录放机磁带在21世纪已被淘汰,但那时在国内却是最新科技制品,每盘60分钟,所以我们的录音总共约有二十多个小时。这包括大约300首民歌、三十多首器乐曲以及一些长度不等的访谈和当地民众音乐表演的现场录音。另外,当时学院经费与器材都缺乏,无法为我们提供工作用的照相机,但是同学中还是有人自带了私人相机,拍摄的照片中包括了大约20张的工作照。这些录音和照片都是当年海南民众中传统音乐的实际音响和场景的记录,标注了当地音乐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现今已经流逝的一个节点,是不可复得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当时,我们这10位同学在记谱记词的同时,也将这些录音的每一首都仔细记录了演唱者和流传地点等详情,并且都做了编号,与我们拍的照片一起,由我交给了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我在交接的时候再三叮嘱,这些资料应该永久保存。其后我毕业,出国深造,再数年后回国时访问中央音乐学院,特地到图书馆查询这些录音,却被告知那些磁带早就已被消磁,用于录制其他音乐,照片亦不知所终。我当时极端无语,但也只能徒唤奈何,感叹这一损失。在上述2016年出版的我的海南专著中,我亦提及这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