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大江茫茫去不还
前些时,深圳某金融企业邀请我过去做讲座,主办方在讲座结束之时,送的一样礼物令我惊喜:《福建文学》1981年的一个半年合订本,其中一期刊有我当年的短篇小说《在一个小站》。那是我在江西大学读大三时投稿正式发表的小说处女作。须知,我1998年年底由南昌大学调往深圳大学,留在南昌铁路三村的几十个短篇小说散失殆尽,包括这本刊发了我首篇小说的《福建文学》。主办方何其有心,赠我这样一件别致的礼物!
一晃,我从事文学创作已经四十年了。
晚近十多年来,除了一本非虚构《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我的创作囊箧里主要是中短篇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这本短篇小说集《凡高和他哥》,承接2014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绿皮车》,2015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抄家》,其一,较为集中地体现五六年来我的小说成果;其二,也是我个纯粹的短篇小说集。
为何在求大、求高、求长的写作风靡云布之际,我有点儿不识时务,一个劲往短处走呢?一是目力用了一甲子,不免衰退,望长而先萌怯意;二是短篇小说的所谓以小见大、以短见长,我越来越觉得此语不虚,或曰真理是朴素的;三是工商语境下的阅读,尤其是手机阅读的席卷之下,虽不认可逆之者亡我从来认为纸本阅读不可也不会完全被新媒介替代,每见一些三四十岁的朋友,企图用听书代替读书,我便诚心忠告: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可一味以听代读。因而总是希望一篇东西发表之后,读者多一些,再多一些。今年《芙蓉》第2期刊发我的一个短篇小说《伯爵猫》,之后此文为《长江文艺·好小说》《新华文摘》《小说月报》《中国当代文学选本》等转载,又经新华网客户端转发之后,个把月之内,浏览量便飙升到十七八万人。一篇小说能有如此众多的阅读者,真是令人鼓舞!
中国的鲁迅、沈从文、汪曾祺皆以短篇取胜,外国作家如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卡夫卡、卡佛、卡尔维诺、博尔赫斯……亦以短篇见其高与深。
好短篇本身所具有的金子般的质地,加之这个互联网时代赋予它猎豹一般矫健的行走,我想,已经给予了它彪炳焕然的舞台。
换言之,在这个时代,短篇不是任何文体的配角,它本身就是主角之一种。它可以是交响乐中金碧辉煌的圆号,也可以是歌剧中声振屋瓦的独唱。作品的好坏跟体量大小没关系,跟体量大小有关系的,或许是它囊括物事的丰富性。在洞悉时代脉象,警醒世道人心,呈现精神向度等方面,有嚼头的短篇小说当得起轻骑兵的美誉。
我写短篇小说,一是在乎历史感。
那些以民国以及某些渐行渐远的历史年代、事件为标志的小说,自不待言,因其容纳了鲜明而浑厚的历史意识,较能彰显作品的深沉。夏志清在一篇《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文中论及:
艾略特说过,一个现代诗人,过了二十五岁,如想继续写诗,非有一种历史感(the historical sense)不可,白先勇也是在二十五岁前后(到美国以后),被一种历史感所占有,一变早期比较注重个人好恶,偏爱刻画精神面貌和作者相近似的人物的作风。
夏志清眼中的历史感,或曰具有历史感的小说,指陈的不是仅仅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仅仅描述与自己成长相若的经历的作品。譬如白先勇《纽约客》系列短篇小说,作者以客观小说家的身份,刻画了与他面目迥异的人物。《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一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
夏志清举隅白先勇作品的历史感,有两点很是清晰,一指作家不仅写自己,更写他人,尤其是迥异自己个性、出身与面貌的他人;二指作家应该写自己长辈的历史。这个长辈可以是泛指,亦可是实指。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是民国时期的高级将领,他耳濡目染,自是比一般人更熟悉其父母辈经历的跌宕与沧桑。
我曾经做过一个自剖式的文学讲座,题曰:文学创作的三个打通以我的短篇小说为例。三个打通历史与现实打通,虚构与非虚构打通(主要是虚构作品中掺入非虚构成分),自己的经历与父兄辈的经历打通。此集子中《曹铁匠的小尖刀》就是一个虚构与非虚构打通的例子,为了写一个《打镰刀》的中篇小说(此中篇刊发于2020年第8期《中国作家》),我被一位企业家朋友带去他老家四川渠县,见到他的一位在老家打铁数十年的初中同学,小说融入了在铁匠铺采集的素材与感受。历史与现实打通的作品则更多,可见《疑心》《乌鸦》《苦槠豆腐》等篇。
我尤其想说的是自己的经历与父兄辈的经历打通。我父亲是毕生在铁路工作的一位职员,我自己也曾当过七年铁路工人(1971年至1978年)。我的哥哥相登韶则遭际坎坷,他属于老三届,那个年代的初中毕业之后,因学业优秀而得以升入高中,此前父母因家庭负担太重,很是希望他初中毕业之后直接读中专或技校,以早些出来就业。高中未竟,他便成为上山下乡滚滚洪流中的一员,在农村劳动数年之后,辗转在小钨矿、电池厂等单位当工人;物质匮乏年代的身体亏欠,加之婚后生儿育女家庭拖累,他于1984年患肝疾逝世时年方三十六岁。胞兄的去世,给我留下了长久的伤痛。想起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兄长们所思所议所为,体现的都是与当时舆论不一律的国运的思考,且被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才是有头脑不盲从的一代,惜乎因青年夭折而未能展其才。每念及此,我更觉得自己心里有思,肩头有责,眼前有人,要为他们执笔代言,乃至,扳本。
集子中的《回乡》原发《人民文学》,为《新华文摘》《小说月报》等多种刊物、年选转载、收入,也曾上榜并提名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此小说原型便有我大舅的影子。大舅在动荡年代的浮桴海外,及至改革开放之后还乡省亲,其间世事沧桑,人事稽留,居然也能安放在一篇万字短篇小说之中。相较而言,同样从那段历史飞来的《乌鸦》则短至六千字,是本集子中短的一篇。京城一位资深的出版人阅后说:一个短篇小说写了一段长长的历史。
二曰,在场感。
无疑,每个人都是自己经历的在场者。岁月如轮,一代又一代很快都上升为兼具并识历史和当下的见证者。身为作者,对于一些不曾经历过的重大历史肯綮,单纯借助于史料,与我在现场,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在场,不论是历史的在场,还是当下的在场,都很重要。因为作者是某个历史阶段的在场者,观察与感触会真切一些,视角与景深会阔大一些。观照当下与青年读者和作者同呼吸,共命运的当下,看待同一物事,角度和结论会相同,亦会相异。
故而这种在场的写作,年龄和经历参差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不至于千人一面。譬如着眼企业的《选边》,同样曾在企业工作过多年的我,与现在的流水线上的打工者,写出来的感受当然不会降入同一陵谷。落墨生态的《珊瑚裸尾鼠》《果蝠》,其思考的内涵与外延,贯穿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一条中轴线,故事编织的外衣剪裁,与人物行为的追问,均力求榫卯之间,严丝合缝,都能够链接大时代的终极关怀。
三曰,美感。
我曾在大学的课堂回答何谓好文学?,一言以蔽之,三大信息量:丰盈的生活信息量,深刻的思想信息量和创新的审美信息量。
毋庸置疑,文学阅读可以囊括人生的各个阶段。常见人们争议什么是好文学,也常见人们为文学得失而理论,观点趋同者有之,大相径庭者也不乏其例。浸淫语文教学及写作者,每为欣赏与写作能力的提高而苦恼。《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自序中有一段话甚好:《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
他说的是,文学艺术家,必须有自己椎心泣血的感受,方可出感人之力作。
如果把丰富的生活信息量比喻成文学的血肉,那么深刻的思想信息量就是文学的灵魂。一篇简文,犹如齐白石的扇面或斗方,花鸟虫鱼,不一定要强调思想;有些随笔之类,有趣即可。但凡大一点的东西,尤其是小说这种文体,就要有思想力的蛰伏。思想力是当代小说充满淋漓元气的重要指征,它关联更多的可能性和彼岸意义,是超越日常认知、观照本质存在的价值敷设。
创新的审美信息量既包括或错彩镂金、雕缋满眼,或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仪容,也含纳题材、结构、对话、叙述以及修辞诸风格的清奇骨骼。
《痛点》写了一个舞者截肢之后的实有之痛与虚有之痛,而背后的精神才是生命支点。《玄凤》勾勒了一对已婚夫妻,在丢失了一只鹦鹉之后悄然改变的生儿育女观念。《车前草》描述一对师生的对视与守望,但愿那样一种令人系念的大学师生关系,不至于在更为复杂的时代面前渐成绝响。《钟表匠》一笔一笔地晕现出一对老男人的友谊,收束之尾,钟表匠收藏室里,所有的时钟倒转,出人意表的构思,才能形塑小说强大的张力。小说集里有好些篇,以动物着眼串珠,一只猫,一只鸟,一只珊瑚裸尾鼠……意在将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勾连,将审美形态与思想言筌融汇,将形而下的生活与形而上的象征绞合。好些读者朋友表示,喜欢我小说的语言,认为嚼有余味。我却想到,过分讲究语言,会否露出匠气?会否减损写多写长的概率?可我在读任一小说之时,能否受到吸引的要素,还是语言。
李白有句: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不还的不仅有青春,还有文字、情感、寄寓。
只要汩汩流过,纵是不还,又如何!
身为作者,只要笔下那些逝者如斯的生活摭拾,能在读者诸君眼中淌过的一刻,映现出些许共鸣的波影光斑,我也就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