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研究_黄鑫淼著_9787307225671

本书首先对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的内涵加以界定。并且对发回重审的特征及法理价值进行讨论。然后从历史的角度对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规范进行检视，接着从实证视角对发回重审制度进行考察，并对域外法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进行比较及评价，最后从三大角度展开对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的建议。

教育化民，润物无声，中国自古以来注重教化的作用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教育的作用愈发凸显，成为开启民智、塑造国民的重要工具，但由于其成效不能，因而在追求快速实现退房送穷的任务时，社会教育常常成为“少数人的责任”。由此而产生的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中现代教育结构体系中，虽然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大部类各据其一，大体可以说学校教育发达，家庭教育受重视，而社会教育被忽视。

“社会教育”一词是清末从日本引入中国的。中国的杂志上在1902年便出现过“社会教育”一词。关于“社会教育”的概念，1929年的全国教育大会决议指出，“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外的，以文化向上为目标的一般教育作用称，具备各种各样的教养训练的设施和机关，以使一般国民能自由利用之为本旨”。1931年，社会教育代表人物之一的俞庆棠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演讲中指出，社会教育一词“是从社会学和教育学而产生得来的，而社会教育的目的，是无论公共团体和私人团体，以社会全体民众为对象，以谋任何人都步的机会，所以无论何人所办的补习教育均属之”?。社会教育是相对于学校教育而言的，“收效迟缓而起的新教育”。这既说明它的宽泛范围，也表明其短时间内难以办出成效。

清末十年，社会教育已成为重要的社会教化方式，被诸多个人和团体加以运用，因社会各界重视而蔚然成风，一度繁荣发展。民国肇建，教长蔡元培主张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并重，在设立专门的主管机关社会教育司，将社教分为普通性质与专门性质两大类，行动上实行注音字母运动。社会教育在官方的推动下，自然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但之后逐渐滞后。究其原因，主要是边界范围过宽，种类繁多、分散，能模糊，是在全国学制中没有地位与合法性等。此时的社会教育，从教育受众来看，更民众教育；从教育对象来看，更成人教育；从教育活动范围来看，更乡村教育；从教育目的来看，更职业教育；从关怀领域来看，更生活教育。此外，也经常出现“国民基础教育”“特种教育”等名异实同、大同小异的称呼，反映了学理认识上的混乱。

1920年代，在“唤起民众”的呼声下，国民政府主张动与社会教育打成一片；而在新生活运动的推动下，政府重新青睐社会教育，甚至规定社会教育经费占所有教育经费的百分之二十以上。九一八事变后，闲散、滞后的社会教育无法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需要。为了团结和整合全国社会教育资源，加强异地同行之间的联系，推动社会教育学术研究，宣传社教的重要性以及与世界社会教育团体接轨，1931年12月中国社会教育社应运而生，并在之后的教育历史舞台上表现十分活跃，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本书共六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逐层深入，由表及里，由内而外地叙述中国社会教育社成立、、结束的历史。试图通过对它的成立背景、历史沿革、组织运作、年会举行、实验事业、学术研究、与政治的纠葛关系、参与乡村建设、历史地位等方面行内与外、纵与横、理论与实践多方面的考察，重建社会教育社活动及其参与当时重大社会建设的基本史实，相关研究，并为今行社会教育提供参考。

章“中国社会教育社的沿革”，主要从其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具体现实出发，对全面抗战前的四届年会、全面抗战后参加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并与之举行的联合年会，以及抗战胜利后召开第五届年会，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从侧面呈现中国社会教育社本身的、变化和发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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