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蒂姆·杰克逊一直致力于研究可持续发展。在本书中，他认为，我们此前对于社会进步的理解建立在一个错误的信念之上：经济增长越快，拥有的越多，越有幸福感。
然而，对永续增长的偏执追求已经导致了生态破坏、金融脆弱、社会动荡以及百年来严重的全球性健康危机。2019年底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明确地告诉我们，自然界会用它特有的方式来反驳人类的执念。新冠肺炎疫情不但改变了经济的运行模式，还改变了人类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
蒂姆·杰克逊以诗意的语言、感人肺腑的故事、深入人心的例子娓娓讲述了后增长时期的愿景。除了经济增长，人类还需要关注财富追求与自然环境、人类健康、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需要注重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环境和生活等方面的协调与平衡。
《后增长：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新模式》极具现实指导意义，为我们指明了未来社会发展的新模式。通过阅读这本书，会让我们意识到世界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我们也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应该秉持一种新的理念。
新的哲学观：摒弃唯有增长才能带来幸福的观点，追求各方面的平衡。注重有限，而非无限；
新的政治观：摒弃当今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追求共同富裕；
新的国家观：摒弃国家为资本服务的观点，倡导国家应为大众服务；
新的经济观：摒弃只有经济增长才能带来繁荣的观点，倡导无增长的繁荣；
新的货币观：摒弃当今货币为资本家服务，期待未来货币服务于人民大众；
新的消费观：摒弃追求过度消费的理念，倡导适度消费；
新的伦理观：摒弃以往做事不考虑后果的态度，倡导审慎的行事态度；
新的幸福观：摒弃幸福在于欲望满足的享乐主义幸福观，倡导以奋斗谋幸福，注重心流的体验；
新的爱情观：摒弃过去过分将物质掺杂在爱情中的现象，倡导更为纯粹的爱情：
新的环境观：摒弃过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倡导提高环境保护意识的发展。
中文版序
欢迎阅读《后增长：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新模式》的首版中文译本，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对我而言，向中国读者准确地介绍这部作品着实不易。这本书的写作到问世，让我非常有成就感。我想让这本书既有政治意义，又富含诗意，既科学、客观，又充满创造性。总的来说，想要概括我的写作动机或者由此产生的结果，几乎不可能。我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本书理解我的想法。当然，如果读者读完没有收获，序言写得再多也是徒劳。
顾名思义，通过这本书的书名，便能获得很多关于此书的信息，但关于本书写作形式和风格，并不能获取太多信息。因此，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讲述了在我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中给了我灵感的作家们的生活和工作。例如，在本书中，你会发现来自许多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和故事。美国政治家、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非洲活动家旺加里·马塔伊、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中国的圣贤老子等。我希望通过这些演员来演绎自己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是这本书的一部分。他们的见解是我在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些人物所处的文化背景相去甚远，他们有的近才开始写作，有的在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前就开始写作了。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参与了几个我在本书中尝试解释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我们向往的美好生活是什么样的？在一个环境和社会条件被限制的世界里，幸福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大约2500年前，希腊哲学家梭伦说：人未盖棺，勿谓有福。以现代人的角度来看，这个说法非常奇怪成功就是物质财富的同义词，价值是以财富来衡量的，繁荣为收入兑现，我们拥有多少比我们是谁更重要，我们今天的价值远比回顾我们的生活更重要。
我们的生活作为一个整体，可能比我们的收入、我们的财产甚至我们的知名度更重要，这种说法完全有悖于我们的社会组织方式，特别是西方社会的组织方式。现代经济学将幸福等同于金钱，传统上，人们认为财富越多越好。这个令人欣慰的魔咒一直存在并证明了我们这个时代定义的神话：对经济增长的无尽追求。人们认为，拥有的财产越多，就会过得越好。正是基于此，六十多年来，全世界的政治家们都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
如果这一论断成立，人类社会进步的前景将暗淡无光。持续的经济增长会消耗更多的物质资源。而对资源的渴求程度越高，地球遭受的破坏就越大。我们将发现自己身处这样一个世界：少数人的繁荣建立在多数人的牺牲之上，现在的繁荣以透支后代的幸福为代价。如果不反抗命运的恶意，我们将陷入一场因争夺日益减少的资源而爆发的权力斗争，并终沦为野蛮人。
但这一论断无法成立。只需要进行一个简短的反思，你就能发现其基本前提是错误的。更多的并不总是更好的。拿常见的商品举例，假设你已经几个星期没有吃东西了，而庄稼又一次歉收，即使是一把粮食也能决定人的生死。但是，当美式双开门冰箱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食物时，对更多食物的不断追求并不会带来健康，而是会带来疾病。如今，全世界死于肥胖、糖尿病和心脏病的人数比死于营养不良的人数还要多。
富贵病滋生于一个困扰社会的根本性错误。对人类来说，像营养这样基本的物质也并非越多越好，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对物质财富的无休止追求打破了人类幸福所立足的平衡感。从长远来看，这只会导致更多的不幸。简言之，作为现代经济学核心，这种对社会进步的认知不仅不可持续，而且自相矛盾。
诚然，这一认知主要与西方的消费资本主义有关。乍一看，向中国读者展示这本书似乎有些奇怪，因为这是一本由英国作家撰写的关于经济意识形态的书，而这种意识形态在中国以外的西方国家势力为强大。但实际上，这本书面临的困难更为广泛。资本主义尤其与物质欲望的不断扩张紧密相连。但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认为经济增长势在必行。所以，这本书的主题与中国的关系如同其与美国或英国的关系一样密切。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读者会像西方读者一样在这本书中找到乐趣。也许通过介绍我的专业背景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的写作背景。
我职业生涯的一多半都在试图理解和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增长困境。12年前，作为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经济专员，我为英国政府撰写了一份关于经济繁荣与可持续的关系报告。这份报告发表于全球经济的关键时刻（2009年初）。事实上，G7领导人在伦敦开会，决定如何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重启全球经济，同一周里，这份报告得以发表，这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当时政府不太欢迎这份报告。相反，他们尽努力忽视这份碍眼的报告。该报告发表后不久，委员会就被解散了。
但是，在报告发布的几周后，发生了一件令我惊讶的事。我突然发现自己沉浸在一场充满活力的对话中，不是与常备嫌疑犯长期以来一直强调野蛮过度发展的危险的环境运动者而是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我甚至从未怀疑过他们的存在。这些人不仅来自西方国家，也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也许政府首脑们并不认同这份报告中的一些内容。但是，《无增长的繁荣》的核心问题却被证明对许多普通人很有吸引力。
有了这段经历，我认为《后增长：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新模式》并不是为政府而写，也不是为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研究人员或政府首脑而写。这本书写给当初没有读过《无增长的繁荣》的人，而我或许早就该为他们写这本书。令人不安的早期工作启动后的几天，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数十万人开始从委员会的网站上下载那份报告。十多年来，他们不断邀请我去银行和会场，去乡村会堂和社区中心，去剧院和图书馆，因为他们渴望与我讨论我之前撰写的、政府决心忽视的内容。
《后增长：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新模式》不仅仅是《无增长的繁荣》的续集，在某些方面，它更像是前传。它回归了关于美好生活的本质的哲学问题的探讨。它是以解决社会性、心理性、经济性或政治性问题为出发点。我特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创作本书，没有图表，只有一些统计数据，没有行话和晦涩的术语，没有简单化的政策和行动计划。《后增长：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新模式》敢于设想一个关系和意义优先于利润和权力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它宣告了某种系统变革。但它也是对重新点燃关于人类本质的更深层次的对话的邀请。
这项任务本质上是创造性的，要求我们跨文化、跨时代寻找智慧。它要求我们从梭伦的好奇中深入思考，发现生活的本质；它呼吁我们在老子身上认识到知足常乐的智慧；它邀请我们拥抱问题而不是逃避问题；它要求我们接受消费主义的力量并同时有所保留。我们承认我们的贪得无厌，但也深究其背后的本质，以理解困扰我们所有人的对意义和目的的渴望。
毫无疑问，完成这项任务刻不容缓。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项任务具有普适性，它对中国人和美国人同样重要。如果我们要成功地让人类社会实现持久而有意义的未来，需要从文化世界中汲取深刻的智慧。
后，向负责翻译此书的张美霞、陆远、李旭平表示深切的感谢。还有我在萨里大学的同事刘丽蓉（音译）博士，她承担了为我校对中文稿件的责任。翻译始终是一门艺术，同时也是一门科学。翻译人员不仅关注到了这本书的逻辑，也关注到了这本书的诗意，更重要的是，我很高兴通过此次翻译，这本书将接触到新的意想不到的读者。我希望这能激发一些本来不可能发生的对话，而这些对话将使我们的世界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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