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佛学与中国文化历史的因缘，首当提出中国文化的界说，分为三大阶段：阶段，自三代前后，中国传统文化渊源伏羲画八卦而建立《易经》天人之际的文化为基础，是属于原始的、质朴的、科学而哲学的文化；经过夏商周三代的，便形成以易、礼为中心的天人思想。阶段，由于传统文化的分化，到周秦之际，产生诸子百家学术思想互为异同的天下，复经秦汉前后的演变，渐次形成儒、道、墨三家学说思想的形态。第三阶段，再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产生隋唐以后儒、释、道三家鼎峙，变易互为兴衰的局面。从此历宋元明清，讲到中国文化，便以儒、释、道三家并举为其中坚代表。好像中国的地理河流，北有黄河，中有长江，南有珠江流域，综罗交织而灌溉滋茂了中国文化生命，所以讲到中国文化，实在不可偏举，我们身为中国人，更不能不了解自己文化的。尤其中国文化的哲学思想，与西方文化哲学，基本大有不同；如果说中国有哲学思想，却不是独立的专科，中国的哲学，素来是文（文学）哲不分，文史不分，学用不分，无论研究中国哲学或佛学，它与历史、文学、哲学、为政四门，始终无法分解，等于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和实际的政治思想，不能脱离关系，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以上所举，要知秦汉以后，儒、道两家学说思想的互相隆替，以及佛教文化输入的前因后果，便须了解两汉思想学术演变的原因：两汉的学术思想，始终是儒、道两家思想的天下；墨家思想在汉初已经融化为儒、道的附庸，并无特立的藩篱。西汉初期，因为政与社会的趋势，道家思想为流行，历有名的“文景之治”，倾向道家黄老之术，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汉初政治原则上的必然趋势。从此道家学术思想，便在中国历形成一个定则，凡当拨乱反正的时代，必定需用道家学术，到了天下，便“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这个原因，留待讲述道教学术时，再加说明。西汉以来，因为道家学术思想的盛行，于是法家、阴阳家、杂家等思想，也都托足道家门庭，依附木而欣欣向荣，及其流弊所致，便造成西汉阴阳家的五德终始，以及谶纬（祥）的风气，莽的叛乱、光武的中兴、汉末三国的局面，无一不在谶纬的观念中而构成政治治乱的心理因素；因而有汉末道家的隐士思想，与墨家变相的游侠思想结合，产生道教的雏形，便与佛教学说互相推排，而又互相融化。

同时两汉学术思想，自经汉武帝与董仲舒辈的提倡，“罢黜百家，一尊于儒”，使孔、孟、荀以来之儒家思想，一变而为两汉经师儒家的天下，于是训诂、注疏与各主一家的传经风气，弥漫朝野，由学术思想的经师、博士，与选举孝廉、拔用贤良方正的制度互相交错，而造成东汉后期的世家阀阅（门第）的弊端，以致形成党锢之祸，使学术思想与政治因素，互为表里而促成政治社会的乱源。汉初承战国与秦室的变乱，文化学术凋敞已尽，西汉传经与注疏的工作，实在甚为重要。但自东汉末期，注疏传经，已经流于支离繁琐，藉此从事学问而博名，则为工具，如要真实寻出天人文化思想的奥义，已如强弩之末，势已不能透过纸背了；所以两汉学术，一到三国阶段，便相当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