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的黄河，从涓涓细流，到奔腾入海，自西向东分别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9个省区。这条文化之河、文明之河，历经数千年乃至上万万的历史积淀，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其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和合万物的文化精神，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精神之河的不竭源泉。这里我们所撷取的9件国宝文物，分别来自沿线9个不同的省区，它们是黄河文明的优秀代表，通过对它们的讲述，试图揭示黄河文化孕育的农耕文明、青铜文明、礼乐文明、丝路文明的内涵。

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的黄河，从涓涓细

流，到奔腾入海，自西向东分别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

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 9 个省区。她所流经的区域，横跨了我国第一、

第二和第三级阶梯地貌，从青藏高原下切黄土高原，流向一望无际的

东部平原；她的形成，源自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年间地质构造、地貌、

气候的变化和水文变化，历经印度洋板块和亚欧大陆板块碰撞、挤压，

青藏高原的隆升，冰川的融合，最终形成气势磅礴的中国第二大河。

大河奔流，生生不息。她为我们所呈现的，不仅仅是壮美的风景，

惊涛骇浪的千古奇观，更为重要的是她所蕴藏的深邃的文化和精神。

这条文化之河、文明之河，历经漫长的历史积淀，已成为中华民族的

象征；其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和合万物的文化精神，已融入中华民

族的血脉之中，成为精神之河的不竭源泉。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早在遥远的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即是中华远

古先民活动的主要历史舞台，也是中国早期文化形态的主要诞生地。

在旧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便出现了山西芮城西侯度猿人、襄汾丁村早

期智人，陕西蓝田猿人、大荔猿人，内蒙古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套人”、

乌审旗大沟湾晚期智人，河南栾川孙家洞“栾川人”、许昌灵井“许

昌人”，等等。其中，生活在黄河岸边的西侯度猿人，距今有 180 万

年之久，是目前我国境内发现最早的猿人。其后，100 万年前的蓝田猿

人和 30 万年前的大荔猿人在黄河岸边捕鱼狩猎，繁衍生息；7 万年前

山西襄汾丁村早期智人、3 万年前内蒙古乌审旗大沟湾晚期智人，奏响

了古老黄河文明的序曲。

进入新石器时代，在黄河的上中下游，黄河的儿女们在黄河水的

滋养下，一步步走出蒙昧，向文明迈进。位于黄河上游的黄河、湟水

河、大通河三河之间的河湟地区，在距今 6000 年左右，进入马家窑

文化时期。在河流两岸的台地上，长期居住着以原始农耕经济为主的

先民，他们以生产彩陶见长，别致的陶器造型、精美的图案、繁缛的

纹饰，充分彰显了先民惊人的艺术审美和表现力。仅乐都柳湾墓地一

处，就出土彩陶 17000 余件，被誉为“彩陶王国”。距今 4000—3600

年，河湟地区进入齐家文化时期。红铜器和青铜器的出现，表明当时

的人们已经认识了金属的性能，标志着生产力水平有了新的飞跃，宣

告历史进入了青铜时代。青海民和官亭镇的喇家遗址，被称为“东方

庞贝”，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毁于地震或洪水灾难的巨大聚落或城邦古

国场景，是黄河儿女历经苦难与抗争的重要实证。位于黄河“几”字

湾的河套地区，三面环河，涵盖了银川平原、鄂尔多斯高原和黄土高

原的部分地区，汇聚了内地农耕文化与漠北草原文明，并将其融为一

体，培育了黄河文化中的一支——河套文化的鲜明特色和个性。早在

距今七八千年前阴山的东段，已出现以“裕民文化”命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北起大青山、南至陕北，西起贺兰山、东至岱海的广大区域，发现了距今 7000—5000 年仰韶文化早、中、晚期的系列遗存；距今 5000—4000 年，在黄河东流和南流的河水两岸及陕北等地，密集分布有龙山文化遗存，尤其是陕北的神木石峁遗址，是河套地区一处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发现的古城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垣组成。城外分布数座人工修筑的“哨所”类建筑遗迹，总面积有 400 万平方米以上，城墙有类似后代的瓮城、马面、角楼等防御设施，古城最高处是已具备早期“宫城”性质的皇城台，皇城内石墙底部发现了数十个兽面石雕，并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等，这些都展现出石峁古城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后超乎人们想象的文明程度，也为中国文明起源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为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地区与欧亚草原双向、多重、频繁的技术交流和文化互动研究提供了实证。位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在距今 1 万年前后，已进入新石器时代。主要分布于渭河平原、关中盆地的大地湾文化，发现了距今 8000—7000 年的栽培黍、原始建筑及早期的彩陶等，代表了华夏先民在黄河流域的文明贡献；而分布于河南境内黄河两岸的裴李岗文化，在距今 9000—7000 年，同样拥有了粟作、稻作兼备的原始农业和畜牧业，以及定居的房屋建筑，而且使用契刻龟甲、响石、骨笛、象牙雕板、牛骨叉形器、绿松石等宗教、艺术用器，已经具有超乎我们想象的丰富的精神世界。距今 7000—5000 年，在黄河中游是仰韶文化的一统天下。以豫西、晋南、陕东为中心，东起豫东平原，西抵甘青地区，北至阴山南北，南达江汉地区，这个广大区域成了仰韶文化的世界。半坡遗址、姜寨遗址、杨官寨遗址、庙底沟遗址、西坡遗址、双槐树遗址、大河村遗址等地地的考古工作揭开了这个世界的神秘面纱。多重环壕围护的中心聚落，以中心广场、大房子、公共墓地等为主要构成的聚落结构，工艺成熟的、具有礼仪性质的彩陶，以农耕为主的生产工具的改进，墓葬随葬品所表现的贫富分化，似乎让我们感受到了文明的脚步声。距今四五千年间，在黄河中游及其支流，考古又发现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淮阳平粮台等龙山时代的古城，耸立的夯筑城墙、城内的大型建筑、不同质地的礼器及组合，预示着一个文明时代的即将来临。位于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从距今约 8500—7500 年的后李文化开始，历经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从远古的蛮荒到定居农业，从粗糙的石器到工艺精湛的玉器，从简单的粗制陶器到精美绝伦的蛋壳黑陶，文化发展谱系脉络清晰，成为黄河文明的重要源头。

进入文明时代，黄河流域以中原为中心，展开了一幕波澜壮阔的

文明发展史。自然环境和文化发展的优势，使洛阳盆地、关中平原成

为王国文明时期夏、商、周三代王朝的统治中心。尤其是以洛阳为中

心的河洛地区，成为“三代之居”。在这里形成的灿烂的青铜文明、

完备的礼乐制度、影响深远的元典文化等，奠定和形成黄河文明乃至

华夏文明的根基和主干。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在距今 4000 年前后就

已出现了青铜器，在青铜文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商周时期，随

着中原中心地位的建立，甘青地区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大量吸收中

原文化因素，以及来自欧亚草原和中国北方草原的文化因素，形成多

种文化并存的文化形态，成为黄河文化具有包容、多元性的重要实证。

黄河下游的东夷文化，在三代时期与夏、商、周文化渐次融合，并最

终汇入华夏文化的主体。尤其是西周以后中原文化与东夷文化相结合

而形成的齐鲁文化，成为黄河文化重要的代表之一。从秦汉开始，中

国历史进入帝国时代。黄河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大格局中，历经统

一和短暂的分裂割据，跌宕起伏，在与长江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西域文化等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中一路前行，黄河的九曲盘绕，黄

河儿女百折不挠的坚强韧性，铸就了黄河之魂。黄河文化以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的强大力量，实现与多元文化的交融，并终能传承赓续，连

绵不绝。也正因为此，在黄河的两岸，在她流经的每一片土地上，都

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古迹，成为后人缅怀先民伟大的精神与创造、激发

民族文化自信的宝贵财富。

2019 年 9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着重强调“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

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

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响

应总书记号召，2019 年 12 月，由河南博物院提出倡议，由青海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和山东博物馆共同发起，

由黄河沿线 9 省区 45 家博物馆（院）参与的黄河流域博物馆联盟宣告

成立。联盟的主要工作是在流域博物馆间开展陈列展览、文物保护、

科学研究、人才培训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旨在用实际行动推进与落

实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弘扬，自觉成为黄河文化保护的引领者与

弘扬者、黄河文化传播的讴歌者与践行者、黄河文化繁荣的见证者与

参与者。《国宝中的黄河文明》一书便是合作的成果之一。

黄河文化在长达数千年的发展中，文明的成果浩如烟海，灿若星辰。

这里我们所撷取的 9 件国宝级文物，分别来自黄河沿线 9 个不同的省

区，它们是黄河文明的优秀代表。通过对它们的讲述，我们试图拉开

黄河文化所蕴藏的农耕文明、青铜文明、礼乐文明、丝路文明的帷幕。

出土于青海省同德县宗日遗址的舞蹈纹彩陶盆，其精致的造型、踏歌而舞明快的节奏，使我们依稀看到河之源古老先民们和谐自然的生存

状态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甘肃省博物馆藏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集彩陶、雕塑、造型于一身，浓缩了先民的审美情趣及其丰富的文化

内涵，仿佛在向我们诉说一个发生在黄河岸边的古老故事。郑州大河

村遗址出土的彩陶双连壶，其别致的造型、古朴流畅的彩绘线条，表

现了 5000 多年前大河之滨古老先民们先进的制陶水平。他们白天在黄

土地里耕种收获，在山野水旁狩猎捕鱼，晚上仰望星空，结盟或举行

重大礼仪活动，举壶对饮，拥抱自然的情怀，豪迈的气质，不懈的创

新精神，早已注入黄河儿女的血脉之中。山东博物馆珍藏的蛋壳黑陶杯，

出土于山东潍坊姚官庄龙山文化遗址。其“薄如纸、硬如瓷、明如镜、

黑如漆”的特性至今难以超越，创造了一个时代的奇迹，堪称海岱地

区古陶的巅峰之作。黄河下游古东夷人的聪明智慧、精益求精的制作

工艺凝聚于一器之上，它所承载的是崇鸟尚黑的古东夷人纯真的信仰

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也是东方齐鲁文化文明进步的象征。山

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出土的鸟尊，上昂的凤首，凝视的圆睛，

直立的高冠，内卷上扬的象鼻形尾，以及华丽的云纹、羽纹等装饰纹样，

表现出高超的青铜铸造技艺，是黄河流域青铜文明的杰出代表，同时

也是周文化与晋文化渊源的连接器，是两周时期黄河流域灿烂文明的

象征。出土于成都平原的嵌错宴乐水陆攻战纹铜壶，既是巴蜀文化的

代表，又是四川地区与黄河流域文化交流、黄河流域对四川地区文化

输出的历史见证物。尤其是壶上的纪实性人物画像纹，是中原文化礼制、

文化习俗、社会生活等的具象化的表现。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汉墓

壁画，其画面之多、内容之丰、榜幅之多，为目前全国汉代壁画墓之最，

形象地反映出东汉时期我国北方多民族居住地区的阶级关系、民族关

系和社会生活面貌，展现了蒙古高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密切互动、东西文化的频繁交流，是反映黄河文化精神的鲜活样板。宁夏

盐池县窨子梁唐墓群出土的石刻胡旋舞墓门，其上刻画两个旋转翻腾

的舞者形象。来自中亚的胡旋舞者，将中亚的音乐、舞蹈及其他文化

带入西北边塞宁夏地区并向中原及其他地区传播，见证了黄河文化发

展中与中亚文化的交流与互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进程的缩影，

展示了黄河文化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气魄。而西安西郊中堡

村唐墓的三彩载乐骆驼俑被公认为是当今众多再现唐代丝绸之路文化

交流的文物中最具特色的珍品之一。由 7 位乐师、1 位歌伎组成的驼上

乐队，胡汉一体，他们奔波于沙漠之路，穿梭于长安、洛阳繁华都市，

表现的是一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职业的中外下层

人士共同写就的表现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立体雕塑群像。绚丽的

三彩骆驼和所承载的，是开放包容的盛唐气象，是高度的文化自信，

是黄河文化精神的高度概括。

黄河上下数千年的文明发展，深深扎根于农耕文化的基础之上，

黄河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农耕文明。黄河，这个大自然献给中华

民族的赠礼，在她的沿岸和流经的区域，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已经有

了原始的农业，已经开始了栽培黍、粟、稻的历史，历经石器、铜器

和铁器时代，农耕文明的因子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文化基因，因此，黄河文明

具有了文化的正统性与根源性特征。一件件精美的陶器、青铜器背后，

均离不开农耕文明光芒的绽放。黄河文明同时又是一脉相承、连续发

展的。无论是在上游，还是中下游地区，文化谱系自成序列，最终汇

流成一条永不干涸的历史长河。上中下游文化的交流与吸纳，黄河与

长江文明的交融与合流，黄河文明与草原文明的碰撞，黄河文明与中

亚西亚等文明的互鉴，等等，培育了黄河文明博大的胸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她融汇外来，吞吐万有，形成一个富于包容性的开放系统。

创新是贯穿于黄河文化发展过程的永恒主题。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在与

大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勇于探索、

不断创新的伟大精神。他们把这种精神凝固到一件件精美的艺术作品

之中，万世承传。

9 件文物，9 个故事，从繁盛的汉唐帝国追溯到遥远的石器时代，

从黄河源到入海口，我们试图勾勒黄河文明发展演进的轨迹，但是无

论如何，这只能是冰山之一角。黄河文明的博大精深，需要我们代代

书写。然而透过这 9 件文物，似乎我们又触摸到了黄河文化的根与魂。

张得水

张得水，河南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河南省博物馆学会副会长。出版《中原文化大典·文物典·陶塑》《河南古代陶塑艺术》《天地之中——嵩山地区的文化观念》等著作。

武玮，河南博物院研究部主任、研究馆员，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长期从事博物馆学与考古学研究，出版《黄河中下游地区汉至西晋模型明器研究》《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等著作。

跄跄济济　连臂踏歌　　1

—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

画像生活　礼乐华夏　　37

—东周嵌错宴乐水陆攻战纹铜壶

蕴古朴之感　显精妙之心　　75

—大地湾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胡旋舞蹁跹　世代永流传　　101

—唐代石刻胡旋舞墓门

丹青绘写黄河弯　携手边关两千年　　129

—和林格尔新店子汉墓壁画

驼铃悠悠　丝路绵延　　171

—唐代三彩载乐骆驼俑

河汾骄子　有凤来仪　　201

—西周晋侯鸟尊青铜器

　抟土炼为器　情谊越千年　　227

—仰韶文化彩陶双连壶

崇黑尚礼　文明东夷　　253

—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

后记

驼铃悠悠　丝路绵延

——唐代三彩载乐骆驼俑见证的盛唐气象

三彩载乐骆驼俑，由一组10件构成，即：三彩牵驼胡人俑、三彩骆驼俑、乐师歌伎（7位乐师、1位歌伎）。骆驼头部左前方站立着一位牵驼俑，该俑高29厘米，头戴幞头，身着翻领胡服，虽然其形象与常见的高鼻深目、络腮胡须的胡人有所区别，但身着翻领胡服还是表明了其族别身份，与驮载乐伎的骆驼属于一个完整的组合。骆驼高48.5厘米，长41厘米，作引颈嘶鸣状。驼背放置驮架为一个平台，台面铺方格纹毛毯；驼背上的乐俑均为男性，共有７人，均高约11.5厘米，７位男乐师均头戴幞头，身穿圆领袍服或胡服，背向围坐，手持笙、箫、琵琶、箜篌、笛、拍板、排箫奏乐，神情专注、姿态各异；乐师围成的圈中站立一位女俑，左手掩于袖中抬至胸前，右手后摆，微微扬首，作歌舞状。中间站立的女伎应是一位随着音乐歌唱的歌伎而非舞伎。从乐师手持的乐器和乐师的人数规模看，属于胡汉混杂的音乐风格，应属于唐代宫廷之外，在坊肆民间活动的小型乐舞团队。

三彩载乐骆驼俑属于一级文物，是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中18件（组）国宝级文物之一，2013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三彩载乐骆驼俑的发现

西安地区1952 年至1959 年间大规模开展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 主要项目工地集中在古城西安的东部、西部和南部。作为十三朝古都的西安，城区内外地上、地下文物遗存密度极大，国家基本建设热潮之中不断被发现的古代墓葬及文物等让人目不暇接。由于尚处在新中国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起步阶段，人力物力缺乏，知识技术能力不足， 不断涌现的考古发现让当时肩负陕西暨西安地区文物遗产保护发掘的西北工程地区文物清理工作队暨之后的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工作者既激动不已，又举步维艰。据统计，1952 年至1959 年，西安地区共清理发掘遗址和墓葬3055 处，其中墓葬有2952 处。1955 年2 月， 西北工程地区文物清理工作队并入陕西省文管会，出土文物由陕西省博物馆（现西安碑林博物馆）保管，这一时期大部分考古发掘相关文字、墓葬形制线图、照片、拓片资料等则保存在陕西省文管会（今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1991 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开馆，除墓志碑石类等文物外，其他大部分文物都移交陕西历史博物馆，1959 年于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三彩载乐骆驼俑等文物亦在其中。

60 多年前发表的《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清理简报》对三彩载乐骆驼俑的出土有这样的记述：1959 年6 月下旬，西安西郊中堡村发现一座唐墓。唐墓墓顶已被挖去了一部分，但墓室的大部分器物保存比较完整。墓室残存两壁高80 厘米，墓中部分器物因受淤泥的冲动而改变了原来位置。镇墓兽和天王俑对称放在墓室门内，墓室的南部放着一对马俑和一对骆驼俑，牵马和牵驼人俑各站立在前。而在此前的1957年2月，考古人员在西安西郊南何村的唐代鲜于庭诲墓中曾经出土了一件骆驼背上载有5人的三彩载乐骆驼俑，这是西安郊区唐代墓葬中首次发现三彩载乐骆驼俑，所以受到各方面专家的极大关注，出土后不久即被征调到北京供研究，之后则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并成为常设展览的重要展品。时隔两年，同样是在西安西郊，中堡村墓葬再一次出土载乐骆驼俑类文物，且造型和工艺水平逾前者，故而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这件三彩载乐骆驼俑便成为可与鲜于庭诲墓出土的三彩载乐骆驼俑相媲美的明星文物。近年来由于丝绸之路研究升温，备受赞誉和关注的中堡村出土的载乐骆驼俑和其他多件陶俑随着对外文物交流展览不断走出馆门、国门，给中外观众带去了许多穿越时空、回味大唐盛世的想象空间，并且展现了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历史长河中的美好画面。

在中堡村唐墓中与这组载乐骆驼俑一起出土的陶俑亦十分精美，如三彩胡人牵马俑、三彩仰头女立俑均因独特的造型、生动的表情、准确的刻画而备受观众青睐。三彩胡人牵马俑的牵马者为胡人形象，阔鼻大嘴，头发中分，绾髻双耳后侧，面目剽悍，身穿窄袖袍，右臂卷袖，蓝色半袖短褂左穿右袒，腰系蹀躞带，带上挂着洗马用的梳、刮工具，双手握拳，作用力牵拽状。其身后的三彩马与常见的通体施釉的三彩马不同，马种优良，红鬃白身，只挂一层白色化妆土，鞍鞯俱全，鞧带等饰件有绿色杏叶装饰，作勾首后退不愿前进姿态，与似乎用力牵马的胡人形成较劲的场景，是唐代此类陶俑中鲜活生动表现胡人驭马情景的佼佼者。几件三彩女立俑则是迄今为止在塑造唐代女性的陶塑俑类中最为精美的艺术品。其中三彩拱手仰头女立俑最为传神。女子面庞圆润， 红唇欲启，头梳乌蛮髻， 体态丰腴，身穿高腰曳地长裙，双手轻握拱于腹前，头向左上方微微扬起， 双目微眯， 右肩上的披帛自胸前绕于身后，婀娜的秀美身段增添了些许视觉上的韵律感，微笑的表情和柔和的眼神中充满期许和向往，是对盛唐时期长安闲适美好生活之中女性精神面貌的绝好写照。该俑发髻上绘出的插梳细节，让唐诗中“满头行小梳”的装扮在唐代绘画、壁画、线刻画之外得到了印证。另外，该墓出土的一组三彩庭院建筑，由一座假山、一座八角亭、一座四角亭和八间悬山式顶的房屋组成，是我们了解唐代长安城中官宦贵族在里坊中构建豪宅大院的绝好材料。而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三彩载乐骆驼俑，带给我们的是一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职业的中外下层人士共同组成的表现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立体雕塑群像。史料和出土文物均证明了唐朝政府和民间普遍雇佣胡人为驭驼人的社会现象，这也可能正是唐代存在的某种社会自然分工。汉代便已存在官方驯养骆驼的制度， 到唐代则发展为将关内、陇右两道作为驼、马、羊的主要养殖区，唐政府牧监规定每个驼群为七十头，设一个牧长或牧尉，而传世的唐代《牧马图》和出土陶俑中最常见的奚官、驭驼人、驯马人的形象多为中亚和西域地区的“胡人”。杜甫《寓目》诗云：“一县葡萄熟，秋山苜蓿多；关云常带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自伤迟暮眼，丧乱饱经过。”当是对胡人驭驼这一普遍现象的概括。

三彩载乐骆驼俑属于古代陶塑中的釉陶制品，而唐三彩器是唐代手工业发展史中一种新的工艺和产品，是对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陶器以及现身不久的瓷器在工艺和品类上的重要补充，是唐代工艺水平发展提高和进步的表现。三彩的问世，使唐代社会日常生活所用的瓷器多了一个竞争的伙伴，但目前所见的三彩器物多为墓葬随葬用品，它的出现为中国古代丧葬文化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使唐代人在本已丰富的丧葬随葬明器中又多了一种新的选择。

面对三彩载乐骆驼俑，人们的思绪已经开始穿越时空飞向了1000多年前长安与西域之间的漫漫丝绸之路，遥想当时行走在这条连接东西方商贸、文化之路上的那些手持旄节或政府文书的使臣、牵驼载货的胡商贩夫、虔诚笃定的宗教信徒，以及旅人、游侠、驼队的形象。他们目的各异、信念执着、艰辛跋涉使一条汉武帝开通于公元前100多年、旨在加强与大月氏政治军事联盟的陆上通道，渐渐演化成一条连接东西方、涉及欧亚非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商贸通途，并绵延千年。与此相关的中外交往史和留存在此条道路沿途的珍贵文化遗存吸引着世人无尽的遐想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