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社会译丛：人文学科与公共生活（直击人文学科危机，探究批判性阅读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现实意义）_[美国]彼得·布鲁克斯，希拉里·杰维特著，余婉卉译_9787544788618

在许多人看来，人文学科是一种日益丧失力量和地位的职业。阐释性的人文学科所倡导的专注而诚恳的阅读，会给人类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样的阅读能否代表或生成一种伦理规范？本书汇集了一群杰出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探讨人文学科对于公共伦理的承诺。他们的交流表明，人文学科中的阅读训练应当被引入公共领域：在一个思维和心灵日益被操纵的世界里，批判性地阅读席卷我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

导论

彼得??布鲁克斯

过去几年里，我曾以“阅读伦理学与专业主义文化”为题，给学生和教职员开设了一门小型研讨课。研讨课提出了这些问题：在人文领域用心阅读将对人的生活起到怎样的作用？这种阅读是否会再现或产生一种道德观？这种阅读伦理学是否也应该占据职业训练和公共领域？读毕美国司法部2002年整理、随后陆续公开的“虐俘档案”（Torture Memos），这些问题残酷地摆在我面前。这些文件呈现的论点，通过以最扭曲、机巧、变态、不道德的方式阐释法律文本，来证明酷刑的合法性。很多人已找法律顾问办公室（Office of Legal Counsel）来剖析这些备忘录，既然该机构被视作法律分析最高标准的提供者，我在此便不再详述他们如何以武断专横而非言之有据的方式来阐释字词、短语的意义和用法。我对自己说，当一个接受过严格诗学训练的人要做出如此居心不良的诠释时，不可能不受其职业良心的提醒：这是不对的。这就是我力图在小型研讨会上表明的立场，我始终明白它不会被当作一个信条，如果没有证据，那么它需要探索和分析。这门小型研讨课（诸多杰出的人物应我邀请而来）所导向和倡议而成的“公共领域中的人文学科”研讨会，为本书提供了材料。
“虐俘档案”的问题和我的课堂经历使我在阐释法律文本时提出，人文学科可以并极尽可能地体现对道德阅读的承诺。这个承诺，以及它所蕴含的细读规则和训练，代表了我们作为人文学科的教师需要给其他领域带来一些东西，尤其是那些为律师等职业人士提供阅读训练的教师，他们的工作包含了阐释。
在美国文化中，讲授人文学科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份无权无势、地位渐低的职业。“人文学科的危机”一说广为流传，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普遍遭遇危机最突出的表现。因此我们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骗子教授》（Profscam）、《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Tenured Radical），到《学海漂流》（Academically Adrift）、《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类似书籍数不胜数。2011年，《纽约书评》刊发了我同事安东尼??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的一篇文章《我们不及格的校园》（Our Flunking Universities）。作为数十年来美国信念中的核心精神，大学教育的特殊价值如今受到质疑。我们被告知，这整个事业都可能是在浪费时间、金钱和国家服务。甚至有个慈善组织，泰尔基金会（Thiel Foundation），提供10万美元的奖金，诱使孩子们从高校辍学自主创业，其理论是高校在阻碍而非促进创造力的发展。在这场“危机”中，人文学科被形容为一种徘徊在世界上的僵尸，而这个世界应该生产技术专家和企业家。
但这场危机可能真实地存在于某处，存在于人文思想和分析的边缘化之中。在一个对思想和心灵的操控日益成为世界运转之核心的社会，对轰炸我们的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信息进行批判性阅读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训练。作为阐释性的人文学科的实践者，我们不能再那么谦逊，需要向公众申明我们任务的重要性。当雪莱坚称诗人是人类不被承认的立法者（unacknowledged legislators）时，他并不是全然错误的：文化的改变裹挟了一切。人文学科的细读应该向其他领域输出，应该在公共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
我的领域是文学研究，而且迄今我所论者似乎表明我只对文学分析和阐释感兴趣。事实上，我要指出，对文学研究至关重要的细读、精读和训练有素的阅读，也是整个人文学科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之“解释学转向”（interpretive turn）植根于人文学术的通盘变化。人文学科的阐释往往始自特定的阅读行为 — 一份难以破解的文件，一个有待润饰的词，一堆需要拼合的人工制品残片，一处带有肖像学意味的图像细节，一个急需语境的观念 — 并由此而迈向更宏阔的阐释结构和理论。只要人文学科还是一份阐释的事业 — 正如它们目前所是，而非形式简单的数据采集 — 那么，没有审慎、辨析、自省的阅读，它们便无计可施。
我从“虐俘档案”谈起，是因为在这个案例中，不阅读的灾难性后果是如此清楚和可怕 — 佯装阅读，实际却插入自己的偏见，选择性地从文本中得出结论。误读《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Convention AgainstTorture and Cruel and Inhuman Treatment），称它被美国法典兼容，间接表明了居心不良的阐释会带来何种后果。尽管其他那些草率、误导、用心险恶的阐释所导致的结果未必如此骇人听闻，但它们会导致一系列的偏差。《纽约客》的记者简??迈尔指出，布什政府通过曲解语言来歪曲事实。在我看来，不仅在这个特定案例中，即使在当前的总体文化里，此说法也是极有道理的。
这不应被解释为提倡从复杂文本中抽出简明大意，逃避含混和不确定。相反，阅读作为一种自省的实践 — 所谓“以慢镜头阅读”（reading in slow motion）表明，简化和过于明晰是有缺陷的。我也不相信，读好书必定会让一个人成为好人。我们的历史上有充足的例子揭穿这类谎言：人们可以白天杀戮犹太人，回家之后夜读歌德。我想捍卫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和实践行为。阅读实践本身，带着对语言的悉心和专注，追寻它的语境、意涵和不确定性，可以说是一种道德行为。为了确保我们的阐释能够得到文本的语境（以及它的上下文）的支撑，就意味着 — 不像“虐俘档案”的作者们 — 我们必须不断地使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在整体上受制于词典、历史视域以及文本。如此服从于超越了个人倾向的文化，本身即是一种训练。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T. S. 艾略特所谓的一切伟大艺术都是非个人化的（impersonal）。
说阅读是课堂及课堂之外的一种实践，不是我谈论的终点；对此我稍后将谈论更多。现在，我想谈谈本书中其他的声音。阅读的伦理学思考，使我产生了就此议题举行研讨会、将一群如此出色的人士聚集起来的想法。我的预设和推测需要获得一批思想家的检验，他们的著述既涉及阅读实践，也不乏更宽广的道德和社会关怀。我向获邀者说明了我召集这次会议的目标，请他们务必就我提出的话题写出聚焦且有针对性的论见。这不是一次由教授们来宣读学术论文的会议，而是观点的交流，是对话。每场对谈都不得超过15分钟，三个议程都各包括两位发言人和两到三位评议人，然后是听众大讨论。因此口头交流（本会议中大量存在）真的和书面报告一样重要。
为了开启讨论会，我想我们该有一个具有相当长度的主题发言，这位发言人的成果应已被公认为关键性地将阅读实践引入了公共生活。于是，朱迪斯??巴特勒向听众（意料之中地济济一堂）作了以“日常，不敢相信”（Ordinary, Incredulous）为题的演讲，由此当场提出一个关键话题，关乎我们对人文学科的理解，以及怎样捍卫人文学科：如果不用特定的语言，如果没有那些希望从纯粹工具性术语中寻求知识的人的特定价值框架，我们如何捍卫我们的实践？将知识的本质视作工具性，用世俗的使用价值来衡量知识，这种观念支配着如今全世界的教育。即便对我们，这类在研讨会上发言和聆听的人来说，人文学科的价值显而易见、无须捍卫，如果我们回复论敌说，我们不会费心于回应他们的批评，如果我们对人文学科的用途完全不予辩护，那么我们的事业也会受到威胁。而当我们承担起辩护之职时，很快就会陷入具有工具性的语言之中，这使我们的价值受到质疑。没有人可以向那些完全不承认人文学科的人去争论人文学科的内在价值。但是，巴特勒问，“如果人文学科将给公共生活带来影响，是否意味着只能说它们有助于某些社会福祉？工具性是否就是我们谈论它有所影响的唯一方式？”
在此，我们进入了一个学术界所有人都认为是真实而亟待解决的症结。英国的教员，几年来都屈从于“科研评估制度”（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被要求论证他们的工作有何“影响”，能否期待它们产生社会效果。在美国，各种基金会和智库所大力资助的一项运动迫使大学检验它们所提供教育的“产出”，并把学费花在他们所估量的大学教育的“附加值”上。有利可图的评估业发展起来，兜售“高校学业评价”（CollegeLearning Assessment，简称CLA）之类的测评指标，旨在提供平台以比较各种项目和机构的效果。我后面还会再谈这种检测方式，它们似乎把知识的“产出”界定为主要是工具性的、用来解决问题的。它们没有检验人文学科所教授的理解力的种类。用一个冠冕堂皇、过时但也许恰切的词来说，它们没有检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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