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节选）

美国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就被介绍到国内，笔者改革开放后在复旦大学上本科，英文系自编英语泛读材料里就收有他的《小红马》《珍珠》和《菊花》。当时接触过这些作品，却不能妄称就读得懂。但是斯坦贝克同情弱势群体、警觉金钱势力的腐蚀，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国英语学界五十年代开始特别关注美国二十世纪左翼作家，徐燕谋在五六十年代之交主编的大学四年级英语专业教材（第78册）就收了美国左翼剧作家克里福德·奥德茨（Clifford Odets，19061963）的独幕剧《等待老左》（Waiting for Lefty，1935）中的片段。剧本讲的是一些司机如何组织起来罢工，资方聘用工贼（无非是一些要养家糊口的待业工人）进行破坏以及工人领袖老左的离奇死亡。

斯坦贝克与奥德茨在大萧条之后的美国文化界同属一个阵营，当然成就更高，一九六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代表作《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一九三九年出版，第二年获普利策奖，好莱坞又以快的速度把它拍成电影，由约翰·福特导演，亨利·方达扮演主人公汤姆，简·达维尔扮演汤姆的母亲。在第十三届奥斯卡金像奖上，福特获导演奖，简·达维尔获女配角奖，可见美国主流文化对这部作品的认可程度。小说一九四一年就有了胡仲持中译本。改革开放后，斯坦贝克的作品渐渐为文学爱好者所熟知，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愤怒的葡萄》（胡仲持译、张友松校，1982）和《斯坦贝克选集：中短篇小说集》（上册，1983；下册，1984）就是很受欢迎的。

一

我国学者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撰文评论《愤怒的葡萄》，往往从阶级矛盾和冲突切入。近年来发生了变化，研究者比较着意于生态问题。美国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大量东部居民西迁。到了二十世纪，政策鼓励下的移民又逐渐催生了大规模农垦，与此同时也播下了生态危机的种子。科罗拉多、堪萨斯、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西部和新墨西哥一带在三十年代初受风沙灾害，称干旱尘暴区（即Dust Bowl）。那个广袤的区域本是畜牧草场，次世界大战后，数百万英亩土地变为耕地，改种植小麦。二十年代后因过度耕作，土地管理不善，加上干旱（年降雨量不到五百毫米），保持水分和土壤表层的草根枯死，春季强风一刮就扬尘，形成黑风暴。后来在联邦政府的干涉和协调下，相关地区广植防风林，风害慢慢平息，草地复苏，但是潜伏的危机依然存在。沙尘滚滚袭来，原来以种粮和棉花为生的农家却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加利福尼亚寻求就业机会。一些意在得利的就业中介乘机广发虚假广告，农民却信以为真。犹太人出埃及，目的地是《圣经》中所说的流着奶和蜜的应许之地；尘暴区居民心中的迦南，则是非加州莫属。他们辞别家园，收拾起能带的家当，开着卡车一路向西，虽然旅途艰辛，却怀抱希望。《愤怒的葡萄》讲述的就是尘暴区农户以迁徙求生存的故事。

作者在开篇就描写俄克拉何马的尘土：在车马往来、路面被车轮磨损和马蹄践踏的大路上，干结的泥块化成了尘埃。地面上的各种活动都会把尘土扬到空中：步行的人把薄薄的一层尘土扬到齐腰一般高，大车把它扬到篱笆，汽车则在后面滚起一阵尘雾。这尘土很久才会落下来。（第2页）尘暴区居民处于这样的生存环境中，绝非长久之计。小说中乔德一家是俄克拉何马州的佃农，他们改装了家里的旧车，放弃熟悉的生活方式以及很多已染上感情色彩的器物，驶向充满变数的未来。

现代化在美国意味着机械化和集约化生产，农业人口下降势所必然。小块分散农田不利于机械化操作，只有集中起来才有望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在此过程中尊重土地直接使用者的权利并谈妥合理补偿，往往难做到。《愤怒的葡萄》中的佃户缪利说：我明知这块地不大好，除了做牧场，没多大用处。当初根本就不该把这些地开垦出来，现在却种满了棉花。假如他们没叫我滚蛋，那我现在也许就到加利福尼亚随便吃葡萄、摘橙子去了。可是那些狗日的却叫我滚蛋，天哪，那可不行，男子汉大丈夫可不能随便叫人摆布！（第61页）显然，土地所有者想做更合理的投资，不过像缪利那样的佃农是否得到安置，不得而知。他们只是被告知，土地将另作他用，必须离开，自谋生计。缪利这番话的要点是个人尊严，翻成中文后是容易被读者忽略的。浮士德在他生命的后阶段异想天开，决心围海造田。一对与世无争的老夫妇生活在海边一块高地，院子里树影幢幢。浮士德陶醉于自己想象中的伟业，竟忘乎所以发令：那上边的老人应当搬走，我想在菩提树下安家，可那几棵树不归我所有，竟破坏了我的一统天下。与世无争的夫妇不愿离开，魔鬼梅菲斯特竟派手下的喽啰将他们强行驱逐，老人反抗，家中的火盆不知被谁踢翻，一场大火将他们吞噬。这对夫妇大概是文学中有名的钉子户了。不能随便叫人摆布的心态在美国文学传统中颇有来历，其核心精神就体现于《瓦尔登湖》作者梭罗的《公民的不服从》（1849）一文以及麦尔维尔小说《抄写员巴特比》（1853）中神秘的四个字我宁肯不。二○二○年新冠疫情肆虐美国，很多普通美国人拒绝戴口罩，多少与此相关。

《愤怒的葡萄》中的主人公汤姆·乔德与父亲同名，一时不平，失手打死了人，被判重刑。他在监狱服刑期间表现出色，获假释回家，发现原来的村庄面目全非，不少房屋已被夷平，一时失去了方向感。回家后，他和一家老小收拾行李，割舍家中旧物，贱卖马车和农具，准备开车远行，加入生态危机造成的西迁移民行列。照规定，汤姆在假释期间不能离开俄州，但是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又是修车能手，缺了他，家人走这条远路心里就没有底。幸好他不必随时向警署报告，在外只要本分一点，也无大碍。乔德一家十二口人，外加一位独身牧师，攀爬上一辆临时在旧轿车车架上改装的卡车，晃晃悠悠地上路了。那辆哈得逊牌子的老车，用美国俚语来说，确实是junk heap(直译垃圾堆，转义为拼拼凑凑的破旧汽车)。他们沿着著名的六十六号公路（起点芝加哥、终点洛杉矶）直往加州南部驶去，路经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

流民的窘况，乔德家一一经历。为了方便长途跋涉的生态难民，美国的慈善机构和州政府开辟了一些收容站和专用停车处，这些地方的管理并不统一，设施也有差别。尤其让读者惊讶的是有一处实行自治，警察不得入内。小说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乔德一家在收容站的诸多生活细节，说明斯坦贝克在此类机构做过深入调查。一九三七年，他曾随着俄州失地农民一同西行，深为他们的艰辛所触动。《愤怒的葡萄》中大量原始材料就是在那时积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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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德

写毕于庚子除夕

厦门大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