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韩江读书——记南粤“左联”之旅_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研究中心_9787545479362

1930年前后，从韩江走出了洪灵菲、戴平万、冯铿、柯柏年、梅益、陈波儿、杜国庠等一众左联文化志士。他们沿着韩江出发追寻真理，远赴革命前沿阵地，为民族和国家贡献青春和热血。本书从大的时空格局入手，深入分析韩江自古至今的自然地理变迁、历史人文和社会经济变迁及沿线城乡发展史，从新旧思想的冲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多个方面，梳理影响粤东革命思潮形成的背后原因，深度解读在这一时期成熟的南粤左联文学青年生平事迹及其主要文学作品，全面展示南粤左联文学青年们波澜壮阔的一生。另一方面，本书从规划设计从业者、专家学者和青少年等多个角度，跟踪记录南粤左联之旅的规划和建设历程，详细展现了当今社会对南粤左联文学青年的关注和怀念。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会址纪念馆的何瑛馆长来电，说广东的朋友们写了一本书，是关于左联的，想要我给他们写几句话作为阅读引导。我对涉及左联的事，自然是有兴趣的，况且是关于我们平时比较少关注的粤东的左联往事。等拿到稿件，一看题目，是《沿着韩江读书记南粤左联之旅》，我立刻想起受到鲁迅激赏的一幅木刻作品，叫作《韩江舟子》，作者就是出生于粤东兴宁的罗清桢。鲁迅曾说：擅长木刻的，广东较多。他特别赞赏的，一个是广州的李桦还有一个就是兴宁的罗清桢。1当时，作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个分支，新兴木刻运动的骨干大部分是广东人，而其中是粤东人或在粤东活动的，就至少有15人。

波澜壮阔的左翼文化运动，发轫于上海，兴盛于各地，但上海始终是龙头，是大本营。各地的左翼文化运动多集中在大中城市，广东也是左翼文化盛行的热土。但我一直没有弄明白广东参加新兴木刻运动的人为什么会那么多。我研究左联，也没有考察过有多少人来自粤东，其中又有什么内在逻辑。现在通过阅读这部《沿着韩江读书记南粤左联之旅》书稿，似乎有所感悟：粤东曾经是早的中国革命根据地之一。1927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昌起义的部队在潮安驻扎了7天，建立了个红色政权，史称潮汕七日红。随后，彭湃等人在粤东建立了海陆丰根据地，海陆丰根据地在当时是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标杆和示范，影响巨大。

同时，粤东在当时还有一条重要的红色通道。当时中共中央有一条从上海到江西苏区的红色交通线，水路经由上海、香港到达汕头，再乘船经潮州、大埔三河坝转汀江至茶阳，到清溪镇虎市村汀江，后转陆路终到达江西瑞金。江西苏区建立后，从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上海到江西苏区的道路是被阻断的，无法直接前往，于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这条红色通道建立起来了。大批党的干部，正是通过这条红色通道，从上海奔赴苏区。在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军事围剿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这条通道成为中央苏区的对外通道，被称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如此深厚的革命基础，如此广泛播撒的革命火种，革命后来能在各地生根开花，熊熊燃烧，自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事实上，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们在这里撒下的红色种子，随着革命潮流的风云激荡，飘散到各地，一旦遇到革命雨露的滋润，便自然而然地在大石底下萌芽、顽强生长并开花。除了大批投入工农红军的青年，还有一批从事文化工作的青年，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当时中国的左翼文化运动中心上海。所以，当时在上海的左翼文化战线上，来自粤东的人士占有不小的比重，而且做出了重要的成就，同样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洪灵菲、戴平万、丘东平、冯铿、蒲风等著名的左联英烈，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爱与恨、他们的前仆后继和不懈努力甚至牺牲生命，更是令人不胜唏嘘，掩卷深思。他们是左联的光荣，也是粤东的光荣。当包括冯铿在内的左联五烈士被残酷杀害时，也就是左联困难的时期，鲁迅发出了悲愤的呼喊：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篇文章。1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2左联的功绩是彪炳千古的，左联烈士是永远不能被忘记的。

读这本书稿时，我忽然发现，当时粤东的革命与上海正是遥相呼应的。虽然两地的社会状况、经济条件、文化环境的差异巨大，但当1927年上海陷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时，粤东的革命承接南昌起义的锐气，风起云涌。而当粤东的革命进入低潮后，来自粤东的红色文化人，又投入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中与之遥相呼应，不仅在文学界，在戏剧、音乐、美术、电影等各个领域，都有出色的表现。这看似巧合，却绝非偶然。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不可阻挡地进入中国时，在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民心，揭竿而起寻找革命前途的过程中，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心城市革命失败，痛定思痛的中国共产党正确地把目光投向了农村。这正是中国人民上下求索，探寻革命出路的生动写照。而粤东虽然濒海，但作为著名侨乡，却是经济相对发达、文化相对开放的地区，与同样开放、同样具有海纳百川的性格，也同样经受过腥风血雨洗礼的上海，在城市性格上有着相当的契合度，对革命新潮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南昌起义部队之所以在这里立足，与此不无关系。因此，粤东在文化上能够迅速感受上海左翼文化所代表和引领的文化潮流并与之呼应，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再放宽一点视野就会发现，其实当时上海与正在推动左翼文化运动的各地，就是这样一种联动的关系，只不过粤东是一个更加典型和集中的例子。同样令人瞩目的是，当各地还没能梳理出一个这种联动、互动的历史脉络时，广东的一群年轻的城乡规划师、建筑师和工程师则通过本书，初步勾勒、描绘了粤东与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内在联系的历史图景，从地域文化与全国文化大潮联动的角度，讲述了来自粤东的左联成员参与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感人故事。这让我们在重温这些粤东人的左联历程中，感悟两地的文化联系，感悟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历史功绩，确有耳目一新之感。

特别让我感兴趣的是，近年来，在广东省政府的支持下，粤东文化界组织了多场别开生面的革命先辈和左联先人旧迹寻访活动。2019年3月24日，潮汕两地联合举办关爱母亲河韩江流域徒步活动，邀请革命先烈后人和揭阳、梅州等地的干部群众，自东凤出发，穿过龙湖，到达江东，沿着韩江大堤串联左联文化节点，徒步18公里，一路寻访文化旧迹，缅怀左联先人。而且，这条路线还与当年的红色交通线高度吻合。这是粤东革命文化传统的宝贵财富，在90年后的今天，当地组织这个活动，重走当年路，缅怀先人，是具有时代意义和启示意义的。显然，这本书也正是作者从革命先辈和左联先人身上深深感受到他们强烈的爱国情和家乡情，感受到他们呼唤民族解放与崛起的激情，发为心声，形成文字，既记载历史，又启迪未来，是值得珍视，也是值得称扬的。

左联是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组织，左翼文化运动是党的历史上次在舆论上对国民党形成压倒性优势，是党的历史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在学习党史的过程中，这本书将给我们带来更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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