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卖点
1.港台著名学者何冠彪先生代表作，杨念群、冯贤亮一致推荐，《东方历史评论》重点评介；简体中文版首版，大学问·明清以来文史研究系列新品。
2.一部研究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开创性著作。明清之际的历史与人物，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优秀成果频出，何冠彪教授《生与死》一书则是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优秀学术成果，其开创的学术范式影响了其后的研究，被同类著作频繁引用或借鉴。
3.以小人物折射大历史，整体与个案相结合，重回历史现场。本书不仅对史可法、瞿式耜、刘宗周、黄道周等耳熟能详历史人物的生死抉择作以叙述，也对一些士大夫遗民内心的生死情结加以阐明，通过大量的个案，演绎了明清王朝更替大历史背后的个体命运。
4.揭示了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群体的时代心理和社会心理。面对大顺军进京、清兵入关、薙法令等巨大冲击，究竟该如何抉择：选择生还是死？忠还是孝？早死还是晚死？这些不同的选择背后究竟有哪些复杂的动机？本书对明末士大夫群体出处仕隐、生死抉择等的生动刻画，堪称一部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的心态史。
5.借助丰富史料，读解士人命运。援引大量正史、时人文集记载，无论是史料勾稽，还是士大夫心态的梳理，以及对此心态的论断，皆言之有据。
6.装帧设计考究，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护封用《柳如是仿古山水册页》、封面用《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影》与陈寅恪先生的题诗，既典雅古朴，又契合图书主题。
编辑推荐
明清易代之际殉国士大夫的人数为何居历朝之冠？
面对大顺军进京、清兵入关，为何有些明季士大夫必须殉国？
明季士大夫殉国的原因有哪些？
家与国，忠与孝，生与死，到底要作何抉择？
是要奴颜婢膝委身新朝，还是轰轰烈烈抗争至死？
以上这些问题都能在《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中找到相应的答案。本书将穿破历史迷雾，深刻揭示明清之际士大夫在面对王朝更替时所呈现的各种立场及其背后的复杂心态。
导论
本书的主旨是研究明季士大夫的殉国情况及明清之际士大夫对殉国者的意见和评价。
一、本书的研究范围
在进入正题之前，让我们对明季明清之际士大夫殉国等词稍做解释，以确定本书的研究范围。
自从明亡以后，明季一词就广泛为人使用。如在谢国桢(19011982)《增订晚明史籍考》所记载的书籍中，就有六十三种书名含明季。但是，明季所包括的年份，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例如，顾炎武(16131682)的《明季实录》记载崇祯十七年(1644)北京陷落至福王(朱由崧，16071646，16441645在位)登基情形。计六奇(16221687)的《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合计万历二十三年(1595)至永历十四年(即顺治十七年，1660)的事迹。邹漪的《明季遗闻》则记崇祯二年(1629)四月至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的史事。因此，我们对明季的年限，可以灵活处理，由于本书研究当时士大夫的殉国，所以明季指崇祯一朝(16281644)及南明时期(16441662)。
明清之际一词，不及明季普及。此词在什么时候出现，不可确考。张元济(18671959)《涵芬楼原存善本书目》中有《明清之际名人传》抄本一种。谢国桢在1934年又出版了《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虽然他未为明清之际一词下定义，但书中包括的年代为万历时代(15731620)崇祯朝南明三朝及清初顺治(16441661)、康熙(16611722)间。其后，王漪著有《明清之际中学之西渐》一书，讲述的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的情况。李亚宁的《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虽亦未为明清之际一词定一界说，但从其书的副题，可知指的是十七、十八世纪。然而，为此书作序的萧萐父则认为明清之际是指从明嘉靖、万历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即公元十六世纪中至十九世纪初。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明清之际一词等同于英文中所谓the dynastic transition from Ming to Ching或the Ming-Ching transition，有关年限的说法就更多。不过，由于本书所探讨的是明清之际士大夫对明季殉国者的意见和评价，所以亦相应地以崇祯朝作为明清之际的开端，而以明清之际概括崇祯至康熙近百年的时间，其中包括与顺治朝并存的南明时代。至于选择康熙朝作为结束的原因，是因为到了康熙晚年，讨论殉国问题的风气已趋于平淡。
有了上述的界定后，本书所谓的明季士大夫乃指生活在崇祯朝和南明各朝的士大夫；至于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则泛指明季士大夫和清朝顺治、康熙两代的士大夫。基于这种关系，在明清之际为清朝殉国的士大夫，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
关于士大夫一词的定义，近人做过不少研究，这里不拟重复。本书采用此词的通义，指一切已出仕和未出仕的读书人，前者包括各级在任、停职及致仕等官员；后者包括已取得进士衔而仍未授职的士人、其他具有科举衔头的士人(如举人、生员)、国子监和地方庠序的学生，以及一般布衣之士。僧、道等方外之人则不包括在内。
殉国一词虽不一定含牺牲生命的意思，但本书采用众所共喻的说法，指遇到国难时为了国家或国君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不过，过往多以此词作为褒语，例如，曹植(192232)便说：
每览史籍，观古忠臣义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国家之难，身虽屠裂，而功铭著于鼎钟，名称垂于竹帛。
然而，本书把殉国当成一个中性词语，应用的时候不含标榜的意思。换言之，所谓殉国，仅指遇到国难时，为了国家或国君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至于殉国有没有意义，则因人而异，而本书大致分殉国者为两类型，即积极进取与消极退缩(参看第八章第二节)。其次，殉国是指有所为而死的行为，不兼指在战乱中不幸遇难而死。况且明清之际的人已清楚指出这个准则(参看第二章节及第七章第三节之二)，所以不容混淆。
当然，除殉国外，尚有其他同义词可供采用。如《中文大辞典》就有殉身殉节殉难等等，但它们似乎都不及殉国一词般合适本书的需要。例如，殉身只言牺牲生命，不必专用于为国而死；殉节指守节不屈辱而死，但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已指出当时的殉国者不必有死节(参看第五章第六节)。至于殉难虽亦指以生命殉国家之难，而据《中文大辞典》所引《六部成语·兵部》，殉难是指身死于贼，为国尽忠。可是，不少明季殉国者是自杀而死的(散见第三章至第八章)，不合上述定义。基于以上原因，除了个别例外(参看第三章第二节)，本书不拟采用殉身殉节殉难等词。
二、殉国观念的源流
人臣应该殉国(不论是为君而死或为国而死)的观念，在春秋(前770前476)时已经形成。就为君而死言，如晏婴(？前500)便说：
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
范蠡亦有主忧臣劳，主辱臣死之说。两说的性质虽有差异，但同系针对人臣对君主的道德责任而立论。换言之，人臣有为君而死的义务。就为国而死言，后来《礼记·檀弓上》所谓：
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谋人之邦邑，危则亡之。
就是按国家与臣子的关系来说。然而，不论是为君抑或为国，作为一个君子，必须临难毋苟免。
但是，当时对苟免者苛责不深。例如，晋公族大夫韩厥因年纪老迈，想命长子韩无忌受事于朝，但韩无忌坚决推辞，原因是：(晋)厉公(姬寿曼，？前573，前580前573在位)之乱，无忌备公族，不能死。既然他智不能匡君，使至于难，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所以不敢辱君朝以忝韩宗。可是，晋悼公(姬周，前586前558，前572前558在位)知道韩无忌请辞的理由后，却说：难虽不能死君而能让，不可不赏也。于是使韩无忌执掌公族大夫。由此可见，殉国的观念虽在春秋时代已形成，却不是衡量人臣的标准。
忠臣应殉国的观念，到宋代趋于炽热。如宋初有《忠经》面世，强调忠之常道在于奉君忘身，徇国忘家，正隆直辞，临难死节。又如欧阳修(10071072)编撰《新五代史》以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秩序，为了表彰殉国者，还创立《死节传》和《死事传》。其后理学的盛行，更加巩固了三纲五常的思想，使得君为臣纲的观念无限膨胀，人臣应该殉国的观念自然更为流行。
明朝永乐(14031424)年间，朝廷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统一思想，使得程(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朱(朱熹，11301200)理学取得独尊的地位。从此，朱学思想成为教育的内容。于是，在社会上和家庭里，朱学思想的影响到处存在；即使在艺术方面，如戏曲、小说、弹词，也染有朱学思想的色彩。结果，忠孝节义的思想，上至官员，下至贩夫走卒，都受到感染。
本来，王守仁(14721529)提倡人人皆有良知及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学说，成为伦理纲常的违戾。自从王学流行以后，出现君父可以不恤，名义可以不顾的现象。而他的弟子王艮(14831541)更提出明哲保身的安身说及待价而沽的尊身说，为明清之际的变节者开一临难苟免之隙。然而，王门后学在明末已对临难苟免的思想加以批评；而王学对个人人格地位的提升，亦产生与上述现象对立的影响。例如，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便认为宋明理学的盛行，使得受教育的上层分子产生了新儒家个人主义。他们只专注自己，不再以服务百姓或阐扬真道为职志，其中有些人从自我牺牲的殉难行为，成就他们的英雄事迹，从而自得其乐。
这样，在忠孝思想和个人主义的相互影响下，明季部分上品的儒者，便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了。
此外，南明政府表彰死节，可能亦引起鼓舞士大夫殉国的作用。如大仆寺卿监军御史陈潜夫(16101647)感到浙东、西多节烈，因此在隆武元年十二月(1646年初)上疏说：
自来人心解携，望风迎降，皆由读书不深，未解忠孝二字。每一念及，发上指冠，乃有投缳绝粒，沉疴号血，视死如归，与日月争光，凛凛不磨，是其学术端正，亦祖宗培养之所贻也。主上(唐王朱聿键，16021646)奋起中兴，首当褒崇殉难诸臣，以鼓忠义……不独慰忠魂九原，义激起者当益众矣。
陈潜夫显然看出了表彰死节的作用。
三、明季士大夫面临的抉择
有人认为，明祚即覆，忠臣义士的结局，不外三种：殉国、起义、归隐。这种划分方法不够精确，因为起义本身并不是一个结局；如果忠臣义士在起义失败以后仍生存，他们仍须选择殉国或是归隐。
其实，明季士大夫所面临的是一连串的抉择。他们先必须选择的，自然是生存或死亡，亦即殉国或不殉国。明季士大夫殉国，不始于明代覆亡以后，因为在明代末年，在流寇和清军交侵之下，不少士大夫在城陷或被俘的时候，便要做出抉择。殉国者死后固然一了百了，而不殉国者随即面对反抗或不反抗的抉择。不反抗者在新朝统治下，固须在出处之间，做出取舍；而反抗者在失败之后，便再一次面临生存(不殉国)或死亡(殉国)的抉择。如果他们也愿意在清朝统治下生活，他们就须在出处之间做出后的抉择。
由此可见，明季士大夫面临的抉择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而以生与死作为开端。当他们在生与死之间做出抉择后，才产生出殉国、起义、归隐甚或仕敌的取向。其次，不少士大夫可能经历过多次生与死的抉择。例如，从以下各章中，我们会发觉甲申(崇祯十七年，即顺治元年)之变、乙酉(弘光元年，即顺治二年，1645)之变及清廷颁行的薙发令的相继发生，使得不少士大夫一而再、再而三考虑须否殉国。
自序
1987至1988年间，我有幸获得机会，在哈佛大学从事学术研究一年。研究的题目是清初汉族士大夫在外族统治下的意识形态。由于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其他美东大学图书馆庋藏明末清初的文集和史籍相当丰赡，我听从韦庆远教授的意见，集中精力于翻阅书籍、摘录和复制资料，拟定返港以后才进行著作。
可是，回港以后，遇到了人事的纠缠，使我感到莫大的悲愤。在沉重的心情之下，我整整两年埋首于修订旧作与考证饾饤的问题，不愿意去接触思辨性强的课题。上述的著作计划便束之高阁了。
1990年秋季，因为有同事离职的缘故，由我接手教授明末至乾嘉的学术思想史。翌年，又因课程改变，进而教授宋代至清代的学术思想史。无论是哪一门课程，汉族士大夫对明亡清兴所做的反省，都在讲授之列。于是我才整理在美国搜集得到的材料，并且在教学之余，展开从前拟定的著作计划。
由于我相信明清之际的士大夫面临着一连串的抉择，而他们在入清以后对仕或隐的决定与他们在国亡之时生与死(即殉国与不殉国)的抉择有密切关系，所以希望先行处理他们对生与死的抉择问题。在我初的构思中，生与死的抉择只占全书的一章。但是，庆远教授认为这个问题很有意义，鼓励我多做研究，加之我手上的材料亦不少，于是一发而不可收。从1992年4月至12月，一口气写了几篇关于明季士大夫殉国的文章。当时，我打算将它们合为一部论文集。不过，内子咏聪建议我把它们扩充为一部首尾衔接，有章有节的专著。咏聪偶与陈学霖教授谈及这事，学霖教授亦认为一部专著比一部论文集有价值。这样，在他们的勉励之下，我便以几篇论文为基础，重新撰著。终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一书。
此书撰写期间，上述几篇文章陆续刊出。每一篇文章刊行以后，蒙柳存仁教授拨冗赐教，匡正文中疏谬，使我撰书之时，获益良多。咏聪与我蛰居无间，又不屑自费刊印著作，所以这部书完成后，颇为出版而伤脑筋。幸蒙马幼垣教授指引，我便把书稿寄呈联经出版事业公司评审。评审以后，承总编辑林载爵教授雅爱，应允出版。由于评审的时间不短，我固然心急如焚，幼垣教授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多次赐函垂询评审的消息。王汎森兄素来关心拙书的出版，今次亦两番来信，告示近日台湾出版界的审书制度，着我耐心等候。以上老师和前辈的奖励提携，以及挚友的高谊隆情，令我感佩不已，谨此申谢。
我应该多谢咏聪在本书撰写及评审期间的支持。事实上，我在婚后的著作，都先由她阅读，然后才写定。同时，她对学术有理想和热忱，乐见丈夫勤于著作。因此在我写书期间，给我的照料比平日尤多。所以，本书能够顺利完成，她的功劳不少。
后，我必须感谢母亲文兰瑛女士。母亲贞勤慈惠，不但持家有道，而且教子有方。她除了是我的慈母，亦是我尊敬的老师和挚爱的朋友。她对我的养育、教导和关怀，仿如三春之晖，岂是我所能回报！今年适逢她的七十寿辰，谨以此书奉献给她，聊表我的寸心而已。
1994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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