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是传统的史学巅峰著作，但是因其卷帙浩繁，有三百多万字，又是文言文作品，现代人阅读起来十分不便。本书是作者用大历史脉络和36个重大历史节点发生的事件、人物，为读者全景展示、解读《资治通鉴》所表现的1362年的历史时空，其多维的视野，通俗的文风，是读者了解《资治通鉴》的通识读物。
《资治通鉴》是一部很不得了的史学著作。有历史常识的朋友都知道史学上有“二司马”，前司马是司马迁，后司马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是北宋人，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也是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小孩子都知道著名的故事：司马光砸缸，这个故事家喻户晓，但是也有学者说宋朝好像没有那么大的缸，看《宋史·司马光传》会发现司马光砸的是瓮。但不管怎么样，司马光年少时就很聪明，据说司马光在七岁的时候，就能够讲《左传》。这部书被称为大经，十八万汉字，许多字句是很难懂的，但是七岁的小孩司马光不仅能够记住，而且还能够讲解，可见他有超世之才。
这和他的家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司马光也是少年得志，他在十九岁的时候就已进士及第，要知道，唐王朝的进士可是非常难中的，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种情况到了宋朝有一定的改观，宋天子曾经扩招过。但甭管怎么样，十九岁少年进士及第，这在北宋整个精英知识分子中也不是大概率的事件，司马光由此走上历史舞台。
司马光为人非常耿直、忠诚，而且知识渊博，他曾经担任过宋朝政府的地方官与京官，甚至担任过宰相。司马光还担任过谏官，负责给天子、臣僚提意见。
司马光是《资治通鉴》主编。司马光在1064年（宋朝天子宋英宗刚刚登基）写了一部书，叫做《历年图》。这个《历年图》今天比较好理解，就是大事年表。他将这部书呈献给皇帝看，英宗皇帝涉世不深，是需要历史知识的，这部作品受到了皇帝的重视，皇帝褒奖司马光，而且同意他把这个工作进行下去：《历年图》还不够，应该写得更丰富。也许有朋友不禁要问，编年体是很重要，然而它容易变成流水账，事件的前因后果也分散，不利于阅读，为什么司马光还要用这种方式呈献给皇帝？其实这里原因复杂。一方面，司马光要接着《春秋》写史，有他的叙述逻辑在（司马迁也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另外一方面，编年体史书，尤其是年表能一目了然，有非常清晰的代谢古今之感。作为帝王，日理万机，每天的事务也是一股脑堆垒而来，能否乱中抽丝、纲举目张就成为政治家的基本素质，这和编年体叙事风格近似，读者势必要凭借自己的知识结构和逻辑，建立起信息链。于是《历年图》和《资治通鉴》的写作，自然是情理之中。司马光成立了史局，这个史局能够动用皇家的文献资源，甚至皇帝身边的太监都可以调配，还提供水果饮食，皇帝对他照顾到这个地步，司马光感恩戴德。
两年后，1066年，英宗皇帝看到另外一部书，这部书从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写起，一直写到了秦朝统一。也就是说，这是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司马光给它起名字叫《通志》（八卷）。这个《通志》不是郑樵的《通志》，是司马光的《通志》，是后面写《资治通鉴》的重要基础。英宗皇帝看了之后非常高兴，但是英宗皇帝寿数非常短，1066年就驾崩了。1067年神宗皇帝登基，神宗登基时才二十岁。
说到宋神宗，我们知道他在位期间发生了很多事，如果了解王安石、苏轼诸多人物的话，就会对这个皇帝不陌生。神宗皇帝刚登基，司马光就给神宗皇帝讲授《通志》，一篇一篇地讲，他要用历史给皇帝进行一定的政治导引。司马光从1064年接受英宗皇帝的圣旨后，一步一步滚雪球似的收集材料，到了1071年，全心全意投入《资治通鉴》的写作中，这和一件大事有密切联系，就是王安石变法。
宋王朝最初的顶层设计是想防范武将专权、乱臣当政，吸取了唐末五代的许多历史教训。大家都熟悉这个典故，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来演出了一场杯酒释兵权。赵匡胤是殿前都点检出身，最懂得臣子是如何夺权的，他非常谨慎地防范臣子的专权。所以宋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加强君主专制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明确的措施。这一套措施持续下来固然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但是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比如说宋朝军队战斗力不强，官僚制度开支巨大，出现了冗官、冗兵、冗费的局面。庞杂的文官体制将会把这个国家给拖垮，虽然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但是代价太大了。
这时候刚亲政的宋神宗想有所作为。1069年，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开始从事变法。这是在历史上是大书特书的事件，今天给予正面的评价，可是在宋代以及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对王安石的评价是否定的，因为他用人不当，施政急功近利，给老百姓带来又一次伤害。所以许多官僚站到王安石的对立面上。王安石的好朋友司马光，也因为政见的分歧走到了对立面。当时司马光再三质疑王安石，王安石也据理力争，今天中学语文教材里还有一篇文字，就是《答司马谏议书》，体现了王安石的观点。从这一往一来中看出他们政见是不同的。
到了1071年，又发生了一件事触动了司马光。司马光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历史学家范镇被罢官，因为他非常不同意王安石青苗法的伤民害民之举，范镇引来王安石的不快，王安石甚至亲自用书信来反驳范镇，范镇一怒之下说，我户部侍郎不干了，回家退休了。范镇的罢官给司马光很大刺激，司马光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王安石，虽然你的初衷是好的，也是为了祖宗社稷，但是你太固执、太自负。所以司马光索性不问政事。
这时候司马光来到洛阳，当判西京御史，实际上他全心全意地埋头在《资治通鉴》的写作里，他找来一大批学者，有著名的汉史专家刘攽、唐史专家范祖禹以及通才刘恕。十五年完成，到1084年呈送宋神宗。神宗皇帝赐名“资治通鉴”，谓“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给治国理政带来借鉴，他亲自给《资治通鉴》写序，咱们还能看到今天《资治通鉴》书前有这样的序。
和这部书一起交给神宗皇帝的还有《资治通鉴》的若干副产品。《资治通鉴》卷帙浩繁，三百万字。《史记》五十多万字，而当时司马光看到官修纪传体史书已经有十七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一直到宋初编的《新五代史》，加起来已经有三千多万字。虽然《资治通鉴》大大精炼，但对皇帝来说也不容易阅读，所以司马光编成《资治通鉴目录》。除此以外还有《考异》。1085年，神宗皇帝已经驾崩，新继任的哲宗以及高太后召司马光出任宰相，司马光说自己身体不行，因为他中风过。当时统治者执意要求，后来推辞不掉，出任当时的门下侍郎，也就是宰相。1086年，这一年是宋哲宗的元祐元年，开始了全面罢黜新法，拨乱反正，史称元祐更化，这一年司马光病逝，享年六十七岁。
为什么《资治通鉴》会受到宋代君臣如此的重视，并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呢？这里有宋代社会的原因。
首先，宋代儒家士大夫在朝廷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宋代读书人的力量非常之大，有历史常识都懂得，从唐末藩镇割据，北方乱成一锅粥，从907年到960年，短短的五十三年出现梁唐晋汉周。而赵匡胤其实是后周的臣子，殿前都点检，京师卫戍区总司令。他夺了后周的权，生怕这种事发生在自己手上，所以宋朝一上来制定的国策就是重文轻武，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政策造成文官的队伍非常庞大。科举制度的完善，宋朝是一个很重要的关节。咱们知道唐王朝限制科举人数，招生人数太少，像李白、杜甫，这样的大人物都名落孙山，是他们没水平吗？绝对不是，是因为机会太少了，那么多人参加的国家大考，最后进士及第的也就几十人。而到了宋王朝，进士科扩招，出现了几百人入仕，这个局面使得宋王朝拥有源头活水。当时有这么一个事情，有的老同志考了一辈子，屡考屡不中，屡不中屡考。后来宋王朝有一科叫特奏名，录取率极高。当时那个老同志说，我老眼昏花，已经看不清卷子了，我伏祈陛下万岁万万岁，竟然这样也中了。宋王朝还做了一点改革，使得科举制度越来越客观。科举制度给宋王朝带来大量鲜活血液的同时，也使得这群人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他们有担当意识，敢说话，而宋朝的君权也不太限制读书人。
有一个词叫“君主专制”，咱们对这个词的理解不应当产生误解。君主专制是君主想杀人就杀人吗？还真不能这么理解，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中，这种想杀人就杀人，没有制约的情况好像还是不多见的。宋王朝的君主特别有忌惮之心，这个忌惮之心由许多因素造就，比如说儒家思想，儒家思想里有非常重要一条就是民贵君轻，要求重德保民，至少从法理上如此。宋朝一而再再而三强调这一点，如果得罪士大夫，那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宋王朝就是一个典型，君主权力不会像有人理解的那样，想杀人就杀人。其实在相当时期内君主杀人是非常难的事情，得符合天意，符合人心，符合祖制。所以这时候宋王朝的君主非常有忌惮之心，如果片面加强权力，会造成整个朝代的崩溃，像秦代那样，那有何意义呢？所以宋王朝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态度。
咱们知道宋真宗年间有一个很著名的宰相叫寇准，陕西人。宋真宗的几个宰相都非常有个性。宋真宗在位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著名的澶渊之盟（1004年）。当时宋和辽国打仗，皇帝胆儿小，寇准牵着皇帝御驾亲征。在朝堂上，寇准说皇帝不爱听的话，宋真宗听烦了，你说半天，我走还不行吗？不行，你不能逃，寇准索性拉住宋真宗的衣袖。今天一般人也不敢这么对领导。寇准如此，还有一个人大家也熟悉，就是范仲淹。范仲淹“先天下忧，后天下乐”，有多强的担当意识啊！他在宦海中浮沉，命运也比较坎坷。范仲淹生活在宋仁宗的时代，宋仁宗的皇后是郭皇后，郭皇后非常美貌，但是这个郭皇后有一个毛病，就是有强烈的妒忌心，看不得皇帝沾染其他嫔妃。古代的富家大户还有三妻四妾，皇帝三宫六院都不算什么，可是这个郭皇后就是看不得这一点。有一次郭皇后争风吃醋，皇帝有一个嫔妃尚氏，皇帝临幸尚氏，郭皇后找到皇帝跟前，当着皇帝面就打这个尚氏，没想到下边好玩的事出现了，也不知道这个尚氏是不是练过武术，她身姿敏捷，皇后一掌打空，没打到尚氏，却打到了皇帝的后脖梗上。宋仁宗莫名其妙挨了这一打，气急败坏，就要废后。当时的丞相吕夷简和郭皇后不和，他撺掇皇帝一定得废郭后。这时候文官集团中有人站了出来，其中领头的人之中就有范仲淹。他们说郭皇后也没有失德，废皇后牵动国本。皇上火了，将范仲淹贬到南方，范仲淹谢恩折子居然说“面折廷争，国之盛典”。当王安石变法招致许多人非议的时候，神宗皇帝心里也打鼓，跟文彦博吐槽，我是为天下苍生考虑，为老百姓着想，怎么没人说我好？文彦博说，陛下您错了，本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真正的枢轴是文人士大夫，成了士大夫集团的对立面，恐怕你这日子也不好过了。这句话经常被学者们引用，说明宋王朝士大夫群体有多么重要。我们都知道范仲淹“先天下忧，后天下乐”的情怀，也知道王安石“三不足”的气魄，为什么宋王朝的臣子敢这样？因为宋王朝有这样的社会气氛。
除了儒家士大夫之外，宋代的制度是以防微杜渐为出发点的。《岳飞传》《杨家将》中有描写，番邦一打就到汴京城下，因为强干弱枝弄得太过。皇帝把内忧看得很重，外患倒放在一个边缘位置。有人说这不是傻吗？宋王朝不就是亡在边患，最后徽钦二帝都被掳走吗？事实上也不能全怪宋天子，这得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下，唐五代的乱局让宋朝统治者怕了，最大的问题的确是内忧。王夫之写过《宋论》，他说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治世，比如咱们耳熟能详的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而贞观之治不过是唐太宗生前状况，文景也不过是汉文帝与汉景帝统治时期的局面。可是宋王朝的确是一个治世，今天学者们非常重视这个时间段，经济复苏、政治稳定、文化开明，虽然有它的问题，甚至一箩筐问题，但是我们讲从宋初建国960年一直到熙宁元丰变法开始的1069年，一百年的太平盛世不容易，而这个来之不易的太平其实有顶层设计的缘故。
宋朝皇帝非常怕出事，宋太宗的诏书里面有一句也经常被学者引用，今天还写进了中学教材，叫“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每件事情我们都想到它的恶果。制度当然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如果我们先想到它的恶果，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就会远离祸乱。
宋王朝皇帝和臣僚非常重视历史。为什么重视历史？前面宋神宗的那句话已经回答了，为了给统治者提供经验教训。咱们要知道，一个理性的人做事往往没有那么果决。众所周知，初生牛犊不怕虎，自古英雄出少年，听说过自古英雄出老头的吗？好像没有。因为人到一个年龄段，把事情的各个方面都能琢磨得比较透。宋朝就把从秦朝建国以来一直到宋朝的君主制度、集权制度，各种各样体制的毛病都看到了，就好比咱们看西药有说明书，看适应症也得看毒副作用。他们把毒副作用看得非常重，于是宋王朝制度建设会畏首畏尾。为什么司马光那么反对王安石改革？他知道王安石的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这些古代都做过，问题很大，实施青苗法的那个人，如果用人失当，会不会鱼肉乡里？你那个募役法会不会给老百姓带来新的压力？所以这种思想下，反对王安石的人，司马光也罢，范镇也罢，他们多为大历史学家，他们把古代的书看得非常透。如果这个花样太新，干脆谨慎起见，不用这个办法。宋王朝因为这一点，所以改革步履维艰。毕竟谁也不是圣人。
今天来看，《资治通鉴》的写作，事实上也是满足当时统治者的需要，“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即防微杜渐精神的一种反映。而更重要的，《资治通鉴》之所以有受众，和司马光为代表的宋代历史学家的才华、水准有着密切联系。
那个时间段已经过去了一千年，宋王朝产生了剧烈的历史变革，也产生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咱们不可否认，那个时代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时代，繁华、开放、鼎盛。我们知道狄更斯有一句话，说法国大革命前后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今天也持如是的态度，但凡社会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一定会有剧烈的问题，这就是变革期。而如何使得这样的问题最小化，把当时社会稳定下来，给人民带来千秋万代的福祉，是儒家士大夫不断琢磨的问题，也是千秋万代永恒的话题。在有限的时间内，让大家把握历史框架，品读《资治通鉴》的精华，就是值得探索的。于是有了疫情期间的《资治通鉴》共读，也有了这本书。
李凯
2022年3月宗的诏书中明确了宋王朝制度建设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态度（亦可称作“事为之制，曲为之防”，见《汉书·礼乐志》），这是说在制度制定过程中充分发扬防微杜渐、权衡利弊的精神。比如宋初加强集权，纠正了唐五代以来权臣干将执国命的乱局，但也造成了宋王朝的积贫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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