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在唐代，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诸体皆备的程度，同时还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白居易、韩愈、杜牧、李商隐等。唐代诗人为古典诗歌树立了后人无法超远的新典范，唐诗遂成为中国文化精华的集中体现。唐诗今存大约五万首，古今唐诗的选本众多，其中代表性的作品是清人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尽管所选皆是精华，然该书体量较小，尚不能很好地展现唐诗的风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家们集体选注的《唐诗选》，选录130余家630多首作品，是《唐诗三百首》（77家，310首）的两倍左右，该书不仅收录了唐诗的经典篇目，还能较好地反映唐诗的发展，另外，选注者对入选的唐诗作品做了非常精彩的注释。该书1966年初版，1975年进行了修订（重定选目、增补和修改作品注释、作家小传等），出版至今已40多年，它业已成为有口皆碑的唐诗经典选本。这本书不仅是唐诗的经典选本，也是当代古典文学诗文选本写作的范本。
寂寞的名山事业纪念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面世六十年
（作者：尚晓岚）
最近，《红楼梦》的作者署名忽然成了热门话题，无名氏续挑战了高鹗作为续书者的常识。实际上，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署名早在2008年就已发生变动，此后一直延续，如今竟随着四大名著珍藏版的推出发酵成了新闻。
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出版，或许就是这般炒冷饭的事业。年复一年，修订、再版、加印，署名也好校注也罢，即使细小变化的背后，都可能有大量研究成果甚至学术争论，但读者和媒体对此并不敏感，能像《红楼梦》署名这样传播开的，极少。正是这寂寞的事业，构筑了传统与经典的坚固大厦。
在《红楼梦》署名问题沸沸扬扬之际，人文社悄然推出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版第一辑。实际上，该社的四大名著，按传统亦属于这套丛书，数十年来堪称最通行、读者认知度最高的版本。古典文学的阅读，绕不开读本丛书，而丛书的故事，要从六十年前讲起。
在那个时代，古籍整理面向普通读者
朝内大街166号，人文社所在地，破旧得令人倍感亲切。在书和资料足以把人埋起来的古典编辑室，青阅读记者看到了一份1958年9月的油印材料《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年出版规划草案（中国古典部分）》，内容是三套古典文学书系的选目和基本方针，其中就包括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涵盖历代的诗词文曲小说等等，共五十种，还详细列出了丛书序言或后记的写作要求。
读本丛书，是请有影响力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编选、标点、注释。所谓读本，就是以大众普及为目的，供大家阅读用的一个版本。长期主持古典部工作的人文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说，1958年，读本丛书被正式命名，它的历史还可以向前追溯。
1951年，冯雪峰主持创建人文社，从全国招纳了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古典部主任是聂绀弩，还有王利器、顾学颉、陈迩冬、舒芜、周绍良、周汝昌等等。建社初期，为满足社会上对古籍的需要，先是快速影印了一批书。那时候国家图书馆的宋元善本很容易借出来，我们的《玉台新咏》《乐府诗集》等等都是根据宋版书影印的。与此同时，社里开始规划和推进古籍的整理出版。
1952年我们出版了七十一回本《水浒》，影响特别大，它实际上标志着新中国整理出版古籍的开始。周绚隆说。在那个时代，古籍整理不是学界的自说自话，而是面向读者的，要选择优秀的底本，加新式标点，校勘注释，形成一个可供普及的版本，供给广大人民群众阅读。1958年是出版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不仅人文社做出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丛书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的详尽规划，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也在这一年启动，甚至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的规划也可追溯至这一年。回望之下，不免让人油然而生敬意，在那个国家并不富裕的时代，文化和出版体现出非凡的责任和气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并不是一句空话。
选家和编辑的水平，造就了经典版本
读本丛书，除了几部长篇小说和名剧，多数是选本，不仅要点校，还要求编选精当，注释准确。所以选家的眼光和水平就很重要。对此，人文社内部有一个机制，周绚隆概括为：第一，谁值得做；第二，谁能做。就是说，先敲定经典作家作品，再据此寻找能够胜任的编选者，没有合适的人就先放下，绝不凑合。有些作品，社内编辑水平很高，自己就做了，像顾学颉的《元人杂剧选》、陈迩冬的《苏轼诗选》《苏轼词选》等；还有很多书是在全国范围内选人，皆为一时俊彦，像马茂元的《楚辞选》、王伯祥的《史记选》、萧涤非的《杜甫诗选注》、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夏承焘和张璋的《金元明清词选》等等，现在看都是很经典的选本。读本丛书的早期版本是很多读书人的心头挚爱，它们手工绘图、书法题签、书卷气十足的装帧设计，也备受称道。
人文社早年有一个习惯，为了维护品牌的严肃性，很多书初版都用副牌社的名义，经过读者和社会检验后才能纳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旗下，像《红楼梦》在五十年代最初就是用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印行的。读本丛书的入选标准非常严格，1958年仅有余冠英的《汉魏六朝诗选》、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等数种列入丛书。这个规矩延续下来，直到今天，只有经过读者和市场检验的书，才能戴上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的冠冕，之前一概先以单品种面世。
老一辈学者，怎样为了这套书殚精竭虑，学者型的编辑，怎样一字一词地校改，双方怎样反复沟通琢磨，留下许多事迹。记者在编辑部看到一册七十年代《杜甫诗选注》的校样，上面写满了编辑戴鸿森先生的随文批注，以及编选者萧涤非先生的答复，两人切磋商改，细致入微，水平极高。古典编辑室的李俊仔细研读过这份校样，他说：细读这些批注文字，戴、萧二人商榷学术的画面仿佛映现在眼前。那时文革结束不久，百废待兴，学术研究在回归正轨的道路上谨慎探索，该怎么走？能迈多大步？一切尚未可知，而这本校样正是当年留下的足迹。
古籍出版和一般图书不同，即使出版了，工作也未结束。钱锺书的《宋诗选注》1958年面世，记者在编辑部看到一封杨绛先生的书信，是钱先生去世后，她逐条订正《宋诗选注》的排印讹误。李俊编辑则用此恨绵绵无绝期来形容他改校样的感受这句诗里的恨，是遗憾之意。造就一个经典版本，需要不断修订打磨，改正讹误，补充新的研究成果，一本书经过几代人之手，历时数十年，并不罕见。只要有需求，严格来说就没有终结之时。古籍出版所蕴含的精神，一如那部讲述编纂辞书的日本电影《编舟记》，精益求精，琐细平淡，无论怎样施以审美的目光，终究是寂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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