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衡史系列：宋辽金元史论_李涵_9787220126697

本书为著名学者李涵教授的史学代表作，共收录25篇文章。本书从宋辽金官制与政治研究方面集中探讨从唐宋到辽金的翰林制度，兼及宋辽金中央官制、俸禄制度等，以及从宋代地理与长江流域的开发等方面侧重探讨堤防建设、城镇兴衰诸问题，涉及宋代江汉平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历史。本书还尝试从妇女的角度切入历史，分析宋金时代的政治、法律与社会生活；以北宋范仲淹与符彦卿为例散论宋代人物，展现北宋文臣武将的生存状态。

八十回顾（代序）①

我自幼身体单薄，母亲常担心我享年不永，没想到光阴荏苒，脚步匆匆，转瞬就跨进了八十高龄的门槛。是到了回过头来，审视一下自己走过的道路、留下的足迹之时了。

我生于一九二二年农历正月初二，原名缪希相，父亲缪秋杰先生在民国盐务界颇有影响：他从事盐务三十六年，坚持改革腐败混乱的旧盐政，为此不屈不挠地奋斗了一生，终于废除了已实行数百年之久的封建专商引岸制度，为促进中国盐务的近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他受命主持全国盐务，率领全体爱国盐务职工，排除万难，艰苦奋斗，竭力增产、抢运、济销，既保证了军需民食，又增加了国税收入，为支持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全家随父亲宦游四方，我们姊妹常常转学，读的小学和中

本文写作于2001年8月，作者时年八十岁。其时黄人二先生筹划出版李涵教授的《宋江金元史论集暨师友杂忆》，李涵老师亲自编集了文集，选择确定《师友杂忆》的篇目，交由黄人二先生，于2002年在台湾高文出版社出版。本次出版李老师的文集，将《宋江金元史论集》与《师友杂忆》别为二种，分别印行。为保持李老师编集文集的初意，我们保留了这篇代序，未做调整。一编者。学比别人多。一九三五年，我从偏僻的淮北灌云县板浦小学毕业后，被送回北平念中学。最初上的市立女一中，七七事变后，又转入私立贝满女中。在沦陷的北平过了两年多，深知什么叫亡国奴的滋味，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感情也由此而生。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离开北平，间关来到大后方的四川，在自贡市蜀光中学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在成都复校的燕京大学读书，这期间逐渐对国民党的贪污腐化，对内压制民主、打击进步势力，对外消极抗日的政治不满，对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抗战，提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景仰之情。在亲友的启发影响下，积极地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民主运动。抗战胜利，燕京复员到北平，学运把矛头指向了反内战、反迫害、反美军暴行，成为解放战争的另一条战线。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府搞八一九大逮捕，我的丈夫刘适被点名拘捕，把我们逼上梁山，去了解放区。我在去解放区后改名李涵，刘适改名石泉。为时不久，北平和平解放，我们又重返古城，分别参加了接管工作。他在教育bu门，我在文化部门，并在文物局做了五年行政工作。一九五四年初，因石泉从高教部调到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我这个学历史的才因此得以归队，在胜任教学任务的同时，开始涉足研究领域。这时国内虽是和平环境，但各种运动连绵不断，起起伏伏，我虽也写了几篇东西，但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能满意。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我失掉父母和妹妹三位亲人，也看尽人间百相。由于是个二十来年的老讲师，目标太小，不够资格挨批，后被下放沙洋分校去修理地球。幸运的是我的小家庭尚称完整。

终于等来了拨乱反正后科学的春天。我们重新回到了教学岗位。这时，民间各种学术团体十分活跃，我参加了中国宋史研究会、蒙古史学会、元史研究会、辽金及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等，得到广泛接触学术界前辈和朋友的机会，并在学会的推动下，写了一些学术论文。同时，在恢复高考后最优秀的七七、七八级两届学生中找到与我合作的学生，并从七八级中招收了硕士研究生。从收录在这个集子中的论文也可以看出，多是在八十年代以后发表的。虽说春天对我来得晚了点，只有十年时间我就离休了，但对我这个屡经惊涛骇浪而未遭没顶的人来说，仍然是幸运的，应该知足了。

这本集子按内容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收录了我治史的大部分论文，名为问学篇。大体按写作的年代先后排列，多数是我自己单独写的，有几篇是与人合撰的，除了与前辈学者唐长孺先生合写的一篇外，其余都是与我的学生合写的。题目多半是我拟定，由他们先动笔写出后，我再加以修改补充，我觉得这是指导学生的一种好方法，与我合作的不完全是我的研究生，但必须是勤于思考、文笔流畅的好学生。后来我写《范仲淹传》和《缪秋杰与民国盐务》两本专著时，也是采取这种合作的方法。教学相长，在写作过程中，可以互相切磋，集思广益，我也从年轻人那里得到不少启发和教益。

我的学术论文，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宋史研究，二是辽金蒙元史研究，又侧重于官制的变化和民族关系问题。

宋史方面，除了《论范仲淹在御夏战争中的贡献》一文是为我后来撰写《范仲淹传》一书作准备外，主要是从不同角度探讨宋代政治的，重在探讨宋代加强君主专制集权以来所表现出的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与冲突及其消极影响。《试论宋朝的检正与都司》是从宰属的变化看相权的扩大，加上《从曾布根究市易务违法案的纷争看新党内部的矛盾与问题》，两文都涉及王安石变法的问题。而《论章献刘皇后擅政与寇准之死》与《从寇准的遭际看北宋前期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两篇可以说是姊妹篇，后一篇写得最晚，但也最鲜明地表达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研究宋史着重探讨宋代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这是受大学老师聂崇岐先生的影响。聂先生当年是颇有成就的宋史专家，又开设过历代官制史的专题课，当年指导我写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范仲淹传。

我对民族史的兴趣，最早来自翁独健师的熏陶。读大学时听过他讲授的蒙古史的课，后来参加蒙古史、元史以及民族关系史的学术讨论会，不乏亲聆音旨的机会。在具体写作有关论文时，则直接受到唐长孺先生的启发、诱导。例如，我最早写的《蒙古前期的断事官、必阍赤、中书省和燕京行省》，就是在他《蒙古前期汉文人进用之途径及其中枢组织》一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发挥、探索而成的。唐先生的论文写于抗战时期，我这篇则写于解放后，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阐释。我反复研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发现恩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时，所根据的大量历史材料，主要是以古希腊、罗马、日耳曼等作为范例，但是，他所概括出来的发展规律，即家庭、私有制的发展，阶级的产生，必然要破坏原有的氏族制度，产生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暴力机关一国家。尽管恩格斯并没有接触过中国境内的诸如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的资料，但他所总结出来的规律对它们同样适用，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共同的规律。我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经历了许多民族长期杂居、互相融合的过程，辽、金、元是其中重要阶段。我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他们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哪些变化？既要保持原来的旧俗，又不能不适应汉

族较先进社会新的形势，关键在于如何与当地的汉族（这里的汉族是广义的，包括已经汉化的其他少数民族）武装合作，如何依靠汉族文士为之出谋划策进行统治。我所写的《蒙古前期的断事官、必阍赤、中书省和燕京行省》《金初汉地枢密院试析》《也论郝经》等文，都是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蒙古前期的断事官、必阍赤、中书省和燕京行省》一文研究蒙古前期为统治汉地在机构上有哪些变化；《金初汉地枢密院试析》一文则探讨女真军队进入汉地以后至金熙宗全面改革中央官制前，这一时期金朝建立的汉地统治机构的情况；而《金元之际汉地七万户》目的在于探索蒙古统治者与汉族地主武装结合的过程；《也论郝经》则选择郝经作为久在少数族统治下的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的代表（其中含已汉化的契丹、女真人），郝经认为不论是哪个民族，只要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被南宋拘留十六年之久，始终不改对忽必烈的忠诚。他的这种态度和观点在中州士大夫中是有代表性的。我发现金初和蒙古前期的中央机构是在原有习俗基础上建立的，而对汉地则采用汉法，建立另一套行政系统，类似于辽的南北面官制度。但随着统治重心南移到汉族地区，中央政府也随之改革为汉官制度，这种双轨制也就为单轨制所取代，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另有《略论奚族在辽代的发展》和《金代奚族的演变》等文，则以古代北方民族之一的奚族作为对象，研究它在辽、金两代如何通过民族迁徙、杂居，原有的氏族部落组织逐渐被破坏，与契丹、女真、汉族等互相影响，逐步融合的过程，到元代以后，这个活跃在历史舞台上近千年的民族，就不见踪影了。

我的治史方向对我的研究生有一定的影响，如杨果、张星久研究宋代官制，并分别与我合撰《元枢密院制度述略》《金代奚族的演变》；吴怀连研究史弥远与相权的问题；鲁西奇发表过《金初行台尚书省与汉地统治政策演变》，高申东发表过《契丹夷离堇考述》。从他们的论著中，可以窥见一些薪火传递之迹。

从数量上说，我的研究成果不多，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但我的研究态度是认真的、诚实的，每篇必提出我的一得之见，绝不人云亦云，唯此差可自慰。

下编是怀旧篇，多为晚年之作，由于精力日衰，不再从事史学研究，桑榆之年追忆自己的家世、经历、在成长过程中得到师长的教诲与帮助，其中包括我的父亲缪秋杰、挚友沈祖棻先生，也有在史学界平生风义兼师友的前辈学者，所写的有已辞世的，有尚健在的。我写这些，无非借此表达我的怀念与钦仰之情，但我写出来的只是少数，有不少我应该写而没有写的，例如邓广铭先生，生前对我提掖关怀，无所不至；还有翁独健师、同辈学者贾敬颜先生，都对我有过许多帮助，都是我敬佩而又感激的学者，他们去世之后，我都没来得及写出悼念文章，这是我所欠下的感情债，每一思及，就深感歉疚。

作为一个教师，看到我的学生们或事业有成，或在学术界已崭露头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感到无比快慰！

此次将旧作重新出版，既望扩大交流范围，得到海峡彼岸学术同行的批评指正，也想借此赠送师长亲友和学生，留作纪念，表达我一点微薄的心意。

李涵写于珞珈山武汉大学寓所二。。一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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