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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之变》汇集了香港大学荣休教授程介明先生近20年来发表在《信报》《教育评论》上的几十篇文章，有关社会变化及其对教育的影响。全书共分为三部分：未来已来；社会变了；教育也要变。作者围绕社会的经济形态、生产模式、组织结构、个人的职业状态的变化等方面，阐述教育也要着力培养个人内在的、全面的、应变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支撑个人未来的一生，才能应付多变、速变的社会。在本书中，作者把社会与教育联系起来，做一个新旧对比，旨在说明：社会变了，教育也必须变。

序
明天的教育，会好吗？

第一次见程介明先生，应该是26年前的1994年11月1日。

当时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应邀去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作了一场《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的学术讲演。在那里，见到了老朋友张民选兄，他正在香港大学跟随程介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由此结缘了程介明教授。那时我正在苏州大学担任教务处处长，程教授告诉我，他的母亲也是苏州人。我感到很亲切，于是开始叫他程老师。

名师出高徒。民选兄学成以后，先后担任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国际教育研究与咨询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等重要职务，成为在国际教育舞台上非常活跃的一位教育家。

六年前，我在发起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人选之一，就有程老师。在论坛相关工作中，我们有了较多的交往、深度的交流和密切的合作。他担任主席的世界教育前沿峰会，每次都选择国际教育界关注的重大问题，邀请世界各国的名家讨论交流，每次都邀请我作主旨演讲，躬逢其盛，让我不仅能够学习国外教育家的成果，也领略了程老师在国际教育界的号召力、影响力和领导力。

程老师学问很大，为人低调、谦和。他是我见到的很少的既熟悉世界教育动向又了解中国国情的教育家，他曾在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亚洲开发银行等多个机构任职，也深入过我国贵州等多个贫困地区做田野调查，还担任了国家基础教育课程与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他的许多教育观点既有前瞻性又很接地气。如在这本书中他对于高考制度的分析：高考，是一个选拔过程；它承担着社会功能。这个功能，不是我和你可以朝夕改变的，也不是通过教育可以解决的。但是这样的考试，却往往对于学生个人的学习与成长很不利。人生下来就是不一样的，偏偏要逼着他们按照统一的步伐、统一的内容、统一的要求进行筛选，那其实是极为残忍的。既指出了高考的弊端，又分析了高考改革的难度。
程老师不仅学问好，对国家前途命运也非常关注，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我曾经说过：中国教育有弊端，但怒目金刚式的斥责和鞭挞，虽痛快却无济于事。对于中国教育而言，最需要的是行动与建设，只有行动与建设，才是真正深刻而富有颠覆性的批判与重构。看到这段文字，程老师第一时间反馈说：对极了，这才是正能量。怒目金刚，太普遍了，也太容易了。可能也正因如此，他对我发起的新教育实验格外关注，给予诸多支持。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程老师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上讲演，非常震撼。那次演讲的主题，就是这本书中的一些主要观点：社会变了，教育也应该变化。学习是人类的天性，教育却不是。受了教育，也就是进了学校，并不一定就会有学习。

程老师的这本书是他近20年在香港《信报》发表的50余篇文章的合集，虽然体量不大，但是内容非常丰富，也自成体系。内地与香港政情与文化不完全一样，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对世界教育思潮有着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便利，又和内地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书中讨论的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下和未来的教育，有着特别的意义。

1918年11月7日，即将过60岁生日的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明天的教育会好吗？程老师的这本书以教育之变为题，正是在探讨这一问题。我们的回答，应该与100多年前梁漱溟先生的回答是一致的。

当然，明天的美好不会自然而来，教育的美好明天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朱永新
2020年12月15日晨，写于福州悦华酒店

代序
自白

我主要是研究教育政策的。20世纪70年代，在香港办学，从数学、物理教师转而注意教育行政；又因为后来香港发展公立中学，所在的私立学校面临严重的危机，因而关注教育的宏观发展，也就是关注教育政策。一次，在一家书店看到一本书的书脊：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1（《教育经济学导论》），觉得不可思议教育怎么会与经济扯上关系呢？从此对教育的宏观现象产生兴趣。

开始的时候，（我关注的）是传统的政策研究，也就是当时热门的教育规划，主要是看数据、看统计、看趋势、看管治、看结构、看财政，等等。因此研究入学率、在校率、毕业率、升学率、就业率；研究人口变化、内部效益（资源的高效使用）、外部效益（资源的社会效用）。在这些前提下，研究体制结构、资源分配、学校领导、课程发展、质量保证、教师评估、学生考核等教育行政方面的措施政策。

这里忍不住向读者介绍一下我对这个问题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历程。上一轮教育改革，启发了我，开始看教育以外的大环境。最记得1999年1月25日，当时梁锦松做主席的教育统筹委员会，启动教育改革，在香港大会堂聚集了800位社会精英，我的启动演讲，题目是教育问，用了大约40分钟，全部都是问题，没有答案。当时台下沸腾，纷纷诉说教育的不是，而且大都抛开了自己的社会职务，不知不觉地都以家长身份，近乎控诉。其中至今历历在目的，是冯可强先生的一番话，大意是：引起家庭中不愉快的，往往就是孩子的功课。另一位（忘记了是谁）甚至说，夫妻之间引起争拗的，往往也是因为孩子的功课。

教育改革，放眼目的

回想起来，当年教统会（香港非法定组织，负责按社会的需要而向香港政府提供有关整体教育事务）做对了一件事：没有急于提供答案，而是动员全社会，用了一年的时间，讨论教育目的。还记得在每家小学竖立一棵纸板做的树，每名学生挂上一只纸苹果，上面写I have a dream. Education should be...（我有一个梦想，教育应该是）。用了一整年的时间，他们收到一万四千多份来自社会各界的建议书。后来就提出了乐于学习，善于沟通，勇于承担，敢于创新的乐、善、勇、敢四字作为临时的教育改革目标。

全社会讨论教育目的，里面隐含的思路：在教育的目的与手段两个方面，在这个时候必须同时改革；不能假设目的没有问题，只谈手段。不是期望在手段上做多些、做好些，而是从目的着眼。假如目的不一样了，原来的手段就要作根本的改变。这是当时香港教育改革的基本思维。近年有机会观察、咨询、参与世界不同地方大大小小的教育改革，可以说，绝大部分的体系，都只不过是在原来的教育形态上面，修修补补。花了庞大的人力物力，结果就像修车一样，修完还只不过是原来那部车。我把这叫作补缺思维（deficit model）。现在环顾，在这方面，香港、上海、新加坡市等城市可以说是例外。芬兰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教育改革也是面向新的目的。

恰巧当时在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主持终身教育的老朋友（David Tuijmann）路过香港，他介绍的北欧终身教育景象，给了我两方面的启示：一个是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变化了的社会对教育的影响；另一个是贯穿教育制度的主轴，应该是学习。现在回想起来，他所介绍的情况，其实并无特别惊人之处，但是这两个方面，却成了我此后思考的两个主要方面，近年在各地作演讲，通常PPT的第一张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学生的未来；教育的核心业务学生的学习。不厌其烦，一个宏观，一个微观。这是我学习心得的最简单的概括。

重点观察，教育以外

从那时候开始，我才开始注意教育以外的社会。因为假如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学生的未来，那么，未来的社会将是怎么样的？今年小学一年级的学生，16年以后就要进入社会了（假设人人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16年以后的社会将是怎么样的？要知道未来，先要知道现在。稍微接触，我就已经大吃一惊。

首先注意的是workplace。这个单词，一般译作职场，我把它译作工作形态。并非直译，但认为使用起来更加贴切。英文的place，其实并不一定是一个实体的场。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投资银行，也是缘分，一个偶然的机会，发觉他们不是按传统的科层结构操作，而是每一个客户设立一个工作组。我也在大学教过学校管理，这与马克斯·韦伯经典的工业社会科层架构完全不一样。后来才知道，许多比较新的行业和机构，都是如此。靠的不是明细的部门分工，而是综合性的一站式服务。工作组以外，也有被叫作deal team, project team, account team（交易小组、项目小组、客户小组）。也有一些采取所谓矩阵式结构，也可以说是部门分工与一站式之间的中和。

由于在大学担任的职务，我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负责筹款，经常有机会与商界的朋友交往，基于他们口中的描述，社会的工作形态景象愈来愈清晰。我又有幸在大学当了18年的学生宿舍舍监，学生毕业后的动态、毕业前的思考，都大大帮助了我不只是认识了社会的变化，也认识了年轻人的变化。这些认识过程，不是一两个研究项目可以代替的，而是一个长期观察、反复求证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假设，不断推翻自己的过程。

身边事物，蕴藏智慧

举两个例子。听美心集团的创始人伍沾德先生的分析，才感觉到，传统的规模效益，已经不一定是一家公司扩展时的基本考虑。美心在香港有600多家店，各类中国菜、外国菜、咖啡、面包、快餐，都有，但只有少数还带着美心的招牌。这正应了文献中less of more（少量多款）的论述。听田北辰先生来大学讲他们G2000的两句座右铭：When it works, its obsolete！（我的翻译：流行的，已经过时了！）还有一句：Customers dont know what they want.（顾客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也是世界上有关创新的文献中经常出现的。这两个例子，都说明生产并不一定是为了满足需求，更重要的是营造购买的欲望。这两个例子都充满着对于现代社会我称为后工业时代的深刻认识与智慧。

与此同时，刚好又有机会看到一些传统工业社会典型的流水作业式的工厂，比如早期香港的玩具厂、改革开放初期东莞的工厂，以及非洲莱索托与斯威斯兰的制衣厂，亲眼看到了查理·卓别林《摩登时代》的现代版。

同时，也看到这些传统工厂的式微，深圳一些工厂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里，就要不断转型，否则就难以生存从几乎全部是操作工，转型为生产、设计、营销人员各占三分之一。也可以看到这些工厂对人员学历要求的转变。

经年累月，不断地假设与推敲，慢慢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教育观从生产形态、机构形态、工作形态，到个人的职业形态，以至于人们的工作意识形态，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的、全面的、不可逆的变化。一句话：变得认不得了！

总的来说，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学生的未来，也是为了社会的未来。我在过去几年，不断提出一个看法：学习是人类的天性，教育却不是；教育是人类为人类设计的体系，因而不同时代的教育体系，必然带有该时代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乃至宗教的特点。在不同时代，人类对于教育会有不同的观念，也就是说，教育是会过时的！这是我们的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

原载《信报·教育评论》（20190125）（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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