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书谈的是关于塑造我生命的价值和经历，以及我所继承的宗教信仰是如何转变成一个满有生命的信心的。我等侍了好久才来写这些文字，因为宗教是一件私底下的事，况且我个人的信仰已成了大家种种猜测的题材。然而我想我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是我与不同传统的美国人所共有的东西。
我希望本书将对那些曾对一个
“重生的基督徒”总统是否在言语上自相予盾有疑惑，或是为何一位在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的本土职位的候选人，在接受《花花公子》杂志一次特别采访后几乎落选的事实有所启迪。
我的生命多种多样并且带有戏剧性，令人惊奇的成就和破坏性的挫折都有。有些职业的改变是出于自已的选择，有些则是出于我当时认为的失败所迫。我的生涯从海军转到务农、做生意，之后又转到政界，在我总统任期结束后又转到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志愿活动家及一名祖父那种具有挑战和愉快的生活。我有幸有一个充满爱及持久的婚姻，我达到了许多我年轻时候为自已设下的目标。然而我也目睹了我父亲及兄弟姐妹在他们还很年轻时候的离世，遭遇了远比我想要的多得多的公开失败，面临破产和自我怀疑，无人知晓的损失，以及属于人命运一部分的失望。
在整个七十年的人生中，我作为一位基督徒的信心在我的生命中给了我必要的稳定性。若对此考量一下，稳定性并不是一个很贴切的词，因为对某事有信心不是让我们什么都不做而是引导我们去行动。对我来说，信心不只是一个名词而且也是一个动词。
信心是本书的根基，它是一个丰富的、复杂的甚至是难以捉摸的概念，它在圣经中有不同的用法。在基督教的传统中，信心的概念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含义，两者都包含了忠诚：对神的信心和基于坚定信念之上的行动。
新约清楚的定义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希伯来书11：1）。经文继续说：“我们因着信,
就知道诸世界是藉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希伯来书11：3）。圣经说我们因信称义、成圣并与神和好，并不是因着行为或遵守律法。义人必须因信而活；神给了我们不同程度的信心；我们因着信而往前走，而不是因着看见了什么；我们因着信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得救本乎于恩但也因着信；信心是神所赐的礼物，它比金子还贵重；面对生活，我们当穿上信心的铠甲，信心和爱心的护心镜；我们是在信心和真理中受教。
在本书中，我考察了我的基督教的信仰曾经引导我和支撑我的几种途径，也考察了一些曾激励我和促使我去寻求与神和与人更亲密的关系的方法。
这些章节是我成年后教主日学的副产物。当我还是美国海军学院一名年轻的学员时，我就教驻在安纳波利斯官兵的孩子。后来，当我在潜艇上服役时，我会在一些特别的日子如复活节主持宗教仪式。十几个或更多一些船员会坐在鱼雷之间的折叠床铺上，我则站左发射管旁念圣经的经文，回答一些我能够答得上来的问题，同时也作祷告。
在我离开海军回到家乡佐治亚州的波莱茵斯后，我象我父亲在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时曾经做的那样，在主日学固定地教青年男女近十五年。即使作为总统，当我参加华盛顿浸信会的崇拜时，固定的老师和我每年都会安排几个星期天让我来教成人主日学。
今天我在波莱茵斯的马勒纳瑟浸信会带领成人主日学，这里的会众有近五十户人家，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是几代一起生活和一起崇拜了。(“马勒纳瑟”
意思是 “主必要来”, 是笫一位基督徒的祈祷, 对此我们没有任何的记录 ［哥林多前书 16:22］。)
由于大部分成年会员不是教他们自己的班就是看护儿童或是照管其他一些主日学的事务,
所以几乎所有我的学生都是来访者。他们有从附近城镇开车过来的家庭, 有整个班都是从更远的社区坐汽车过来与我们一起敬拜的,
或是来去佛罗里达途中在这里停留的渡假者。常常会有一、两个人低声告诉我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进过教堂，或是自从他们在婴儿受洗后就再没有去过。
与这些从附近城镇或远方社区来访者一起来聚会的还有两个特别的团体。一个是来自邻近社区叫作科伊诺尼亚伙伴的团体，（koinonia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兄弟会”）。这一农庄是由克拉伦斯·乔丹博士在20世纪四十年代初建立的，他的目的是要用它来打破当时南部存在的种族隔阂。一些富于献身精神和勇敢的白人基督徒邀请贫穷的黑人家庭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他们一起工作和一起敬拜。许多年来，他们经受了几乎所有当地商人的经济抵制，三K党和其他白人分离团体的攻击，这些人焚烧他们的财产，在夜里向他们的家开枪。五十多年来，他们靠他们农场的收入和全国各地支持者的帮助而生活。
我班上的另一些固定的成员和常客来自「人类安居工程」(Habitat for
Humanity)的国际总部，它是二十年前在科伊诺尼亚诞生的。「人类安居工程」在本书后面会有充分的描述；它是一个为“神的贫困子民”建造房屋的世界范围内的工程。无论是临时的志愿者还是在科伊诺尼亚和「人类安居工程」总部的固定工作人员都尝试用一种常是牺牲的方法为贫困家庭服务来体现他们的宗教信仰。
很多时候，学习一些建议的经文，至少在前一天夜里思考一下如何教课，阅读一些评论，准备一个大纲，然后再在星期天早晨与主日学的学生见面，对我来说是一种乐趣。我对神学上的争论小心谨慎，但是涉及到我的宗教信仰同我的生活联系和世界上眼前发生的事件甚至是有争议的问题时，我就会大胆些。
很早以前我就知道应付圣经中难点的好方法是引导班上的学生进行交流讨论。问题的一来一往让我们保持清醒并且帮助我们理解主题。我们有热烈的辩论，但却很少伤及感情。有一些交流会在崇拜结束后继续下去，即使在以后几周写给我的信中仍有交换意见。
在这些年的讲课当中，我发现只是与前来听课的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分享讲义要比讲道好得多。当我们融入一个共同的小组，大家都努力去解释圣经章节的含义并把要点应用到我们自已的生活时，那经验更令人难忘。我的希望是同样地与本书的读者保持一个平等或共享的关系，从而我们能够一同寻求宗教的真理，它们如何与我们联系起来，或者它们能够怎样影响我们的生命。
这些班级常常也会有来自十几个新教派别的代表，包括门诺派教徒和阿曼门诺派教徒，还有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近的一个星期天，来了28个国家的访客。我们都有一种感觉，即自已是属于想要弄懂我们生命和我们世界的一群人。由于这种差异，我不得不将其他人的问题讲解得更深入，其中有些问题是我在一生中从未提出来过的。
因此我着手写本书，试图用这些课堂上有意义的东西作为基础来思考一种“活生生的信心”。然而，当几个月过去、我和家人与朋友大为困惑时，我意识到故事比圣经经文及它们与我生命的联系远为复杂。我看到信仰在美国人生活中的争论,
若是有的话，在我做总统后更为激烈了。
当千禧年越来越临近时,
我们美国人面临许多问题,
其中宗教、政治、及个人的事情越来越急剧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我们之间、在我们私下和公开的生活、甚至在单独的宗教派别中制造了尖锐的分歧。政教问题看起来越来越难分开，即使是纯宗教的问题也得由政客来阐述。
我曾从两个方向面对政教分离的问题。我常想起1962年当我决定竞选我的个政府公职时，我们培灵会访问讲员的强烈反应。他问我：“你作为一名基督徒、执事和主日学的老师，怎么会卷入政治呢？”
我给了他一个自作聪明的回答：“在我的参议员选区内我将会有75000人。你怎么能得到这么多的会众呢？”
更近些时候,
自从我们的白宫岁月后，我远离政治而走近宗教。但是在我看来，两者仍然是相关的。无疑，我曾经做过国家政治领袖是吸引大多数来访者听我主日学的原因，显然在我看来这些敬拜者越来越热切去帮助决定我们国家的政治进程。
当我回顾我的生命时，我可以看出变化是何等的惊人。埃里克·霍佛，一位自学成才的码头工人和哲学家，把19世纪30年代称作为一个希望的时代而把更近的年代称作为欲望的时代。作为一个孩子，我知道30年代是一个希望的时代。在经济情形那样糟糕的情况下，人人都相信它只会变好。如今，物质是如此的丰富，至少在电影和电视里是这样表现的，以致于我们不但想要我们已经拥有的而且还想要他人所拥有的。
我是在一个离波莱茵斯西边约有三英里叫阿奇里的相当偏僻乡村、在一个紧密和有凝聚力的家庭长大的。不管是痛苦还是欢乐，家是我们的天堂。无疑我的父亲作后的决定，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在如何管理这个家上妈妈的影响和意见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某些生活方面特别是管理家务和抚养我的妹妹方面完全由我母亲决定。我父母亲加在一起是占支配地位的,
我们孩子尊重并顺从他们。事实上, 我从来没有故意不顺从他们。
现在大多数美国人常搬来搬去并且受到许多影响，我们的环境和习惯是多层面的。但是当我是一个孩子时，认识自己和了解任何他人的渠道不多。在社区之外我们同外部世界的接触是有限的。家里没有电，电池收音机的播放时间也受到限制，即使在天黑后我们不睡觉的偶尔几个夜里也是如此。我们一家人一起收听《小孤儿安妮》，《菲伯·麦吉和莫莉》，及《阿莫斯和安迪》，我父母有时会让我不睡觉到晚上8点钟收听格伦·米勒乐队演奏的流行音乐。然而这是我所知道的全部的外面的世界。
除了我家和我们几乎所有是黑人的农场邻居外，我只从学校和教会认识其他人。我们的舞会都是由教会操办的，那是家长们为了男女孩子相互认识而精心特地安排的。
在波莱茵斯浸信会，星期天上午是用于主日学和讲道，父亲是那里的一名主日学老师和执事。在上完教堂后，我们总会有这一周好的一餐，通常是炸鸡、土豆泥、热面包干及各种各样的疏菜，后是红薯馅饼或时令水果。之后，我们的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商店打烊，到附近县城看电影谈也不用谈，打枪或玩牌是禁止的。在附近的小河或池塘钓鱼是一种侥幸，然而若小心去做的话是允许的。拿着鱼杆走在公路上那会是不合适的。
我父母有时玩牌，但不会在星期天。罗莎琳说其他人包括她的家人从来不玩牌。
在我12岁时，当我被认为已能够自己开车时，我和我的妹妹在星期天晚上回到教会参加浸信会青年联合会的会议。（我们的弟弟比利比我小13岁）。这很重要，因为浸信会青年联合会主办大部分青少年的社会活动。
我不必再讲下去，因为描写得已经够清楚了。这是一个简单、以家庭为中心、非常虔诚、以劳动为生、并与我的黑人邻居毫无拘束地一起玩的家庭。我猜想除了汽车和电话以外，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曾祖辈相似。
邻里之间有一种特别紧密的关系。生病或死亡是一桩属于社区的事情。即使在后来几年，当我父亲临终时，我们的园子里满是来给我们送蛋糕、馅饼和炸鸡的人群，这样我们就不必做其它事情而专门照顾他了。爸爸患了癌症，每个人都清楚这是绝症。他每天越来越弱，因为他不能吃或消化任何食物，但是人们还是出去捕杀几只鹌鹑，即使不是在捕捉的季节，精心烧好了，连同一些核桃馅饼或他们知道我父亲真正喜欢吃的东西带来给他。这不仅是一种食物的分享它更是一种大家在一起的分享。
当然，现今家庭生活即使在小小的波莱茵斯社区也完全不同了。某些曾经在我们正统社会里被严格地掩饰起来的活动很可能不再普遍，然而现在却公开地暴露出来。纵然是活跃的教会成员，离婚也已经可以被接受。无须作进一步的分析，我就看到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年青人和他们的父母之间的关系。不管父母们如何想要保住对正在长大的孩子的强大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在青少年时期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坏。随着快捷的交通、电视的普及，特别是朋友（或对手）圈的扩大，外部世界成了一种更强有力的影响。它们的影响常常超过我们自己家庭的影响。
但是许多家庭仍然持守的核心原则没有改变。现在当我们遇到一个道德问题时我们求助于什么呢？90年代和30年代的东西有什么相同呢？我们需要一个在其上面可以塑造我们生命的永恒基础。若我们没有一个赖以生存的信仰或准则的主要核心，我们可能永远经历不到寻求一个更美好生命的挑战和兴奋。我们将会不再，就象耶稣所说的，“灵命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
（路加福音2：40）。
新约教会中的人来问保罗，若他们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并采纳他所信奉的基督教信仰，那么哪些东西是他们可以依靠的。保罗回答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哥林多后书4：18）。我们所不见的是至高的，且是永远不变的 —
即那些耶稣所教导的。我们能见到真理、公义、饶恕或爱吗？我试着在我生命某些相当艰难的时候记住这段经文。况且我在我的课堂上和在劝导那些为生活中的危机所苦恼的人时常运用它。
我们不难鉴别生活中的变化，有些变化是令人愉快的，其他一些却很令人痛苦，然而我们不想让我们生命的真理有改变。我们需要有某种不可动摇的东西，就象母爱、某种不可被战争、失去亲人、生意失败、严重疾病或者没有实现我们的雄心大志所摧毁的东西。我们需要某种基础，在其上面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可知可靠的生命。
这在我们国家的法律和宗教的派别中都是无法找到的。作为一个曾经做过美国总统的美国人，我想说我国公认的价值是始终如一的
—
然而它们却并不是这样的。在解释法律和通过新法律上始终有很多变化。某些法律违背了看来是公认的原则并且在社会中造成了严重的分歧。而且，几乎每一个宗教派别在有争议的世俗问题上都有分歧。
然而尽管在各宗教组织中存在混乱和争论,
但是在我看来，基本原则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耶稣的生命和他的教导给了我们一个坚实的道德基础，它包括了应当指导我们的一切基本的要素。既然这些的准则是永恒的，那么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知道它们是什么，它们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我们的信心能够给我们足够的勇气将圣经的教导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特定的准则或例子不常有的话，但是至少我们的基本原则可以帮助我们缩小我们的选择范围。
对我来说，用祷告来分担任何一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冷静和客观的有力因素。因而，当我可能对我所作的某一选择的后果感到害怕或遗憾时，一种对圣灵同在的感知能够加给我勇气。约翰说基督知道万人（约翰福音2：24）,
保罗提醒我们一切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罗马书8：39）。
有些让我自己都诧异的是，这就成了一本书，它的核心是爱 —
这种爱可能存在于关系密切的人中间，存在于因着共同的梦想或信仰而联合起来的陌生人中间，甚至存在于先是相互鄙夷但却找到一种方法从对方的人性中看到了神的形象的人的中间。
当我回头看我的开端，我发现许多时候我相信我想要的东西总会遭遇到一条更艰难的道路的挑战。当我有勇气去选择那条道路时，即使是处在绝望和不确定中，我会得到一种更深层的真理的亮光，是它继续不断地支撑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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