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资产与消费选择行为分析(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_臧旭恒等_9787100216463

本书关注的是现代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两个重要变量――消费和投资。作者通过对居民消费、资产变动情况进行长期的追踪研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建立了包括居民消费、资产及与其相关的一些重要经济变量。书中对预防性储蓄理论进行了系统介绍和客观评价,并将其与风险厌恶理论和保险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和探讨。同时,作者始终将分析过程置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之下,对城乡居民资产构成和消费构成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本书曾获得2002年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

1992-1993年我在完成博士论文《中国消费函数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的过程中，深深地被经济过程中几个主要变量收入、消费、储蓄和资产等之间的微妙关系所吸引，以至于完成论文后仍不能自拔，深陷于对其的研究中。《中国消费函数分析》已经涉及不确定条件下居民的消费一储蓄（投资）替代行为，实际上这部分内容已成为我博士论文的主线之一。《中国消费函数分析》出版后，在经济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但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体制处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较早阶段，我国居民在市场经济中的资产一消费选择行为尚处于形成时期。同时，受时间限制，论文中回归分析的数据也仅仅从1978到1991年，属于小样本回归，回归结果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另外，在有关居民资产、消费及相关数据的收集整理上也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些均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的研究。因此，当时我就准备在以后适当的时间，继续这项研究。
1996-1997年我有幸得到美国富布莱特基金资助，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经济系作访问学者和客座研究员。期间，我的研究课题为不确定情况下消费一储蓄替代关系与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对这一问题作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也是在这时，接触到预防性储蓄理论，并收集到大量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献。加州大学优越的研究条件和浓厚的学术氛围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并使我从中获得很多收益，我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有关文献资料，同时与美国的同行建立了联系并就此问题交换了观点。
大约在去美国前后，我陆续承担了山东大学、国家教w和山东省有关居民消费与投资研究的课题。1997年下半年回国后，我开始组织课题组开展研究工作。参加研究的主要人员为经济学博士张圣平副教授和我的研究生吴顺虎、刘大可、陈国力、李燕华、孙鑫、朱春燕和孙文祥等。1998年秋季，《居民资产与消费选择行为分析》的初稿形成。当时，我们一方面欣喜这一凝结着自己心血的成果的诞生，另一方面，也深感这一新生儿的种种不足。正是基于后一种认识，我们没有急于出版书稿，而是投入了再研究、再修改。这一过程持续了整整两年。两年中，已经四易其稿。四次大的修改，一次是1999年春天，一次是1999年秋冬，2000年我们以此作为前期科研成果，列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从春天开始进行第三次修改，这次修改一直持续到10月份。同年12月份得知出版社接受出版该书稿后，我们又对书稿的第一篇和第四篇作了较大的修改。现在，这部书稿终于能够呈现给读者和经济学界同仁了。尽管我们仍感到其中的一些不足和不能令人满意之处，但毕竟我们在长时间的、多次的修改中已经尽力而为，问心无愧。
如前所述，与此书稿相关的项目先后得到山东大学、山东省、教y部的资助立项，并最终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立项。这部书稿是集体合作研究的结晶。除我以外，参与初稿撰写的有吴顺虎、刘大可、李燕华、陈国力、孙鑫和朱春燕；参与二稿修改、撰写的有刘大可、李燕华、孙鑫和朱春燕；参与三稿、四稿和定稿修改、撰写的有张圣平、刘大可、朱春燕和孙文祥。具体分工为：导言，臧旭恒；第一篇，刘大可、臧旭恒；第二篇，孙文祥、臧旭恒；第三篇，朱春燕、臧旭恒；第四篇，张圣平。全书由我统稿、修改、定稿。
在长期的项目研究工作和书稿撰写过程中，我们得到许多学界同仁和朋友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虽然不能一一列出，但我们的感激是真诚的。首先，我要特别感谢《美国经济评论》编委、美国旧金山联邦储备系统经济学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圣克鲁斯分校经济学教授Carl Walsh，他向我推荐了C.Carroll教授的缓冲存货（buffer stock）的有关论文，引起我对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关注。感谢圣克鲁斯分校经济系的Kenneth M.Kletzer、Yin-Wong Cheung和Menzie Chinn教授，我曾出席过他们主持的博士研究生讨论班，从中受益很多。尤其要感谢该系教授、斯坦福大学博士David E.Kaun，我在圣克鲁斯的最初一个月住在他家中，他慷慨、热情的帮助和幽默、高雅的气质及极高的艺术修养（他是经济学教授，也是一位很好的萨克斯管演奏家）深深感染了我，感谢该系的Yin-Wong Cheung教授和KimTyler女士，他们慷慨地帮助我解决了许多工作和生活中的难题。感谢该校和圣克鲁斯市许许多多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对我生活上的无私帮助。当然，我也要感谢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C.Carroll教授，当我向他索要有关文献资料时，他是十分大方的。
在本研究项目进行和书稿成书过程中，还有一些同志参与了讨论，主要有张东辉、刘国亮、杨凤禄、王传仕博士等，他们分别提供了一些十分有益的建议，使书稿得以完成。
作为主笔和项目负责人，我也要感谢我的助手和合作者，他们对我的近乎苛刻的、一再的修改要求，始终表现出宽容和耐心，力争尽善尽美地完成工作，尤其是张圣平（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刘大可（现为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生）、朱春燕（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孙文祥（现为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系博士生）。我也为他们学术上的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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