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学理论
结构功能主义：鼎盛和衰落
不可思议的是，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对于结构功能主义来说，既是它的巅峰时刻，也是它的衰落之源。在此期间，帕森斯发表的重要论述清晰地表明他由行动理论向结构功能主义的转变。帕森斯的学生辐射到全美各地，在许多排名靠前的社会学系（如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社会学系）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后起之秀不断推出自己的著作，它们被广泛认为是对结构功能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就在结构功能主义获取社会学理论界的霸权时，它同时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攻击，这些攻击在六七十年代达到高潮：米尔斯在 1959 年曾对帕森斯发起批判，大卫· 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1956）、阿尔文· 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1959/1967，1970；Chriss，2005a）以及欧文·霍罗威茨（Irving Horowitz，1962/1967）的意见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20世纪50年代，类似的攻击还只是时隐时现的游击战，但进入60年代之后，结构功能主义在社会学界的主导地位已变得岌岌可危。
乔治·霍阿克（George Huaco，1986）认为结构功能主义的兴衰与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是有关联的。美国在 1945 年掌握了世界的主导权之后，结构功能主义随即在社会学内部取得霸权。结构功能主义以两种方式为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提供了支持。首先，“每种模式都有助于保存和维系更高一级的系统”，这种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无疑是在为“美国及其世界霸权而欢呼”（Huaco，1986： 52）。其次，强调均衡（最好的社会变革就是没有变革）的结构—功能主义，恰好符合美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帝国”的利益。美国的霸权在 20 世纪 70 年代走向衰落，而结构功能主义在社会学界失去主导地位也恰好在这一时间点。
美国的激进社会学：赖特·米尔斯
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主流社会学家的无视和贬斥，但凡事总有例外，最著名的案例就是赖特·米尔斯（1916—1962）。米尔斯几乎仅凭一己之力在社会学理论界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现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在理论的精巧度上大大超越了米尔斯，但米尔斯的个人与学术活动却为他们的工作搭建了平台，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得感谢米尔斯（Alt，1985—1986）。米尔斯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之前甚至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由于不会德语，他后来也只能选择有限的几本英译本来了解马克思。鉴于那时米尔斯大部分的重要著作已经出版，博大精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他的作品里基本上未能得到体现。
米尔斯的两部重磅之作一方面反映出他激进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则表露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知不多。《白领》（White Collar，1951）辛辣地批判了白领工人这个不断扩张的职业类别所处的地位，而《权力精英》 （The Power Elite，1956）则试图揭露美国如何为由一小撮商人、政客和军事领袖构成的群体所主导。《性格与社会结构》（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Gerth and Mills，1953）的出版恰在上述两部著作之间，由米尔斯与斯· 格斯（Hans Gerth）（N. Gerth，1993）共同著写，是米尔斯在理论上最复杂的一部著作。
米尔斯的激进主义倾向使得他一直身处美国社会学界的边缘。他是大多数批判评论的目标，而作为回应，米尔斯也成为社会学理论的严厉的批判者。这种批判态度在《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1959）一书中达到了巅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米尔斯曾严厉地批判过帕森斯及其有关宏大理论的实践。
作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一名弃儿，米尔斯于1962年去世。不过，在1960年代尚未走入尾声之前，激进社会学与马克思的理论已显著地侵入了社会学这门学科。
冲突理论的发展
使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理论走向真正联合的另一大先驱力量是结构功能主义的替代选项——冲突理论。如前所述，结构功能主义在取得美国社会学理论界领袖地位之后，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攻击。这些攻击是多个层面的，结构功能主义被指责有如下的缺陷，如在政治上倾向保守主义、因强调静态结构而不能解释社会变革，以及没有能力充分地分析社会冲突。
这些批判的后果之一是，不少学者尝试把对结构的关注与对冲突的兴趣整合到一起，以解决结构功能主义的问题。他们的工作推动了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的替代选项的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的发展。不幸的是，冲突理论一般来说只是结构功能主义的镜像，缺乏自身的完整性。
值得提及的第一项努力是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1956）有关社会冲突功能的著作（Delaney，2005a；Jaworski，1991）。这本书显然试图在结构功能主义的世界观框架下处理社会冲突。它对于审视冲突的社会功能是很有帮助的，但冲突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而不仅仅是分析它的积极功能。
冲突理论最大的问题在于始终没有找到它迫切需要的东西——马克思理论中的
坚实基础。毕竟，马克思理论在社会学之外获得了很好的发展，冲突理论足以以之为基础，发展一种精巧复杂的社会冲突理论。就这一点而言，拉尔夫· 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生于1929年）的著作算是一个例外。
达伦多夫是一位精通马克思理论的欧洲学者。他努力地想将他的冲突理论嵌入马克思理论传统之中。然而，他的冲突理论最终看起来更像是结构功能主义的镜像，而不是以冲突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达伦多夫的重要作品——《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与阶级冲突》（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1959）是冲突理论阵营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部著作，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听上去与符合主流社会学家们口味的结构功能主义非常接近。达伦多夫与结构功能主义者一样，看到的是同样的问题，在同一个分析层面上进行理论建构。换句话说，结构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是同一范式的不同组成部分（参见本书附录）。达伦多夫认识到，尽管社会系统的各个层面之间可以流畅地彼此配合，但是在它们之间也有可能存在相当的冲突和张力。
应该说，冲突理论最多只能被视为社会学理论史上的过渡性发展。由于在马克思理论的方向上走得不够远，它失败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让美国社会学界接受一种羽翼丰满的马克思理论倾向，仍为时过早。不过，冲突理论为美国在 1960 年代末期开始接受马克思理论奠定了基础。
交换理论的问世
20世纪5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理论进展是交换理论的出现（Molm，2001）。乔治·霍曼斯是这一方向的代表人物，我们之前曾经提到过他，当时谈到他为斯金纳的心理行为主义所吸引。斯金纳的行为主义是霍曼斯与社会学领域之内的交换理论的重要理论根源之一。
最初，霍曼斯并不认为斯金纳用来解释鸽子行为的种种假设会对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有用处。但是，当霍曼斯进一步审查来自针对小群体的社会学研究与针对原始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资料之后，他开始认识到斯金纳的行为主义的适用性，以及成为取代帕森斯派之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选项的潜力。这一发现导致他在 1961 年出版了《社会行为的基本形式》（Social Behavior：Its Elementary Forms）。这本著作标志着社会学另一种重要视角——交换理论的诞生。
霍曼斯的基本观点是，社会学的核心在于研究个体行为和互动。他对当时大多数社会学家关注的意识以及多种多样的宏观结构与制度完全不感兴趣。相比之下，霍曼斯主要的兴趣在于研究强化模式，即经历过的报酬和惩罚如何养成个体的行为方式。从本质上说，霍曼斯认为，人们会不断地做那些他们曾经获得报酬的行为，而停止经验证明要受到惩罚的行为。要理解行为，我们就需要理解个体过去得到报酬和惩罚的经历。所以说，社会学的焦点不是意识或社会结构与制度，而是强化模式。
由它的名称可知，交换理论关注的不仅是个体行为，还有涉及报酬与惩罚之交换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该理论假定，如果交换中有报酬的存在，那么互动很可能持续下去。相反，如果互动对其中一方或双方来说要付出代价，那么它就不太可能持续下去。
彼得·布劳（Peter Blau）的《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于 1964 年出版，是论述交换理论的一本重要著作。布劳基本上接受了霍曼斯的观点，但二者的理论仍有显著的差别。霍曼斯大体上满足于解释社会行为的基本形式，而布劳则希望把这一理论与结构和文化层面的交换整合起来。他先从行动者之间的交换起步，但很快转向在这些交换中产生的更大的结构。最后，他对大规模结构之间的交换进行了阐释。
虽然被霍曼斯和布劳的光芒遮蔽了许多年，但理查德·爱默森（Richard Emerson，1981）最终成长为交换理论的核心人物（Cook and Whitmeyer，2000）。他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是尝试为交换理论发展出一个更具整合性、兼顾宏观及微观视角的理论方向。目前，交换理论已经成为社会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分支，而且仍在吸引新的追随者，探索新的发展方向（Cook，O’Brien，and Kollock，1990； Szmatka and Mazur，1996）。
拟剧分析：欧文· 戈夫曼的研究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通常被视为最后一位与原初的芝加哥学派有关联的重要思想家（Travers，1992；Tseelon，1992）；法恩和曼宁（Fine and Manning，2000）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他看成 20 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之间，戈夫曼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和论文，建立了符号互动论的变体—拟剧论（dramaturgical theory）。戈夫曼在晚年转移了注意力，但他最让人津乐道的成就仍是拟剧论（P. Manning，2005a，2007）。
就拟剧论而言，戈夫曼最广为人知的著作是1959年出版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简单地说，戈夫曼认为戏剧表演与我们在日常行动和互动中上演的种种“动作”（acts）有很多共通之处。互动被认为是非常脆弱的，要靠社会表演（social performance）来维系。正如在戏剧表演中一样，拙劣的表现与干扰是社会互动的最大威胁。
戈夫曼在将社会互动比拟为舞台表演这条路上走得很远。在一切社会互动中都存在前台（front region），如同在戏剧表演舞台上一样。舞台上的演员和社会生活中的行动者同样穿着戏服，使用道具，对表演十分投入。此外，二者都有所谓的后台（back region），行动者可以退至后台，为接下来的表演做好准备。按照戏剧术语的定义，在后台或者在台下，行动者可以卸下角色，做回自己。
拟剧论分析显然与其符号互动论的理论根源是一致的，强调行动者、行动以及互动。在传统的符号互动论的同一竞技台上，戈夫曼用戏剧构筑出绝妙的譬喻，从而为小规模的社会过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阐释（P. Manning，1991，1992）。
日常生活社会学的发展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见证了社会学理论视角的繁荣，而许多视角都可以被归入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社会学（Schutte，2007； Fontana，2005； J. Douglas，1980； Weigert，1981）。
现象学社会学和舒茨的研究以人类意识为焦点的现象学哲学（Srubar，2005）已有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不过建立现象学之社会学变体的努力应以阿尔弗雷德· 舒茨（Alfred Schutz，1899—1959）1932 年在德国出版《社会世界的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Hall， 2007； Prendergast，2005a； Rogers，2000）一书为起始。舒茨重点关注的是，当人们沉浸在自己的意识流里时以何种方式捕捉他人的意识。此外，舒茨采用更具普遍性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来表达对社会世界的关切，特别是对知识之社会性质的关切。
舒茨大多数的研究关注社会世界中所谓的生活世界（life-world）或日常生活世界。这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人们在其中既创造社会现实，又受到由前人创造的、既存的社会和文化结构的限制。大多数的生活世界是共享的，但它也有私人（借由生平经历体观）的一面。在生活世界里，舒茨区分了亲密的面对面关系，即我群关系（werelations），以及疏远的、非个人化的关系，即他群关系（they-relations）。面对面关系在
生活世界中意义重大，但社会学家以科学方法研究非个人化关系相对更为容易。舒茨虽然把注意力由意识转向了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但就意识而言，他仍提供了一些真知灼见，其中对于意义和动机的思考尤其值得重视。
总之，舒茨关注的是以下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即人们建构社会现实的方式以及他们在社会世界中从前人那里继承的、顽固的社会与文化现实。
常人方法学
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与现象学有着显著的不同，但人们通常把二者视为关系密切的相关理论（Langsdorf，1995）。一个重要原因是，常人方法学的创立者哈罗德· 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是舒茨在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的学生。有意思的是，加芬克尔之前也曾经在帕森斯的指导下做过研究，常人方法学正是依靠对帕森斯与舒茨两人思想的融合才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理论取向。
在本质上，常人方法学研究的是，“普通社会成员在其中发现自己的环境中借以建立理解、寻找出路以及采取行动的常识性知识、步骤与考量（即方法）的范围”（Heritage，1984： 4）。隶属这一传统的学者明显地倾向于对日常生活的研究（Sharrock，2001）。如果说现象学社会学家倾向于研究人们的思想，常人方法学社会学家则更关注他们的实际行动。后者把大量的精力投注在对谈话的细致研究上。如此世俗化的理论关注，与主流
社会学家着重于科层制、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社会系统等抽象对象的研究兴趣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常人方法学学者更感兴趣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创造”对这些结构的理解，而不是这些作为社会现象的结构本身。
至此，我们已经讨论了三种微观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学。后两种理论都基于有思考力和创造力的行动者，交换理论则持有不同的观点。不过，这三种理论在本质上都是由微观视角出发，审视行动者及其行动和行为方式。在 20 世纪70 年代，这些微观理论在社会学界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对宏观取向的理论（如结构功能主义、冲突理论及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学界的统治地位构成了威胁（KnorrCetina，1981； Ritzer，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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