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小说大师纳博科夫与其挚友——著名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在1940年至1971年间的通信，是两位智者之间颇具默契的深度交流。火花四溅的思想碰撞，直言不讳的犀利妙评，鲜为人知的文坛轶事。正如这些坦诚的信件将证明的，在两人的最终疏离之前，是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个人与智性的亲密接触。两位作家不停的、促进性的交往，持续而充满生机的观点的交流，都在他们各自的作家传中得到重要反映。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西蒙·卡林斯基在此前版本的基础上作了扩充和修订，更详细地追溯了两位作家之间的亲密友谊。

导言

一九六五年一个令人难忘的轰动性文学事件是由埃德蒙·威尔逊创造的，他言辞激烈地批评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四卷评注版的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威尔逊的文章刊登于七月的《纽约时报书评》，纳博科夫八月回复，一九六六年二月又在《遭遇》追加发表详细的反驳。像势均力敌、不择手段的斗争惯有的表现一样，交锋激动人心，许多文学家、学者加入争论，他们分派站边，给两个对手煽风点火，又不分青红皂白地这边一拳、那边一脚。混战的激动之中，很少有人留意到，威尔逊在评论的开篇就称自己“是纳博科夫先生的私交，对他抱有温情，有时又因激怒寒心”；而纳博科夫答复那篇评论时，也首先肯定两位作家的旧谊，认定彼此的感情。“一九四〇年代，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十年里，他在许多事情上都善待我，而这些事不必跟他的职业相关，”纳博科夫在答复的第一段中写道，“我们有许多激动人心的谈话，通了许多坦诚的信。”

正如本集这些坦诚的信件将证明的，在这场痛苦的、围绕《奥涅金》的翻译与评论的争论之前，是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个人与智性的亲密接触。两位作家不停的、促进性的交往，持续而充满生机的观点的交流，都在他们各自的作家传中得到重要反映。在与纳博科夫亲近的阶段，威尔逊全力以赴地沉浸在俄罗斯文学中；而没有威尔逊的帮助、劝告和文学人脉，就很难想象纳博科夫第二段文学生涯（一个用英语写作的美国作家）会如何开始。威尔逊去世后，纳博科夫写信给叶连娜·威尔逊，谈到他们合作出版目前这些书信的计划，他以这样的字句收尾：“我不必告诉你，重温这些属于我们通信初期光芒四射时代的交流，是多么痛苦。”（未刊书信，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

促成他们亲近、相互同情的因素很多。他们分别来自各自文化中有教养的上流家庭，彼此都对对方的文学和本土的传统感兴趣，有投入。两人对法国语言文学都是行家里手，对宗教及神秘主义虽有分歧，但都抱怀疑态度。他们都是卷入政治的刑法学家之子。威尔逊相信，如果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时期内有职缺，他的父亲一定会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聘用。纳博科夫的父亲是革命前俄国反对派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如果不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十月革命后建立政权，他父亲很可能在革命后的民主政府内阁占一席之地。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威尔逊是一个文学批评家，纳博科夫是一个小说家，但两人都创作并出版小说、文学批评、戏剧及诗歌，对他们而言，文学是他们一生热情之所系。在纳博科夫的熟人中，威尔逊也是少有的对前者另一兴趣领域——鳞翅目昆虫学有着起码的兴趣的人。

在俄国文化、美国文化之中，文学作品常常因其传达的信息而受到重视，如果它们展现出精湛的技巧，则会受到怀疑。但纳博科夫和威尔逊都明白，没有什么可以代替文学品质——不过，什么才构成文学的品质，他们常有分歧。他们各自的作品在影响方面也有有趣的对应。威尔逊的《到芬兰车站》是西方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源的最好指南之一，正如纳博科夫的《天赋》是对其俄国本土根源的想象性检验，因此如果一起阅读，这两部作品几乎构成一个等式的两边。对威尔逊的小说《赫卡特县的回忆》的起诉与查禁，促进了维多利亚式的道德审查制度的瓦解，这种制度在西方国家一直持续到一九五〇年代末；而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在美国和英国的出版，则标志着这种瓦解的完成。

因为有种种相似之处，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也广泛，纳博科夫和威尔逊幸运地在一九四〇年相识了。只要早五年，我们这个世纪的历史之变化无常和一九三〇年代知识界的潮流就会将他们隔开，双方也就无从谈起。他们亲近了二十年，最终痛苦地冷淡下来，而其根源则在他们初次相见前早已形成的观点与态度之中。如果我们简要检查一下彼此相遇前各自的知识轨迹，或许能更清晰地理解他们的关系。

威尔逊曾几次描述他在新泽西及纽约州北部的童年。他被领着跟一个富家子弟玩耍，这个男孩蛮横对待家里的仆人，漠然接受自己的优越地位，令威尔逊吃惊，这其实是他成长阶段的创伤体验。后来他在回忆录文章《在劳雷尔伍德》（收入其《夜思》）及小说《我想起黛西》中描述过这段经历。他的传记作家舍曼·保罗认为，威尔逊终生讨厌“富人界，它会熄灭成就卓越的每一种动力”，讨厌任何根深蒂固的特权，根源就在这个体验。它还可以解释他早期何以同情萧伯纳、亨·路·门肯之类的作家，在他看来，他们打破了现状，搅扰了沾沾自喜的资产阶级。

一九二〇年代的美国是镀金的爵士时代，威尔逊也厕身其中，他几乎跟每个重要的文学家都是朋友、熟人（许多人他在大学时代就相识），他也参与铸就这个时代；对俄国文学或俄国革命，他倒没有特别的兴趣。他成天忙于发现在文学鉴赏力方面的激动人心的新变化，并在那部划时代的著作《阿克塞尔的城堡》中加以探讨。那是一九二〇年代的巅峰之作，确立了威尔逊作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批评家的声誉，并一锤定音地确认了象征主义风格对二十世纪文学发展的重要性。此书出版后，美国就再也无法像过去时常发生的那样，说普鲁斯特难以卒读故不予考虑，说乔伊斯是色情作家，或者嘲笑斯泰因荒诞不经。恰恰是威尔逊，而非任何其他批评家，承认他们是现代大师，指出其共同根源是法国象征主义。

随着大萧条来临，像当时大多数美国作家一样，威尔逊也受潮流的裹挟，对其社会的传统结构与体制的有效性产生怀疑。萨柯与万泽蒂案，哈兰县的矿工，失业和等待救济食物的队伍让许多人相信，需要更新、更好的社会模式。丹尼尔·阿伦的著作《左派作家》记录了美国知识分子对苏维埃俄国高涨的热情，其时斯大林恰恰在巩固权力。一九三〇年代，一个对苏联现实有起码了解的人，面对美国的知识气氛，都会惊讶于知识界近乎无法想象的轻信，缺

乏任何有意义的标准，就将两个国家的状况进行比较。对两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的仓促审判激起了非常强烈的抗议——这跟列宁统治的最初几年对数百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以及非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处理怎么比？比较美国失业者排队领面包的队伍与数百万乌克兰农民死于饥荒的情形，也没有意义。

正是在苏联饥荒等不断扩展的十年里，西方对十月革命的赞誉登峰造极，说它是人类对自由、公正社会的最美好的希望。威尔逊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这个时期形形色色的抗议行动中与美国共产党联合，但与许多同事熟人不同，即使在跟马克思主义打得火热时，他也保留了自我思考、自我判断的权利。一九三五年春，他受古根海姆基金的资助去了苏联，想在莫斯科马恩学院研究俄国革命。这是一次朝拜，是那个时代的典型做派与精神。

威尔逊不具有爱·埃·卡明斯那种本能的诗性敏感。三年前，卡明斯也作了一次类似的旅行，像启程时的威尔逊一样，他对俄语和俄国历史几乎一窍不通。他想捕捉一九三〇年代苏维埃现实之精髓，并在那部无人赏识的杰作《艾米》中予以体现，它跟帕斯捷尔纳克同年写给妻子的信件，以及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忆录可怕地吻合。威尔逊所描述的苏联印象（以自我审查的形式发表于一九三六年的《两种民主旅行记》，更详尽明确的版本是一九五六年的《红色，黑色，金色与橄榄色》）则有着动人的混杂性，自己天真的期待与他极力为之辩解的丑陋现实相混合。在伦敦开往列宁格勒的船上，他碰到三位苏联工程师，他们彬彬有礼，这立即归功于先进的、革命后的新文化；但列宁格勒的人群看上去衣衫褴褛、闷闷不乐——他们会这样的，鉴于他们正处在饥饿之中。但他们的外貌与举止被归咎于“过去农奴制的非人生活”，他们恐怕仍记得革命前的这种生活（一九三五年记得农奴制的人不会太多，因

为它在一八六一年就被废除了）。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出生于圣彼得堡。1940年，移居美国，在哈佛大学等高校执教，以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的身份享誉文坛，著有《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1961年，迁居瑞士蒙特勒。1977年病逝。

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美国著名评论家和作家，曾任美国《名利场》和《新共和》杂志编辑、《纽约客》评论主笔。

西蒙·卡林斯基（1924—2009），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拉夫语语言和文学荣誉教授。

编者按

导言：亲爱的邦尼，亲爱的沃洛佳；或，亲近与分歧

书信

索引

第55封信

亲爱的邦尼：

上周三我没有去弗吉尼亚，而是遭遇重感冒袭击，只好卧床。德米特里也一样。在俄国，这种病有个绰号“ispanka”（西班牙太太）。

以下是我旅行中收集的众生相的一些异型：

1. 教戏剧的妇女。嗜好：像温莎公爵夫人。惊人地相似。当公爵夫人（据新闻照片）改变发型，她也改变（跟她的模特儿保持一致，就像据说一些拟态的蝴蝶所做的那样）。把她遇到的人分成a. 立刻说起这种相似的人；b. 需要一些时间才发现的人；c. 只对第三方说起它的人；d. （最好）当她的面，自动地说起沃利，无须有意表明是联想；以及e. 那些忽略的人.或没有看到的人。她是过去陪伴过几个温莎人的老姑娘，这种嗜好让生活值得过下去。

2. 小个子男人，长着温和、水汪汪的眼睛；有点儿牧师般的外貌。非常安静，沉默寡言，小小的假牙。以腹语者的口吻冒出某个平淡无奇的问题（“你在这个国家待多久了？”），又复归沉闷。职业：一些俱乐部的秘书。性生活要么仅限于时不时的可怜的小独奏，要么不存在。带我到林肯纪念堂。突然奇迹发生：忽地停下，紧盯旗杆，眼睛放光，鼻孔翕张，激动异常。盘问一个卫士：“那是你们竖立的新旗杆吗？”想知道（声音颤抖）准确高度。“七十英尺，我猜。”松了一口气。你看［，］他的热情在旗杆，他在后院里刚获得的那根新旗杆是七十五英尺高（他来年要用一根一百英尺的，他说）。拥抱镀银的球体，仰头看。是的，差不多七十。“可你注意到了没有，”我说，“上面有点偏。”现在可高兴了，因为它不很直，可他的立得笔直。小个子男人活泼欢快了起码半小时。第二天，我碰巧提到波兰（Poland）和极地（Poles）时，我注意到，他激动了一阵子。对那位维也纳巫师来说是好的案例（他可能还注意到，在俄语里，“pol”指“性”）。

3. 出色的黑人学者和组织者。七十岁，但看上去只有五十。黝黑的脸，灰色的山羊胡子，细密的皱纹，大耳朵——活像埃米尔·詹宁斯很契合地扮演的一个穿便服的白俄将军。花斑的手。才智横溢的谈话者，带有旧世界的气息。Trés gentilhomme. 吸特别的土耳其香烟。其他更重要的方面，迷人，杰出。告诉我，他去英国时，在海峡渡轮上被列为“陆军上校（Colonel），因为他护照上的名字附加有“Col. ”。

4. 我旅馆里只穿衬衫的男人。当我晚上十点穿过过道回房间时，他伸出粉红色的头，提议睡前喝一杯。我不想得罪他，于是我们坐在他的床边，喝点威士忌。他显然厌烦得要死，想从我敷衍的陪伴中捞更多。开始跟我讲，絮絮叨叨地，都是他在佛罗里达的蔗糖生意，他来瓦尔多斯塔的理由（雇黑人劳力），还有他工厂的许多鸡零狗碎。我的整个身体就像一个大大的哈欠。我不停地偷看手表，想，再给他十分钟，我就上床睡觉。我在口袋里摸火柴，用

于在亮灯的门廊里采集蛾子的小药盒掉了出来，滚到地板上。他捡了起来，说道：“可能是我的，我用它们采集蛾子。”原来是昆虫学家，一度跟我工作过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有接触。我不再看表了。这是我第二次被如此愚弄（第一次是在波士顿的地铁，被福布斯教

授骗）。

5. 大块头男人，学院校长。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以最精微的方式讨论勃朗宁的《我最后的公爵夫人》《鹰的羽毛》。他让学生用教名称呼他——他叫我麦克纳博，因为他发不准我的名字。他用一辆惨不忍睹、快要散架的小汽车去给罗斯福夫人接站，这是他工作日用的，却没有开他那豪华的帕卡德，整个社区为之震惊。妙趣横生地谈论他的祖父，一个邦联英雄——接着又让我读他就这个主题写的东西——你知道的，家庭回忆录——写得很差。此外却是一个最出色的绅士，跟我一样自我中心。

6. 普尔曼“休息室”（其实是厕所）的老人。跟两个很能自我克制、不苟言笑的列兵滔滔不绝。主要的用词就是“天啦”“见鬼”和“操”，每一句收尾时都一股脑儿涌出来。可怕的眼睛，黑黢黢的指甲。不知怎的，让我想起俄国“chernosotenetz”那种好战派。仿佛回应我一闪而过的念头似的，他开始对犹太人一阵猛攻。“他们和他们尿裤子的孩子。”他说，接着对着面盆就是一口痰，却差了好几英寸。

我收集的还有很多，但这够了。我喜欢在床上写作。非常感谢你邀请我们去过感恩节，但我筋疲力尽——我的经济也筋疲力尽。从欣赏等角度说，我的旅行（我会在十二月三日至十二日重新开始）是一次很大的成功，但经济上却是一次失败，因为我的学院没有支付旅费。

非常想见到你。有一天我见到威克斯了［……］他会在一月号上发表我的一篇小说和一首诗歌。

你的

弗

第100封信

［邮戳日期为一九四四年六月九日下午］

亲爱的邦尼：

我在医院接到你的信，由于下面这些奇怪的情形，我住到了这里：

在进攻日那一天，某种“杆菌”误把我的内脏当作了登陆场。在靠近哈佛广场的一家小型香肠店里，我吃了某种弗吉尼亚火腿，然后在博物馆愉快地研究一只标本的生殖器，那来自加州克恩县的哈维拉。突然我感到一阵恶心。告诉你，我那时身体相当好，我还带了网球拍，准备跟我的朋友克拉克（棘皮动物——如果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在傍晚时分打一局。突然，正如我所说，我的胃叽里咕噜地往上泛酸。我设法跑到了博物馆外面的台阶上，想把前面那块草地作为我可怜的目标，可还没来得及到那里，我就在台阶上呕吐出杂七杂八的东西来：几片火腿，一些菠菜，一小块土豆泥，几口啤酒——一共八十美分的食物。剧烈的痉挛折磨着我，我勉强挨到厕所，一阵棕色的血污又从我悲惨身体的另一头喷泻而出。我有一股英雄气，强迫自己爬上楼，锁好实验室的门，又在克拉克的办公室留了字条，取消了网球比赛。然后，我三步一吐、五步一晃地往家走，路人看了很开心，心想我这对进攻的庆祝也太过分了。

亲爱的邦尼和玛丽，你们该注意到，前一天薇拉带德米特里去纽约了，德米特里要做阑尾炎手术（原计划安排在七号星期三，今天是星期四，没有任何消息，我非常担心 *）。如此，当我终于爬到家里时，我是多么孤独无助。我模糊地记得：我脱掉了衣服，上面全是上吐下泻弄得一塌糊涂的污秽物；我躺在房间的地上，对着我的废纸篓又吐了一阵火腿和血污；在一阵一阵的痉挛中，我想去打个电话，可它在那架高得出奇的钢琴上，似乎遥不可及。我设法把那玩意儿刮到地上，这一最终成就让我有了点精神，于是拨起了卡尔波维奇家的电话号码。

还有一点：那天早晨卡尔波维奇夫人给我打过电话，说她刚把丈夫从他们在佛蒙特的农场带过来，他们在那儿过周末，然后他就生重病了。此外，回来后他们才想起，多布任斯基 （画家）和妻子要从纽约过来，在他家过夜，他们忘得一干二净。她想知道，我是否了解多布任斯基一家，又絮絮叨叨地描画悲惨的景象，担心多布任斯基跟他的妻子把一个空房子弄得底朝天。我告诉她，跟克拉克打完网球后我就去。

所以，当她听到我对着电话筒喘气、请求帮助时，她说：请不要扮小丑——这是幽默大师们经常遇到的事——我费了老半天说服她，我要死了。顺便说一句，我还对着话筒吐了一次，我想这种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她终于意识到出事了，于是跳进汽车，十多分钟后，她见到了瘫在房间角落里的我。在整个一生中，我从未经受过如此剧烈而丢人的痛苦。她叫了救护车，转眼间出现了两个警察，他们想知道：1. 这个女人是谁，2. 我服的是何种毒。这种浪漫情调对我来说太过分了，我狠狠地骂了他们。然后他们着手把我弄下去。那担架跟我们的楼梯间不配（美国效率），于是我在大呼小叫、歪歪扭扭中，被两个男人和卡尔波维奇夫人架下了楼。几分钟后，我到了一个可怕的房间里，坐在一张硬椅上，旁边一个黑人婴儿在一张台子上嚎叫——这正是剑桥市立医院。一个医学院的年轻学生（也就是说，仅仅学医三个月）采取的是荒谬的中世纪的方法，他把一根橡皮管插到我的鼻子里，试图给我洗胃。结果是，我的左鼻孔里面太窄，什么也没法通过，右鼻孔又是S形的（这是一九二〇年剑桥大学拳击比赛的结果，我进了半决赛，然后被击倒——一根软骨严重受损）。因此，一点也不奇怪，管子没法进去——同时我当然疼痛万分。我明白了那个不幸的年轻人绝不称职，便坚决要求卡尔波维奇夫人把我带走——去哪儿都行，事实上还签了字保证承担拒绝救助的一切后果。之后，我经受了最严重的呕吐和别的——滑稽的是，你在厕所里不能同时做这两件事。于是上吐下泻轮番进行，一刻不停。

卡尔波维奇夫人想起来，傍晚六点钟（已经快到点了）有医生要去看望她生病的丈夫。于是她叫一个瘦小的、老大不情愿的员工把我送上出租车，又经过一番难以置信的折磨，我发现自己躺在卡尔波维奇家客厅的沙发上，正在五条毯子下发抖。我彻底崩溃了，那个医生（不错的家伙）到来时，他既摸不到我的脉搏也测不到我的血压。他开始打电话，我听到他说“十分严重”“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五分钟后（可怜的卡尔波维奇给晾在了一边，而迷路的多布任斯基夫妇则在梦魇般的陌生街上漂泊）他安排好了一切——瞧！我被送到马修·奥布里医院 （薇拉去年住过，肺炎），半私人病房——另“一半”是位老人，因严重的心脏问题奄奄一息（我整夜睡不着，他一直哼哼唧唧ahannement .在跟某位不知是谁的“亨利”说了诸如“我的小乖乖，你不能那样对待我。好好待我”之后，他死于黎明时分——这一切很有趣，对我很有用）。在医院，两三夸脱的盐水注入了我的静脉——我躺在那里，吊针一直插在前额，过了一整夜和昨天大半天。医生说，这是食物中毒，并叫它“出血，结肠炎” 10。与此同时，德米特里正在纽约开刀，我跟薇拉说过要立即把情况告诉我，因此我担心，她联系不上我会怎么想。也许电话压根儿就没法工作——若是昨天接到我音讯的卡尔波维奇夫人（我忘记问她了）没有把它复位（它躺在地板上，散架了）。这里的事情停当后，我刚给薇拉写了一封详细的信，我想她最好要知情，免得没完没了地误解和瞎猜。一通注射后，昨天下午，医生看我状态好了，我告诉他我饿了。五点钟，给我送来了以下晚饭：一杯菠萝汁，浓汤，意大利烩饭（如果我拼写正确），培根（培根！），还有漂在罐头奶油里的罐头梨。这也是美国（医院）效率的一个方面。虽然我觉得，对前一天差点死于中毒的人——仍在床上便盆里便血——来说，这样的食物是最不应该碰的，但我太饿了，于是吃了个精光。此时我被转到普通病房（不顾我的反对），那里的收音机喋喋不休地播放着节奏强烈的音乐、香烟广告（声音发自肺腑地嗲）和种种插科打诨，直到（晚上十点）我对护士咆哮说，把那玩意儿关掉（让医务人员和病人又惊又恼。这是美国生活中一个很奇怪的细节——他们其实并不听收音机，每个人实际上都在说话、干呕、狂笑、跟［非常迷人的］护士打情骂俏——一直如此——但显然那玩意儿发出的不可思议的声音［除了在别人家里以及旅行时在车厢里偶尔听过一阵外，这确实是我第一次听到收音机］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病房里的人们的“生活背景”，因为声音一停止，立即完全安静下来，我很快就睡着了）。今天早晨（星期四，八号）我感觉很好——吃了一顿很不错的早餐（当然啦，鸡蛋煮得很老），还想洗个澡，却在走廊上被逮住，强行按到床上。现在我被用轮椅推到了阳台上，我可以在那里抽烟，享受我的死里逃生。我希望明天能够回家。

好了，就是这样。我亲爱的，谢谢你安排五百美元的事。我会给怀特夫人写信，我（三四天前）已寄了一则短篇给她。五月二十五日康奈尔的“酒会”上，我朗读了这篇小说，相当成功。这笔钱来得un moment très propice。我不得不跟援助作家协会——纽约的一家俄国机构，阿尔达诺夫老弟筹备的，还有津济诺夫——借了二百美元。针对阿尔达诺夫在Nov[yi] Russk[ii] Journal上的最新一篇文章，我写了批评文章，他很大度地接受了。

我现在又精神抖擞地写小说了，希望两个月后完成。我非常喜欢你关于俄国妇女著作的文章 。最新一期的《纽约客》有一篇很棒的佩雷尔曼的作品——还有那首关于夏洛克·福尔摩斯和雪的诗歌。近来我特别喜欢魏尔伦——“Mes h.pitaux”之类的作品。可薇拉对这些事容易焦虑，因此如果你联系得上她，叫她不要赶回剑桥——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很好——她那样太费事了。卡尔波维奇夫妇或许会为我准备接下来两三天的食物。

［被纳博科夫划掉］

［在页边］

不对，我看到你的信是从韦尔弗利特发出的。我想你们已经回纽约了。向你俩致意。我们还不能确定暑期的计划，但我预感很快会见到你们。你的身体怎样？你还不碰酒，酒，酒吗？以前我担心你的身体，后来接到你的信，我猜你已经好了。对吧？

你温柔的 弗

薇拉跟安娜·费金住一起，西104街250号

［被纳博科夫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