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的底线_陈晓明著_9787218158105

本书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 试图提示解构主义的真正学理意义。作为国内最早介绍解构理论和运用解构批评方法的学者之一, 作者在书中从整个后结构主义兴起的知识背景上来阐释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 考察解构主义在当今知识领域产生的必要性。就德里达的代表性文本展开具体分析, 追踪其解构思路展开的路线, 揭示解构的意义和困扰所在, 对解构主义进行了一次“寻底”探讨和重新“修复”。

序

《德里达的底线》出版于 2009 年，那一年同时还有《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出版，两本书各自都有 60 万字。那一年我 50 岁，自己很看重这两本书，算是年过半百时的代表作，至今还是这样看。《德里达的底线》虽然没有做任何宣传和出版推广，短时间内第一版就售罄，一直想修订再版，无奈没有时间坐下来重读德里达。考虑到篇幅已经有 60 万字，再增加篇幅对于出版是个压力。想想也只有放下。此次收入文集除了纠正几个错别字，没有再做修改。虽然遗憾，但也是无奈之举。

本书出版后都只是朋友们私下交流，我从未组织过关于我的书的任何评论，这本书也一样。倒是《文艺研究》出面请南京大学肖锦龙教授写有书评，书评出来我才知道。想来一是可能是时任主编方宁先生重视拙著；二是时任副主编陈剑澜先生一直喜好德里达，他对我一直鼓励有加。是故请专家来写书评。《文艺研究》的书评主要是对比较重要的学术著作进行学术分析评价，有问题和错误直言不讳。肖锦龙先生的书评很认真，他在德里达研究方面用功多年，学问功力深厚，他在积极评价拙著的同时，也提出了很有学术深度的意见和建议。这样的书评或这样的文学批评是我所尊重并信服的。可惜此番修订没有时间按照肖锦龙教授的批评建议进行深入修改，但我知道拙著还存在的诸多问题。

本书的体例构架虽然在来北大工作前就基本搭建好，但我到北大开设 “德里达导读”（当时的课名可能是“解构主义理论导读”）课程时才真正形成，记忆中开了两三轮。我与学生选择德里达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或其中的篇章细读分析，让学生读明白德里达的那些基本思想、概念、方法和价值立场。这门课显然比较需要用心费力，我在北大中文系有几门课都属于理论课，除了德里达外，“现代性理论导读”和“中外文学批评方法”都需要学生参与讨论，要自己做功课。不过，那些年这几门课都要限制人数（因为是讨论课），最后抽签确定选中课的同学，彼时想读理论的同学还是不在少数。

德里达晚期的思想更为深邃平和，他谈论的主题包括友爱、信仰、礼物、好客、馈赠、死亡等等，无不带有德里达独特的深度和个性化的魅力。德里达的好友，拉库— 拉巴特说，保罗·策兰发明了诗，德里达发明了散文。拉库— 拉巴特这里说的是“发明”，不是“发现”。可见拉库— 拉巴特是在独创性和唯一性的意义上来说德里达的写作的，他的思想，他的言说，他的文体，他用文字构成的文本。他总是把你牵引到思想异域，完全神奇陌生的国度，总有来自外星系的几缕光不时透进来。本来确实应该把这些思想、主题和言说概括起来，或解读或分析或阐释，那一定是极有意思当然也是极有难度和挑战性的工作。想来自己对德里达晚近的著作已经无力深究。回想当年写作德里达这本书时，就耗尽了我的体能和精神。那时自己正当盛年，但上有老下有小。儿子那时正处于极端叛逆期，中考、高考，足以让我身心交瘁。母亲那时也时常病重病危，每接到妹妹的电话，我就要买上飞机票，飞往武夷山。那时每日只有一趟航班，飞机正常应该晚上九十点到达，但晚点是经常的事情。下了飞机还要坐上汽车两三个小时才能到达我的家乡光泽县城。夜里在山路上颠簸，一路接听妹妹的电话，心里万分焦急。有几年每年都有几次这样的情况发生。母亲最后活到 82 岁高寿才仙逝，以她那样的身体状况，她无疑是有着惊人的毅力。尽管很遗憾，自己没有照顾好母亲，全靠我姐姐和妹妹，最后母亲能活过 80 岁，我还是很欣慰的。就是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同时在写着《德里达的底线》，这仿佛是另一个国度里的事情。在这个国度里，我同样要历经艰辛困苦，要弄懂德里达一篇文章，一段话，甚至一句话，经常要花费半天的时间，要对读很多资料，反复琢磨上下文。那时自己还保持着一种工作能力，就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坐在电脑前进入写作，进入思想的复杂维度里，可以迅速抛却烦恼和羁绊。坐在电脑前写作自己喜欢写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快乐。但是，现在要我回到德里达，却是心有余力不足。盛年不再，要攀爬理论的高峰已经没有那样的心气了，诚如我在初版序言里说的，只能期待更年轻一代的学者去做。

本书出版后于 2011 年获北京大学第十一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这或许是该书出版后最早获得的一项肯定，我很看重这项肯定。北大的优秀成果奖应该是最客观的奖项，没有人去活动、打电话、拜票之类。各个学科，各院系报上来的有近 200 种著作，都是各院系评选出来再到学校层面，应该说是北大成果中优中选优。那年《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获得北京市优秀成果奖，去领奖的路上，社科部的一位老师告诉我，《德里达的底线》在北大优秀成果奖评选中，得票居第一。因为这是事后，已经过去一段时间告诉我，也不算违例，这让我很受安慰。《德里达的底线》是我最看重的一部书，学术分量我自己不敢妄评，但我自己知道其难度和困苦，凝聚我的辛劳最多。能在北大获得不同专业背景的评委先生的肯定，不是容易的事情。在感激评委先生的同时，我也有一种欣慰之感。

这本书绝没有“好评如潮”之类 —正如我对其他书一样，我从来不组织什么书评之类，连我的学生我都从未请他们写我的书评，都只是朋友们私下的鼓励。除了肖锦龙先生的书评外，倒是夏可君先生读后写有书评，对我有诸多鼓励。另外有些朋友表示读后的嘉许，王德威先生读后就有发来邮件，开始我以为是朋友间的客套或鼓励，后来又有两三次当面表示诸多肯定和鼓励。德威先生说：“中国人能把德里达写到这地步……”云云，我理解他还是真的很肯定这本书。德威先生早年翻译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福柯和德里达的影响。他身边的同事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先生就对德里达崇敬有加，曾自诩“解构的历史主义者”。我与鲁枢元先生有次在一个评审会上相遇，枢元先生也特地和我谈起他读到《德里达的底线》颇有受益。枢元先生当是师长辈，非常客气地拉我到他的房间谈起拙著。后来他送我《陶渊明的幽灵》，非常用心写的一本功力深厚的著作。令我特别惊异和感动的还有范曾先生，他以 80 多岁高龄还阅读《德里达的底线》，一页一页读，还写有许多眉批，请他的弟子拍照来与我交流。我知道范先生认真阅读过黑格尔的多部著作，下过一番功夫。作为晚辈的我，当然是敬佩范先生的求知精神，他愿意在拙著上花时间，也表明他对后现代知识的渴求了解的心愿 —他一直在批评后现代，但他想更进一步了解后现代的诸多理论，对我也是极大的激励和嘉许。还有一些朋友、学生，乃至前辈师长读这本书都和我有颇多交流，我也深受感动，也算一本用心费力的书没有白写，还是有人读，对他人有所助益，我以为这是对拙著的真正的肯定，这也算是一种最为真实的慰藉。

回首往昔，自己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事情，但在那样困难的时间里写完《德里达的底线》，总算有一点聊以自慰的资本。年轻时敢于挑战难度，永不言败，总想一步步前进。二十年前，我在桌旁的墙上写了里尔克的一句话：“去珍惜重大的任务，并努力学会与重大事物交往。”写作这本书，也算是一项命定的“重大的任务”吧？于是，也可以心安理得看待自己的盛年岁月。

是以为序。

陈晓明

2020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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