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市上醉春风_王鹏程_9787218155814

本书为王鹏程教授近年来的学术札记和随笔集，书中有梅贻琦、朱湘、郝御风等清华学长的轶事趣闻，有钱锺书情诗、徐志摩空难等史料的钩沉爬梳，有作者清华求学期间的见闻随记，有染神刻骨的作家和批评家印象记，更有与陈忠实、洪汉鼎等著名作家、哲学家的交往回忆，文笔质朴简洁，情深意切。读来既可以领略大家风骨，又能探知历史隐幽，有诗意、有真趣，尽润人间风光。

记忆中的陈忠实老师

陈忠实老师起初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夹着雪茄，满脸沧桑，在白鹿原上眺望和沉思的凝重表情。站在他的墓前，望着辽阔的灞河河川和沟壑纵横的黄土塬坡，我脑海里浮现的，依然是他那坚毅而深邃、普通而伟大、平常而奇伟的神情。

记忆中的这一瞬，是 1993 年春夏之交，陕西电视台为陈老师拍摄的纪录片中的一个特写。此时，《白鹿原》已在文坛引发地震，被评论界誉为开天辟地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6 月份，《白鹿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陕西电视台推波助澜，专门拍摄了纪录片，在不同时段滚动播出。这在当代小说史上，应该是史无前例的。彼时，我还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周末回家取馍得空，盯着电视不放。那只神奇的白鹿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

很古很古的时候，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原向西原跑去，倏忽之间就消失了。庄稼汉们猛然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忽地蹿高了，黄不拉几的弱苗子变成黑油油的绿苗子，整个原上和河川里全是一色绿的麦苗……

神奇的白鹿的传说，经由主持人活色生香的讲述，一时让人置身于迷离的幻境之中。电视画面上这时也出现了一只影影绰绰的白鹿，在开阔的白鹿塬上，奋蹄而起，飘逸地奔腾……我的思绪完全被这只白鹿带走了。

题陈忠实先生照

灞桥春水浸晚霞，嘹亮秦腔入农家。

极目南塬天地阔，静看白鹿食蘋花。

王鹏程，2011 年孟冬

近二十年后，在陈老师二府庄的工作室聊到当年的情景，聊到那只俶尔远逝、往来翕忽的白鹿，聊到主持人的解说，陈老师吸了一口雪茄，身子往后靠在沙发背上，爽朗地笑了起来。有次谈到他的三体验说（生活体验、生命体验与艺术体验），他也是这样，起身弹弹烟灰，爽朗而不失谦虚地笑着说：那就是我个人的一点心得。没有啥。跟他聊天如春风拂面，暖阳沐颊，轻松，惬意，享受他朴素，真诚，耿直，睿智，厚道，大气，让人置身于莫大的陶醉和难得的享受之中，更难得的是他敞开心扉，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毫无保留地托盘而出，仿佛聆听者是他多年的故交挚友一样。

我与陈老师的直接交往，缘于一篇《白鹿原》版本比较的文章。2008 年初，我翻阅《当代》旧刊，看到《白鹿原》的初版本，大约在朱先生墓被红卫兵挖掘的一节，觉得同我阅读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九三本有着较大差异，于是便萌发了将两者比较的念头。图书馆的过刊不能外借，我便从家中拿来《白鹿原》的九三本，与《当代》刊发的初版本进行仔细的比较。不同之处，或标记在书上，或抄写下来。大约花了一个星期的工夫，做完了这项工作。半年后，文章在四川的一家刊物刊出。这件事就到此完成了。文中我认为：《白鹿原》为了获得茅奖，陈老师做了妥协，对此颇有微词。但我没料到陈老师看到我的文章后，委托一位老作家约我，希望春节后能见一面。后来阴差阳错，最终没能见成。老作家说，陈老师埋怨他没有安排好，并要他代转歉意。其实是我这边的原因，我觉得很抱歉，也很遗憾，答应后面有时间一定去拜访陈老师。

一晃就是两年多。2011 年 7 月 21 日，我打电话给陈老师，说想去拜访，陈老师说他家中有事，等几天再见，要我将手机号码给他发过去。三个月后的 10 月 22 日，他打来电话，说最近有空，可以一见。我问次日可否，他说可以。次日，下起了小雨。一大早，我到石油大学北门，在门口买了一条长城牌细支雪茄、一箱奶，还有一些水果，直奔他的工作室。2003 年开春，陈老师从西蒋村老屋回到西安，一直在这里工作见客，直到病重住院。工作室在一座 20 世纪 90 年代修建的旧楼上，同周围簇新的高层比起来，显得颇为陈旧和沧桑。门铃上的数字已漫漶不清，需要按照排列顺序来推测。反应也很迟钝，按了好久，才听到陈老师的声音。上到三层，防盗门已经推开。我喊了一声陈老师，他连声说：进来，进来！踏进屋内，陈老师从沙发上起身，说：来就行了，带东西干啥？我说这是晚辈见长辈的礼节，笑着将手中的东西放下。他招呼我坐下，拿纸杯，打开茶叶罐，用长柄的小木勺舀茶叶。我们平时招呼客人，都是用手捏茶叶，由此可见，陈老师是个心很细的人。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还有他的灰蓝色的已经泛白的秋裤。这种秋裤，在《白鹿原》出版的 90 年代，我也曾穿过，那已是近二十年前了，此时已经很少见。一种很复杂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我不知道他是简朴还是恋旧，竟然还穿着早已淘汰了的旧物（在他离世前一年，在西京医院的病房里，我又见到了那条蓝灰色的秋裤）。我打量室内，客厅很小，是过去的两室一厅，大概五六十个平方。房门对面，是一条长沙发，上面和靠背上堆满了书籍杂志，剩余的空间，也就一个人能够坐下。茶几上香烟、卷烟和茶叶散乱地摆放着，烟灰缸的凹口上，搁着半截熄灭的雪茄。电视声音很小，正播着球赛。泼好茶，他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点燃了那半截雪茄，开始聊了起来。他聊发表不久的短篇《李十三推磨》，讲到自己上高中时推磨的经历，很投入，我尽量跟着他的讲述，想象推石磨子的情景，不过那种辛苦却难以感同身受。他说自己最近打算写王鼎的小说，但材料太少，还在准备。聊到十二点多，我邀他一起吃饭，他说中午要午休，一般不同人吃饭。临走，他问我有没有雷达点评的《白鹿原》，我说没，他说那送你一本，拿书，签名，盖章。我们一同出家属区门，他到学校食堂吃饭。

之后，隔三岔五，我就叨扰陈老师。有时是打电话，问候一下身体，交流一下文坛信息；有时是朋友来拜访，我带着一起去他那里；有时是带朋友同学找他签名，或者去拿字；有时我也把自己的文章或者跟他相关的评论拿给他。2011 年底，我写了几首关于他的旧体诗词，拿给他看，他很高兴，说我要是愿意，他可以找个地方发出来。我觉得还不太成熟，就说先搁搁，我再改改，后面再发。说是这么说，后来的确也作了修改。但到他离世，这几首旧体诗词还是没有发出来，他也没有看到。我喜欢去拜访他，他关于人生、文学与社会的自由闲谈率性而至，夹带着自己的经验和体悟，都是书上学不来的。这种闲谈，当然少不了对文坛内幕的披露和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一些情况是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有次他聊到 80 年代末 90 年代，北京的从维熙、刘绍棠、刘心武等人都想当中国作协的副主席。但副主席的人选安排要考虑到地域平衡，各种文体（比如诗歌、散文、小说等）的平衡，还要考虑到性别、民族等因素，也不可能让副主席都集中在北京，所以没当上的很遗憾。他也问我怎么评价一些作家，聊到他感兴趣或者熟悉的，他的意见，他的敏锐，总能让人眼前一亮。他也毫不避讳对某些作家的讨厌。比如说：某作家有次采风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发神经，某作家睁着眼睛说瞎话，某作家给他一打电话，他头就大了……月旦人物之外，也臧否作品，记得柳青、刘心武、张炜、王蒙、刘震云、从维熙、张贤亮、雷抒雁、格非等人的作品，他都谈过他客观而独到的看法。他也提醒我，写评论尽量客观，说我批评一些获得茅奖的作品有些尖刻。我诚恳地予以接纳，感谢他的提醒，表示以后会注意。跟陈老师的交往，记忆中比较特别的有两次：

一是 2012 年 5 月的百名作家抄讲话。此事当时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陈老师也遭到了批评。我在 5 月 31 日的《南方周末》上看到后，打电话给他，问他是否看到。他说没有。说往常他都买《南方周末》，这天不知道是报刊亭没有还是他忘记了。他记不清了。他说自己大脑因为供血的问题，偶尔会出现短暂失忆。之前见他，我也注意到他偶尔长舒一口气，叹息一声，说自己气短，感叹自己老了，不行了。这大概跟他早年从事重体力劳动，透支身体有关。他年轻时在农村，一个人种十几亩地，农活繁重，又要写作，身板本来就瘦弱，生活也不好，一直没有缓过来。他也不止一次讲过，年轻时用自行车驮二百多斤重的两袋粮食，从西蒋村出发，骑十几二十公里，到西安粜粮。因而在六十多奔七十的时候，他已经老态龙钟，觉得力不从心。关于抄讲话遭批一事，他很生气。电话里他说浙江有个年轻教师给他打电话，谈及此事，言语不屑，连笑三声，他怒然挂断了电话。他说：上面有几万字的讲话，你怎么不批？老朋友托付，就抄了一下，有啥不对？那个青年教师，就是个二锤子货！这是陈老师当着我的面唯一一次爆粗口。我尊重那个青年教师的意见，但觉得他那种奚落嘲讽的方式可能不妥。当然，陈老师骂人也是不对的。6 月 9 日，因为有事，早上我到他工作室，又聊到抄讲话的事，陈老师依然很生气，他给我讲了事情的原委：某个出版社的社长邀请了一大批作家抄讲话，每人一页，一千元。因为这个社长是老朋友，他就答应了，跟钱毫无关系。我说，一大批当代著名作家都抄了，其中还有著名作家某某。某某后来因为网友批评得厉害，又在博客上道歉，找了一些理由搪塞，结果网友批评得更厉害，落了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结局。陈老师也知道某某的事情，说：某某跟我一起参加过活动，散文以前看过，写得不错，抄就抄了，又去解释，不知道是咋想的。这时候，陕西日报记者来采访陈老师，并给陈老师拍照。我也趁机要求合影，陈老师爽快地答应了。这也是我唯一一张与陈老师的合影。

另一次是 2014 年 11 月 9 日，我去拜访他，顺便拿字。陈老师不会发短信，字写好了就打电话过来，让过去取。跟往常一样，十点半到他的工作室。谈到了那个会，我诧异他怎么没去。他说他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了。我知道，他身体有小毛病，但没有大问题。他说，近一年来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唯有亲朋好友拜访，或者不得不参与的活动才去。那个会他请假，有关部门不准，他只好给再上一级请假，最终批准了。他说：咱这么大年纪了，跑去干啥？后来我也猜到可能有其他原因，但可以肯定，当时这个决定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觉得他可能也从抄讲话那件事中吸取了经验。

后来他聊到《白鹿原》参评茅奖的惊险过程，谈到陈涌先生为获奖所作的努力，很详细，也很感慨。两年后我赴北海开会，同车遇到当年阻止《白鹿原》获茅奖的领导的秘书，他谈到《白鹿原》获奖的过程，与陈老师所言不差，有一个细节值得记下来。这位秘书说当年他向领导汇报，领导说，《白鹿原》不能得奖。他说，这是评委们的意思。说完他就走了。到了凌晨两三点，红匣子电话响了，领导在那头声音低沉地说：那就按评委的意见。

不知不觉，已到十一点半。陈老师说他要去食堂吃饭，我起身。他进卧室打开柜子，拿出一条软中华来给我。我推辞，他有些生气，说：给你你就拿上，我不抽纸烟，时间长了就坏了。我接住连忙道谢。他的卧室正对着客厅，面积不大，光线也不大好，他打开的一瞬间，我看到里面黑乎乎的。说卧室也不对，他只在这里午休，晚上就回家了。

最后一次见陈老师是 2015 年 7 月 8 日。这天上午，我和妻子去西京医院看望他。陈老师住 4 号病房，门开着。我敲了一下门，他的女儿从洗手间出来招呼我们。她说父亲刚睡着，带我们到里面的套间。我一下子懵了，几个月没见，他竟瘦成这个样子，蜷缩在床上，左手打着点滴，人小了一半。我的眼眶一下子潮了：多好的一个人啊，多可敬的一位老人啊，像一个受伤的无助的小孩子，可怜地躺在那里。我示意不要惊扰，陈老师的女儿出于礼貌，还是喊醒了他。他努力睁开了眼睛，想看清来者是谁。他想说话，但喉咙里有痰撕扯的声音，我连忙让他不要说话。他看着我，昔日睿智有神的目光失去了神采，不住地叹息着，用手抚展着自己的衣服。那只曾写下皇皇巨著的右手，只剩下皮包骨头。两条腿也只剩下骨架，灰蓝色的秋裤空空荡荡。我很愧疚，前几天竟然打电话给他，他吃力地同我说话。此时，我可以想见他说话时的痛苦样子。我说明来意，词不达意地安慰了几句，紧握了握他那只瘦弱的曾经写下当代文坛巨著的手，很快离开了。我怕自己给已经痛苦不堪的他再增加丝毫痛苦。他几乎是用尽全力，才抬起手来，挥了挥，表示送别。出了病房，妻子不住地说：太可怜了。她还没见过老人瘦成这样。我没有说话，只希望他能挺过去，为他祈福，默默关注他的病情。10 月 11 日，在朋友圈看到陈老师跟朋友在老孙家吃泡馍，虽然他消瘦了不少，但是精神不错，我就发短信过去，祝他早日康复。不大一会儿，陈老师打来电话，表示感谢，我连忙说不敢不敢，祝他早日康复。同病魔斗争半年后，他还是令人痛心地走了。

我接触的晚年的陈老师，仁义忠厚，待人诚恳，有古君子之风，汇聚了三秦大地淳朴美好民风的所有优秀点和闪光点，是众人皆赞的好人好老汉。他将自己与白鹿原、与关中大地融为一体，与自己如椽大笔所塑造的经典人物群像一道，成为三秦大地上最为耀眼的文化标识和精神象征。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他的德性和他的作品是在同一高度的。他永远活在这片土地上，也将永远受到人们的缅怀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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