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重申“新文学”的理想_李云雷著_9787301225936

　　《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重申“新文学”的理想》共分五辑，汇集了作者近年来关于文学的重要评论与相关思考。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主要包括文学在整个社会的边缘化、文学界内部格局的变化，以及不断涌现的新现象、新思潮等。作者从个人的体验出发，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并力图做出自己的解答。一方面对“底层文学”、“非虚构”等重要的文学现象，在历史与理论的视野中做出了宏观把握；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对王祥夫、陈应松、于晓丹、付秀莹、顾前、笛安、梁鸿等人作品的分析，突显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表现及其问题，探索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道路。

　　2004 年，我正在做论文期间，我的父亲去世了。在这之前的2002 年，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病情，在北京做了手术，然后在家里吃药与调养，但面对这一不治之症，我们知道只能延续一些时间，而无法根治。在那两年里，每次回家看到父亲，总让我有一种切肤的疼痛，看到昔日强壮的父亲，现在只能佝偻着腰，一咳嗽就喘不上气，那么虚弱，那么难受，我简直不敢面对。那时我正在读博士，后来我总在想，如果我硕士毕业后就去参加工作，或许可以让父亲的治疗条件好一点，或许他能活得更长久一些，而正在读书的我自顾不暇，家里在村中也算是贫穷的，哪里有更多的钱让父亲调养呢，每当想到此，我总是懊悔不已，想自己一直读书读下来，是否过于自私了？在农村里，能够上大学已经很不错了，可我读完了大学又读硕士，然后又读博士，一直读了十年。虽然说大学毕业后我再未从家里拿过钱，但也没有更多的钱接济与回报家里，我记得我的母亲曾说过，“ 你一直念书，念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当时觉得没什么，现在想想，那漫长的时间可能让他们都有些难捱了。
　　父亲的去世让我想了很多，我以为我了解父亲，但可能并不是真的了解他。我所了解的父亲只是童年记忆中的形象，并没有认真考虑过他的一生。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字也识不了几个，但在村中很受尊重，他为人正直，又勤劳，手巧，会做很多别人做不了的活，曾经当过生产队的队长。后来我想，关于父亲，我所不了解的或许更多，他出生于1930 年代，那正是中国面临最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刻，他所经历的战争、饥荒、逃亡，是我所难以想象的；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农村的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及“ 土地承包”等各种运动，他也置身其中，他的欢笑泪水与之息息相关，如果我不能理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各种变革，又怎能更深刻地认识我的父亲呢？
　　我博士论文的题目做的是“ 当代文学中的浩然”，对于这位在新时期几乎被遗忘的作家，我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他与我的父亲同龄，作为那一代农民的代表，他和我的父亲一样经历了所有的历史波折，不同的是我父亲是一个普通农民，而他则成为了一个作家，一生“ 写农民，为农民写”，我想通过对他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那段历史，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农民，更深入地理解我的父亲。在我阅读浩然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文学史叙述是那么反复无常，总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很少能够有历史的“ 公平”，对于这样一位作家，褒扬时赞之入天，批评时贬之入地，不能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与定位。而我所想做的工作，就是在历史脉络与社会结构之中，对浩然作品的形成做一个梳理，在理解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力求做出一个公正的评价。而这又涉及对左翼文学传统、农业“ 合作化”以及“ 文革文学”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并不是我这一篇论文能够解决的问题。
　　这是我研究工作的一个起点，此后我的研究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 左翼文学”传统的研究；80 年代文学研究；当下文艺现象与作品的批评。在这三方面的工作中，最后一个方面尤其是“ 底层文学”的研究与倡导，在文学界与知识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我甚至被视为“ 底层文学”的发言人或“ 代言人”。有的师长出于爱护或怜惜的心情，曾经语重心长地劝告我，也有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批评。他们的好意与深意我心里都知道，但是我想，如果仅仅是想进入更高的阶层，那么我在城市里已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工作，但是我读了那么多年书，难道只是为了个人的生活更好一点吗？难道这么多年的辛苦与努力，只是为了安稳地“ 蜗居”吗？如果仅仅是这样，我感觉愧对自己的父母与乡村。
　　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能够从小学读到博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想想，我之所以能够读到博士，不仅是由于个人的“ 努力”，而主要是出生在了一个恰当的历史时期。我上大学的1990 年代中期，学校里还没有收费，学生之间的贫富差距也不是那么明显，毕业后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也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所以校园里的氛围是相对自由、宽松的，没有太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气氛之中，学生们在功课之外，还可以充分发展个人的兴趣与爱好。如果我赶上了教育产业化的今天，以我的家境而论，要缴纳巨额的学费，毕业后又难以找到工作，所以即使功课还不错，是否能够上大学，或是否愿意上大学，也是一个疑问。当时我父亲供我上大学，只花了6000 块钱，而现在这点钱连一个学年的费用都不够。我想，这也是很多贫穷人家的孩子放弃高考的原因，也是有的家长在听到孩子考上大学后，竟然自寻短见的原因。至于读研究生，则似乎是一件更加不可能的事情，在不久前的“ 杨元元”事件中，上海海事大学的校领导说，“你穷还来读什么研究生？”——这样的话虽然直白，但最为鲜明地体现了当前的主流意识，即读研究生并不是谁都可以奢望的，而应该只是某些阶层的一种特权。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是否能够读书或读到什么程度，在个人的原因之外，制度性的因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现在的制度，则将很多优秀的底层青年，在程序的起点上便摒之于门外了。1977 年恢复的高考制度，在1990 年代中期以前是相对“ 公平”的，它使不同阶层、地区、出身的人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而当时的大学生也成了天之骄子，对毕业后的生活普遍有一种美好的预期。尽管这一制度也有种种缺点——“ 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应试教育，重智力而忽视德、体、美，等等——但作为一种遴选人才的机制，它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公平竞争与尊重知识的风气，并为底层青年提供了进入更高阶层的途径，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合法性及稳定的基础。但随后的高考制度的变革——如“ 产业化”，某些“ 加分”，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试卷等，却在不同的层面上破坏了这样的“ 公平”，教育资源越来越向城市倾斜，越来越向精英阶层倾斜。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大学三十年来出身于农村的学生比例呈递减趋势，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这样的趋势仍在继续，令人不得不反思。
　　——节选自《我们为何而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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