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众多史学家而言，工业革命是史学研究的一大挑战。 少数史学家，甚至拒不承认工业革命的历史价值。本书作者 赞同多数人的观点：如果我们不了解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所
打下的基础，就无法理解我们日渐熟悉的 21 世纪的世界。 工业革命起到的历史作用，现在已是尽人皆知，可在当时人们却知之甚少。
不管人们怎么看待工业革命，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它的相关史料保存得相当完备。仅就伯明翰中央图书馆档案 文物部的资料而言，一个人一辈子也看不完，更不用说英国其他地方的博物馆，如伦敦的科学博物馆，或者世界其他地方的博物馆，比如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博物馆，在这里人们 都能找到大量的相关资料。身为一名专业人类学家，好几次我都发现，到 20 世纪中叶，即使是偏远的社区，也都受到了工业革命的冲击。然而，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写这本书，正如书后所列的参考文献，用的多是出版的二手资料。究其原因，太多的作家更喜欢与学界同仁争论，而不是启发学界以外的人们，而后者恰恰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特别重视阅读和适时引用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等 19 世纪知名小说家的作品，这些作品让人们认识到，是工业革命创造和改变了世界。关于这个世界的纯描述性的作品，读者应该读 1846年首次以德语出版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这本书。这本书长期以来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一部分，而它作为一种独特的原始资料的价值闪耀着魅力的光辉。要想一睹工业革命时期陆上和海上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没有比欣赏英国伟大的艺术家约瑟夫·马洛德·威廉·特纳（J.M.W.Turner）的作品更好的方法了。在伦敦国家美术馆，特纳的两幅作品，《雨、蒸汽和速度西 部 大 铁 路 》（Rain, Steam and Speed-The Great Western Railway） 和《 被 拖 去 拆 解 的 无 畏 号 战 舰 》（Téméraire,
tugged to her last Berth to be broken up），使人们对特纳所处时代的新兴工业世界记忆犹新。在参观其他展馆（如英国泰特美术馆等）更加丰富的藏品之前，伦敦国家美术馆无疑是一个不错的起点。
除研究书面材料以外，我还参观了一些因工业革命而闻名遐迩的历史圣地。在英国国内，我参观的地区包括：西米德兰兹郡特伦特的伯明翰、沃尔索尔、基德明斯特和斯托克，塞文河谷上游的煤溪谷那里有亚伯拉罕·达比 三世（Abraham Darby Ⅲ）负责修建的著名的铁桥，德比郡德温特河上的克伦福德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首创的棉纺厂所在地，约克郡西部的毛纺厂， 遍地废弃锡矿的康沃尔，英格兰东北地区［早在英国伟大 的英雄乔治·史蒂芬孙（George Stephenson）诞生之前，铁路革命便发端于此］，以及苏格兰的克莱德赛德。除了英国 国内，我尤其重视考察英国以外的地方顺便说一下，我已经有接近 40 年未在英国定居了。在英国以外，我参观访问了美国工业革命的中心，包括新英格兰的康涅狄格山谷和宾夕法尼亚、马里兰以及弗吉尼亚等州。在这些地方，我对 一些重要遗址有了更深的认识：比如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坎伯兰郡的康沃尔钢铁厂（从殖民时期到 19 世纪末一直都在运营）；切萨皮克和俄亥俄运河的终点站（该运河从未到达预期的目的地）。遗憾的是，在我穿越密西西比河河流的众多旅行中，我只有一次在 2007 年 10 月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启程的短途航行中能够乘坐一艘真正的明轮蒸汽船。马克·吐温（Mark Twain）曾经用大量笔墨描写 的密西西比河上的数千只汽船，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而所剩船只多已抛锚于密西西比州纳齐兹和维克斯堡等地，有些
变成了赌场。
在欧洲大陆，我曾经参观过德国鲁尔河谷的煤矿和钢铁 厂，比利时的工业中心蒙斯、沙勒罗伊和韦尔维尔，以及法国的邻近地区（在法国的另一个地方，我曾参观过从里昂一
直延伸到圣艾蒂安的历史悠久的工业园区）。威尼斯就更不用说了，它不仅拥有巨大的造船厂，大约 500 年前还是欧洲重要的工业城市（其主要竞争对手是热那亚和米兰等其他
意大利城市）。后，我对南非的金伯利（钻石）和约翰内斯堡（黄金）的采矿中心也颇为熟悉，19 世纪后 25 年，这里也爆发了工业革命。
毋庸置疑，50 年来，如果没有众多朋友和同事的鼎力 帮助，所有这些参观几乎都无法完成。1956 年，与帕特·惠 特沃斯（Pat Whitworth）我在剑桥的同龄人，也是老朋 友一起，我花了一周的时间拍摄西赖丁的众多纺织厂。 拍摄工作从哈利法克斯的纺织厂开始，该厂由一家家族（惠特沃斯家族）企业约瑟夫·惠特沃斯父子公司（Joseph Whitworth and Sons）经营。该公司自 19 世纪早期以来，除用电灯代替了汽灯以外，其他方面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1958 年，约翰·拉德（John Rudd）借其祖父家住 金伯利，20 世纪初一直担任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创办的戴比尔斯联合矿业公司的董事之善言，把金伯利
俱乐部豪华的套房安排给我暂住。在之后的一个礼拜，以俱乐部为基地，由专车司机带领我参观了一处驰名世界的采矿和工厂遗址，该遗址的每一扇大门都向我敞开。
多特蒙德是德国工业革命的一座中心城市。1967 年，我 去德国多特蒙德市普雷迪克神学院访学，有幸作为雷克林豪 森采煤中心路德教会牧师的客人，对当地的巨型钢铁厂进行
了为期一周的参观。
1972 年，我被阿姆斯特丹大学聘为讲师后，就搬到了阿 姆斯特丹居住。在之后的几年里，我便开始研究我妻子的普拉克家族（Prakke Family）史。该家族在荷兰东部的纺织小镇艾伯根（Eibergen）有几家工厂，他们生产的传动皮带和其他纺织机械配件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当地的博物馆是荷兰工业革命的宝库，馆内有一层楼专门用来展示普拉克家族的产品。现在，就像哈利法克斯的惠特沃斯家族（或者金伯利的鲁德家族）一样，在艾伯根，或许还有一两个普拉克家族成员在那里居住，但已经没人在那做生意了。
在荷兰的生活，使我能够了解工业革命时期伟大的一 项公共工程之一哈勒姆默米尔（Haarlemmermeer）。此工程所占土地正好就在阿姆斯特丹城外，面积相当大，直到 19
世纪中期还是一个巨大的浅湖；几个世纪以来，荷兰人一直计划将其改造成适合农业种植的新耕地。在 19 世纪 40 年代末，3 个巨大的蒸汽动力水泵沿湖边作业，不到 3 年，哈勒
姆默米尔的水就被抽干了。其中有个水泵，以 17 世纪荷兰工程师克鲁奎斯（Cruquius）的名字命名，配备了有史以来强大的蒸汽机。现在，这里已经被恢复成为一个博物馆： 在完成填海工程的 70 年里，博物馆为阿姆斯特丹带来了一笔在 19 世纪无人能预见的红利。世界上的一个国际机场史基浦机场，就坐落在哈勒姆默米尔。
1997 年，在访问基德明斯特（我自己的家族在 19 世纪曾在那里生产地毯）时，应布林顿斯地毯公司现任主席迈克尔·布林顿（Michael Brinton）的邀请，我有幸参观了这家地毯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与工业革命早期建立的许多其他制造商不同，布林顿斯地毯公司仍然由同一个家族经营，企业兴旺发达，销售市场遍布全球。我有幸参观了该公司位于基德明斯特中心的初创地，见证了羊毛染色等生产过程，目睹了一个位于山顶俯瞰全镇的全自动化现代公司，虽然 19 世纪早期法国提花织机仍是公司的机器。
在 21 世纪的初 10 年，随着我对科技史的兴趣日渐浓厚，加之我从阿姆斯特丹大学退休后时间充裕，我投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时间，致力于对大西洋两岸的工业革命进行探索。来自弗吉尼亚州劳顿县的约翰·钱伯林（John Chamberlin）和泰勒·钱伯林（Taylor Chamberlin）既是我的表兄弟，也是我的老朋友，他们带领我参观了美国工业革命的腹地，让我有幸看到了大量废弃的水磨坊和炼铁厂，当然也目睹了巴尔的摩至俄亥俄这条美国境内古老的铁路。除了这条铁路，当时的人们还修建切萨皮克 - 俄亥俄运河， 该运河终汇入俄亥俄河。在新英格兰，钱伯林的表姐芭芭拉·爱德华兹（Babara Edwards）家，门口总是铺着红地毯，随时欢迎我的到来。她带我参观了当地的一些景点，包括康涅狄格州埃塞克斯的康涅狄格河博物馆（也在埃塞克斯）和纽黑文的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的工厂等。2007 年，我在密西西比盆地往返穿梭，四处旅行，但很遗憾，能见到的有关美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景象少之又少；因为不仅内河船只的时代一去不复返，铁路的时代也大抵如此。因此，美国曾经的火车站圣路易斯的火车站，现在已然变成了一个购物中心。传统的长途货运列车，早已使用柴油机车而非蒸汽机车，其汽笛之悲伤依然明显，但浪漫气息已不复存在。和美国许多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锈带成了工业革命的遗产。
2009 年我终于有机会首次参观英国工业革命的一些 著名的景点。经一位家住约克郡郊外的老朋友彼得·斯 蒂法尼尼（Peter Stefanini）的帮助，我有幸参观了本杰明·戈特（Benjamin Gott）在利兹市阿姆利区的毛纺厂以 及理查德·阿克莱特在德比郡德温特河附近克伦福德的著 名棉纺厂。几天后，家住伯明翰的约翰·南丁格尔（John Nightingale），不仅陪我参观了塞文河谷的铁桥和煤溪谷等著名工业遗址，还为我提供了他多年来在曼彻斯特、考文垂 以及伯明翰圣公会任职时所获得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让我获益良多。作为他在伯明翰的客人，我有幸参加了一场主会场设在伯明翰大学的国际会议，该会议旨在纪念英国工业伟大的人物之一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于1809 年去世）逝世 200 周年。说到会议本身，我非常感谢伯明翰大学历史系的彼得·琼斯（Matthew Boulton）教授 以及该大学的伯明翰与米德兰历史中心的马尔科姆·迪克 （Malcolm Dick）博士对我的热烈欢迎。后，我要感谢我的堂兄亚当·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对英国煤炭产业提出的宝贵建议，他本人曾在 20 世纪后 30 多年在煤炭产 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践证明，撰写此书，年龄是我很大的一个优势。当我年少之时，恰逢真正的蒸汽时代。1851 年伦敦世博会之后， 水晶宫在伦敦南部的西德汉姆得以重建，而在 1936 年（我 的 7 岁生日之后不久），却因一场火灾化为灰烬，由于我的年龄跨度，本人足以见证水晶宫短暂的历史。再向早前追溯，我父亲不同的家族分支都在西米德兰兹郡定居，部分家族成员曾经是地毯生产商，虽然他们的企业大都好景不长，但大多数家族成员都对地毯生产有所涉及。而我一直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更重要的是写书。以上就是我撰写本书的一个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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