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绍璗先生五十年北大的学术生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成就体现在古典文献、东亚文学、海外中国学、思想史等诸多方面，在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方面，提出了适合于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观念和方法。这些重要的成就本身已经成为了值得研究的当代学术现象，《严绍璗学术研究：严绍璗先生七十华诞纪念集》主要探讨严绍璗先生的学术成就与相关领域的成果，这也是北京大学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呈现。

　　严绍盪老师，今年70岁了！我认识他多年，对他的人品和学问都很敬佩。
    严老师宽额头，花白的头发，戴着一副老式眼镜，不太修边幅，衣着也很简单，冬天永远是蓝色长羽绒服，夏天永远是白衬衣，身板还很挺直。如果到学校来，他永远会背一个大挎包。如果没有课，他一定步行去报摊买报，然后，边走边看，慢慢走回蓝旗营的家。
    在他这个年龄段，严老师是少有的语言幽默者。现在听相声不容易笑，但是听严老师讲话，总会被他逗得忍不住笑起来。具有这种中老年型的学术化幽默言语的教授，笑声中蕴含着哲理，实在太少了。以前我在读书时还能遇到，如著《围城》的钱钟书，或著《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
    严老师是研究古典文献学出身的，特别对在日本的汉籍有专门研究。与他谈起学问来，态度便严肃起来。在很多年以前，我去他家里，看到书架旁有一堆书稿。他告诉我说，“这部书有几百万字，调查明代与明代以前的汉籍在日本保存的状态，包括在日本古文献中的相应的记载，也就是日本人在接受汉籍承载的中华文化时在他们文明与文化层面中的各种反应吧，估计有上万个条目，做了快二十年了，但也许作不完这部书了！我快要见马克思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跟大夫说了，近来感觉不太好，可能会是什么什么，医生说，若是那样就会导致什么什么。所以，我感觉快要不行了。”

序言——严绍璗老师和他的《目藏汉籍善本书录》
严绍璗先生职历简介
上编
严绍璗学术的评述与研究
辉煌学术的发生与发展
严绍璗先生的东亚文学关系与日本中国学研究——为纪念严先生七十寿辰而作
熔“义理”、“考据”、“辞章”于一炉——读严绍璗师著作心得二、三
打通与超越：严绍璗的学术历程
严绍璗先生
平安时代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根深实遂——写在严绍璗教授《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出版之际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之我见
《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序
严绍璗：象牙塔里纯学人
下编
一、东亚比较文学研究
短诗型的可能性
日本文学翻译中的“汉字之痒”
藤原定家的歌论与白居易
大众媒介视域中的文学传播与表现——以《源氏物语》在我国的翻译和传播为例
日本诗僧绝海中津汉诗中之学杜迹象
《菊花之约》的母题与中国古典作品
中日近现代小说“家”的文学观念比较
中岛敦的文字观与庄子哲学
1942—1945年田村俊子的上海时代
“李香兰”电影研究
古代东亚文学中女性的解冤和变异——以《洪宰枢和尼姑》、《窦氏》、《吉备津之釜》为中心
丽末鲜初“朝天录”的文化心理成因简析
《三国演义》派生作品《五关斩将记》小考
二、比较文学的方法与观念
比较文学与精英化教育——为严绍璗老师七十寿辰而作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试论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地位与作用
论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
中国比较诗学六十年（1949—2009）
厨川白村的“Essay”观
三、海外“中国学”与“日本学”的研究
原典实证的方法是展开域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基本路径——《耶稣会在亚洲》档案文献研究为中心
内藤湖南的“支那论”的变迁——以对华“监护人”意识的形成为中心
服部宇之吉的“孔教”观念与其国体观念的考察
关于儒学的“原典批评”——以武内义雄的论语研究为中心
拉夫卡迪奥·赫恩（小泉八云）《中国鬼故事》考
张伯伦的《古事记》英译与研究
多元共生、海纳共存——李明滨教授、严绍璗教授与李福清院士
谈中外文学交流
四、思想文化的研究
“孝”的观念与古代日本
人文之中：文中子的中国观
唐密教遗珍丹棱县陀罗尼石经幢考异
荻生徂徕对《四书》的解释——以《大学》、《中庸》为中心
浅论福泽谕吉的早期经历对其思想的影响
德富苏峰的亚洲观——以帝国主义的展开为视点
黄遵宪《日本国志》清季流行新考
杨守敬与罗振玉的交友——读杨守敬致罗振玉书札
拒禅与逃禅——试说王夫之、方以智的不同人生选择
中日母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师资培养比较研究
欲望都市の诞生——上海の一九二○、三○年代
北京挡茶事情
附录
一、严绍璗先生70年大事编（1940一2010）
二、严绍璗先生论著目录编
三、严绍璗先生与“博士后”协作及指导“硕博研究生”课题目录编
四、严绍璗先生（1971—1978年）“与世界人事接触”事件纪事编
编后记

　　在严先生的学术研究之中有许多重要的著作，《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是最近出版的著作，这部著作在严先生的学术发展史上有着极其特别的地位和意义。这是严先生积三十年的时间完成的巨著，三十年的时间在严先生的学术生涯之中应该说是相当漫长的，差不多占据了严先生学术生涯的所有历程。如果去除50年代末开始的求学阶段，再去除文革十年不能正常进行学术研究的时间，那么就会明白三十年意味着什么。当然即使是在文革前的短暂时间与文革的十年，严先生也没有停止他的学术追求，也有《历代职官表索引》（与吕永泽、许树安合编）、《李白成起义》、《关汉卿戏剧集（校本）》等著作。有一些著作还在不断地重印，但这些著作还不是东亚文献学、东亚比较文学、海外中国学的著作，只能认为是东亚文献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准备阶段。在这一准备阶段中，严先生最初与日本相关的学术接触是始于50年代末。70年代在全国与国外的交流几乎全部停止的时候，他与日本京都大学的世界著名教授吉川幸次郎等人交流，无疑也促使他关注日本的学术。但是真正开始研究日本的汉籍与文学是始于新时期，《书录》的撰著显然开启了新的时代。严先生出身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文献学专业，他的东亚研究从目录学开始，也是产生东亚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基础。在撰著《书录》的数十年之间，严先生也写了其他的重要著作，但与《书录》相比无论是占用的时间，还是学术价值，都是有所不同的。在当今学界如此浮躁的时代，真是不知道有几个人愿意用几乎是毕生的精力来撰著一本书。余嘉锡先生曾经用五十年的时间撰著了《四库提要辨证》，并以此书评选为了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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