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道家视阈对爱默生作品加以剖析，指出爱默生对传统文化阐释与修正基于道家生生不息的自然观对于真理认识的影响，揭示道家整体意识帮助美国文化建设卸下历史包袱，成为新时代文化创造源泉和方法路径，进而说明道家本体论方法与生命意识构成爱默生思想资源的一部分。尽管美国超验主义哲学与中国道家哲学存在根本性差异，但也不乏相通之处，二者相互补益，相须为用，当有利于新形势下阐释和建设中国思想理论问题，振兴传统文化，从而满足对精神文明的需求。

近年来，爱默生可谓是国内读书界的热门人物。只要对国内出版的各种版本的爱默生著作稍加统计，便可以看出读者们喜欢爱默生的程度。一个在时空上离我们如此之远的19世纪美国作家，他的文字对今天的国人有何启悟？中国读者为何流连于爱默生那充满魅力的文字？前贤们已给出了许许多多的答案。据说圣雄甘地曾提到，爱默生的文学作品旨在鼓励我们去达成我们希望看到的世界变化；而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反思爱默生时则认定，爱默生不可能被我们所拒，因为拒绝他的思想就是拒绝我们自己！百多年来，爱默生的文学作品在给人带来阅读快感的同时，也促使人们思考诸多社会面相和人生冷暖。
　　爱默生不仅为中国大众所青睐，学界对其也有不少研究，但这些研究多限于外国文学研究，或是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汪冷教授的新作《从文学到哲学：爱默生超验主义研究》另辟蹊径，建构了一个爱默生文学与中国道家哲学智慧的跨文化参照，尤其这～研究基于文学却又不限于文学，从文学进入哲学，所以读来更像是一次跨文化的中西哲学对话。
　　从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文学研究早已越出了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进入了更为深广的跨文化研究。在我看来，所谓跨文化研究，首先是要建构一种双重视域，一方面是本土视域，另一方面则是他者视域。就爱默生文学研究来说，先要进入美国19世纪的社会和文化语境，搞清楚爱默生在其时说了什么和为什么这么说；其次，又要回到中国本土语境，从一个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出发，思考爱默生与中国可能有的复杂关联。这一进一出其实就是跨文化之“跨”，然而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一般而言，研究外国文学很容易跟着西方学者的话语说。一旦进入西方语境，学者自己的主体性和本土问题意识便会受到抑制，因为无论从材料掌握还是认知理解，西方学者都对西方文学研究占尽天时地利。用冯友兰先生的话来说，外国文学研究常会落入“照着说”的窘境，很难形成跨文化的思想碰撞和深度对话。冯先生认为只“照着说”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接着说”，说出研究者自己的独特想法，这对爱默生研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跨文化研究要求我们回归本土语境，寻找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学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理解，这就是建构一个本土视域来审视西方作家及其作品。
　　进一步，“接着说”的意义不只是回归本土来审视他者，一个更高的学术境界是跨越前两者的新视域——“视域的融合”。道理很简单，囿于自我与他者的视角终归还是有其局限性。晚近跨文化心理学发现了跨文化交往的四条基本原则：其一，人们总是从自己的文化视角来看其他文化；其二，有些心理学原理是普遍的，有些则具有文化特殊性；其三，一些文化的核心维度有助于我们对跨文化现象的理解；其四，尽管跨文化研究者发现了许多文化差异，但不同文化的共通性要多于差异性。这些原则对于我们理解跨文化研究很有启发，它们既点出了以本土视角来观他者的必然性，也指出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与共通性同时存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还道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共通性多于差异性的事实。如果囿于他者和自我的视角，往往很难发现文化间的共通性。因此，将他者与自我的不同视域进行融合，乃是跨文化研究更高的内在要求。用德国哲学家加达默尔的话来说，“视域融合”构成了一个更大的视域，它超越了局限性而可纵览全局，把握总体。“视域融合”也是“接着说”的应有之义，是跨文化研究追求的更高学术境界。
　　汪冷教授的新作在这些方面做足了功夫，她将爱默生的文学作品及其哲思置于跨文化的双重视域和视域融合中加以考量，在中西文化的复杂关系中发现爱默生文学的思想来源和独特修辞。她的发现独到而新颖，很多判断是建立在确凿理据和深入推证的基础之上的，读来颇有说服力和启迪性。我以为，汪冷在本书中所做的探索性研究，超越了一般的比较文学范式，彰显出跨文化研究的新气象。
　　是为序。

《从文学到哲学：爱默生超验主义研究》：
　　由于自然而然是一种过渡的方法，它所起的作用与道家的修道思想更加接近。
　　在老子五千言的《道德经》中，“自然”一词反复出现，这反映了老子对于自然的尊重。自然作为老子哲学的中心主题贯穿整本书。例如，第五十一章描述了自然的原理是行而上学的基础：“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①这几句表明，自然是道与德的根源。世上的尊贵与权贵相连，而权贵都不能长久，道和德的尊贵虽然与官衔无任何关联，却遵循自然。道和德的地位是自然赋予的，不是人赋予的。自然的概念成为老子思想的核心价值。《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清楚地解释了人、天、地、道和自然的关系：“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③因此，道是万物存在的根源，道遵循的就是自然法则。换句话说，自然体现了道的最高价值原则。自然在这里是超越一切人为控制的，同时又存在于万物与人自身的法则中。
　　爱默生强调自我的根源是自然，这一观点违背了基督教关于上帝是造物主的教义，也打破了西方读者把理性视作自我根源的习惯。但是，爱默生认为西方文明是从认识自我开始的。苏格拉底把认识自然转换为认识自我，当人类文明进程走过了两千多年，到了19世纪，认识自我的方法应该向人的存在推进，包括人的情感、知觉、意志和欲望。
　　爱默生写作《自助》有其时代思想氛围的激发因素。德国唯心主义观念开始了现代人的主体批判，康德认为理性不仅为自己建立了规范，而且还有未被规范的属于构成性的理性能力。虽然这后一种理性不能够对事物作确定的把握，但是却能够知道事物之间的联系与力量的来去。前一种理性运用的是知性理解力，后一种运用的是理性的直觉综合力。费希特认为自我无法认识自身，但是自我通过超验的绝对知识展开各种行动，这些行动就是自我的本质。爱默生从德国思想家了解到超验主义的广阔，基于新的超验方法对古希腊思想遗产进行反思，自我的根基从逻辑理性向感性直观溯源，从而获得逻辑理性的来源——超验理性。①超验理性相对于逻辑理性具有更大、更包容的视野，尽管它还处于不确定阶段，但是它为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这在爱默生看来，美国身份确认需要谱系法的认识和宽泛包容的视域。因此，德国思想家的超验方法更接近美国思想氛围，他们重新阐释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开出两种认识道路。在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中，“我思”被理解为“我存在”，并且作者称这是直接经验的命题，而不是认识论上的逻辑命题。莱布尼茨认为“只有上帝能够看见这两个词语‘我’与‘存在’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②康德沿着莱布尼茨关于自我根源的讨论方向，把“我思故我在”理解为经验性命题。但是康德是通过理性与感性两种功能的区分提出这个结论的。这无疑给了爱默生一个很好的示范，即一个问题放在两种模式下进行考察，每一种模式都具有某种阐释性优势。出于选择性的重构需要，用其中一种模式批判另外一种模式的不合时宜，这是德国思想家们试图根据本国情况所做的尝试。在康德与莱布尼茨的关系中，爱默生发现了中国古典思想的基础性作用，即自然方法作为一种不确定的总体认识方法提供了一种过渡和说明。爱默生从德国思想家康德获得超验主义术语，并且认为超验主义哲学的最实用之处在于它的人本主义精神。德国哲学家通过反思性地阐释古希腊哲学而获得一种新思想，并创造了一种新的工具理性。虽然爱默生受德国思想的影响，但是他拒绝运用德国理性概念的表述模式，而是运用跨文化思想的方法，选择性地运用了中国古典道学对于自我的认识并加以重构。于是，爱默生的自我，或美国自我的辨识就在话语表述中体现，其焦点集中于变化的无限性与独特性，因为世界和理想都处于无限变化之中。因此，把自然作为认识自我的源头具有以下意义。
　　首先，以自然法则作为自助的根据是对社会现实采取的批判和否定态度，把现实世界看作违反自然、束缚创新思想的世界。爱默生在《自助》中说：“听话乖顺不是造成几点虚假，而是带来全面的虚假……他们所指的二不是真正的二，他们所说的四也不是真正的四，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眼都让我们烦恼，而我们不知道从何处开始修正。”①爱默生批评基督教的“原罪”思想，认为其目的是让人否定自己，从而寻求外在的神助。老子是认识到异化现象并发出反异化呼声的思想家。道家认为，仁义之道在远古的时候是自然而然的东西。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有的纯真德性受到破坏，人的自然本性受到压制，妨碍了人的自由与自主创造性。爱默生与老子均提倡道德不是从上到下的强制规定，也不是从外到内的干涉，而是来自人的内心，秉承天地的灵性。由于相信人本身具有道德完善的灵性，因此，强加给人的道德信条只会扭曲人真正的道德情感，造成自我的分裂。
　　其次，爱默生用自然的观点表达生命的自由和思想的自主性。美国学者史蒂芬·维澈（Stephan Whicher）在《自由与宿命》一书中敏锐地指出了爱默生赞美自然、重新审视自然的目的：“……他想传递的信息是人的完全的独立性。这个思想的意图不是道德，而是自由与自主。”②生命的自由蕴含着思想的自由，解放思想首先要解决自我的归属问题。爱默生把自然法则解释为自我思想、美德和知识的根源，目的是把人从理性范式下解放出来，并声称“世上唯一的罪过就是局限”。③爱默生以无限上的无限反对智能技艺的无限，因为美国需要首先解放思想，以事实为根据，强调个体存在的重要性，增强对个体天赋才能的信心。信心带来不一样的眼界。爱默生自助的根源以思想自由独立为目的，因此，他告诫人们，“羡慕意味着无知”“模仿意味着自杀”“当美好与生命降临时……其方式、思想和美好完全是陌生的、崭新的，没有先例与经验”。④道家哲学与陌生、新异和创新的关联之处在于追求一种境界，在此寻求成为真人，然后获得真知，而真人真知与个人修道抵达超验的至高境界密切相关。这时的自我在心灵上似乎远离俗世，吸收宇宙能量和环境的信息。由于人在一种超验的境界获得能量与信息，这时的视角处于场域与焦点的互动关系，所获得的知识超出点对点的线性知识，是一种从纵深向思者发出的信息，这是一种新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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