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朝乾嘉间有三部著名历史考证著作问世,即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张舜徽先生云:三家之书,内容不尽相同。钱氏详于校勘文字异同,训释名物制度,及纠正原书事实之讹谬;王氏重在典章故实之考证,亦间校释文句;赵氏偏于历史事实的综合比较。各有所长,相互为用。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第九编《清代考证家整理文献的业绩》。比较而言,钱、王二书主要重在考证;赵书则重在议论,即在考证的基础上展开史学批评与历史评论,形成寓议论于考证的特色。三书各有千秋,均为读史之津梁,而就其对后世及域外影响而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以下简称《札记》)堪称独领风骚,尤胜一筹。近代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云:此项作品,我以为好的有两部:(一)顾亭林炎武的《日知录》卷八之十三;(二)赵瓯北翼之《廿二史札记》。……为现在治史学的好模范。吕思勉《吕思勉论学丛稿·怎样读中国历史》。日本近代史学大师内藤湖南说《札记》对于了解中国历史的大体是很方便的著作,以至近年张之洞曾说过无法通读正史的人,应该大略读一读《廿二史札记》这样意思的话[日]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十二章《清朝的史学》之九《考订旧史的史学》。。在日本,史学界将赵翼列为中国史学家十杰之一(孔子、司马迁、左丘明、刘知幾、杜佑、司马光、顾炎武、顾祖禹、赵翼、崔述)。1983年,东京大学开设《廿二史札记》专业课。可见其浸润之深,嘉惠之广。百年史学推瓯北(陈垣语),洵非虚誉。
赵翼《札记》三十六卷、补遗一卷,虽沿旧称二十二史标名,实际上包括《旧唐书》与《旧五代史》,是清史以前的全部正史,即二十四史。其分卷考证情况为:卷一至卷三,《史记》、《汉书》;卷四卷五,《后汉书》;卷六至卷八,《三国志》、《晋书》;卷九至卷十二,《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卷十三至卷十五,《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北史》;卷十六至卷二十,《新唐书》、《旧唐书》;卷二十一卷二十二,《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八,《宋史》、《辽史》、《金史》;卷二十九卷三十,《元史》;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六,《明史》。补遗一卷为《辽史》、《金史》、《元史》中人名、官名、地名的新旧译名对照表。清朝考史诸作,遍考二十四史者,仅赵翼《札记》一部而已。
撑肠五千卷,纵目廿二史《瓯北集》卷四十一《放歌》。,赵翼纵论历史,有扎实渊博的知识作基础,功底深厚。其考史特点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忤处,自见辄摘出,即限定以正史作内校或外校,不取野史校正史,因为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治史方法,从审慎严谨角度而言,也无可厚非,钱大昕就非常欣赏:此论古特识,颜师古以后未有能见及此者矣。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但过于依赖或盲从正史而一概鄙弃野史也有失偏颇。正史未必可信。《札记》卷二十三《宋史各传回护处》:盖宋人之家传、表志、行状以及言行录、笔谈、遗事之类,流传于世者甚多,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自必扬其善而讳其恶,遇有功处辄迁就以分其美,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宋时修国史者即据以立传,元人修史又不暇参互考证而悉仍其旧,毋怪乎是非失当也。赵翼也明知正史不可全信,他甚至在一首诗中不无偏激地说: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瓯北集》卷十《后园居诗》之五。野史则未必概不可信。如宋人王栐《燕翼诒谋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大加赞赏:其胪陈故实,如丝联绳贯,本末粲然,诚杂史中之有典据者也。其实野史亦多佳作,堪作正史的重要补充。许多野史,修史者未必都能寓目,即使寓目,由于主客观原因,也未必乐于或敢于录用。因此,考史而摒弃野史,并非明智之举。赵翼虽如此说,实际上却并未彻底遵循,《札记》中也时有引野史质疑正史的篇章。卷二十四《宋史列传又有遗漏者》引俞文豹《清夜录》与曹勋《北狩录》,认为《宋史》应当替忠节凛然的姜尧章与王婉容两人立传;卷三十《庚申帝》中引用六种野史,肯定庚申帝扑朔迷离的身世未必无因,从而非议《元史》未能疑以传疑。可见野史在赵翼心目中还是能够用来考证正史的。他在《关索插枪岩歌》一诗中说:呜呼!书生论古勿泥古,未必传闻皆伪史策真!《瓯北集》卷十九。这种观点显然比单信正史来得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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