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学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子课题结项成果(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优秀奖)，主要探讨作为上古民歌的《诗三百》是如何逐步被建构为《诗经》的。在春秋战国时期，《诗三百》就被赋予了“赋诗言志”的功用性价值，此种功用性用诗，在汉代得到了有效的承继，汉武帝“罢到百家、表童，六经 ”之后，作为解释需家经典文本的经学一跃由民间话语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与文本农据，在具体的经学思根竟识形态定位上，汉帝所关注的乃是经学的“以经术缘饰吏政”现实服务功能，此种定位一方面直接影响了后世帝王利用经学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