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基于我对济南和山东的研究，我断定，山东省级政府和济南地方政府，与新兴的资产阶级一道，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以一种中国的方式使济南现代化。然而，站在1970年代末这一更有利的时间点上去看，济南在1949年之前的些许现代化，看起来是没有出路的。中国的城市变革是行不通的。
　　关于欧美城市化的研究已经证实：让人们离开他们的乡村和熟悉的文化环境来到城市，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但这确实会带来真正的、长久的变革。在1970年代我在中国旅行的时候，尽管通过报章报道和我的耳闻目睹，我都看到中国人民对一种新的中国式发展方式的热忱，我还是在琢磨中国人民能否真的得以就地转型。然而，与当年到访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一样，我认为共产党人无需城市化就能实现他们的目标。

　　今天的中国正在快速地由一个农业国家向城市国家转型。这一重大变革，打破了中国在过去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中的发展模式，并正在使中国成为21世纪的世界大国之一。
　　当我在1970年代中期写作本书的时候，还没有多少证据表明中国正在发生城市变革。当时的毛主义强调的反而是改造人民，让人民以集体劳动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为生活方式。当时，中国85％的人口生活在小城镇和农村中，国家关注的是农村人民公社和小规模的乡村工业。我对中国华北一个城市的城市变革研究，看起来与此毫无关系。
　　基于我对济南和山东的研究，我断定，山东省级政府和济南地方政府，与新兴的资产阶级一道，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以一种中国的方式使济南现代化。然而，站在1970年代末这一更有利的时间点上去看，济南在1949年之前的些许现代化，看起来是没有出路的。中国的城市变革是行不通的。
　　关于欧美城市化的研究已经证实：让人们离开他们的乡村和熟悉的文化环境来到城市，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但这确实会带来真正的、长久的变革。在1970年代我在中国旅行的时候，尽管通过报章报道和我的耳闻目睹，我都看到中国人民对一种新的中国式发展方式的热忱，我还是在琢磨中国人民能否真的得以就地转型。然而，与当年到访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一样，我认为共产党人无需城市化就能实现他们的目标。

　　鲍德威（David D.Buck，1936-），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历史系荣休教授，亚洲史特别是中国城市史和区域史研究专家，为中国城市史研究及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文版前言
致谢
插图索引
地图索引
表格索引
第一章 济南与中国近代史中的城市问题
第二章 19世纪晚期的济南
第三章 清末新政时期的济南(1901—1911年)
第四章 民国初年的济南(1912—1916年)
第五章 军阀统治时期济南的政治权力(1916—1927年)
第六章 军阀统治时期济南的经济社会生活
第七章 国民党统治济南的十年(1927—1937年)
第八章 战争时期的济南(1938—1948年)
第九章 1890—1949年济南的政治与发展
附录A 1900—1936年济南的工业
附录B 1770—1975年济南的人口
附录C 1911年11月山东省谘议局提出的《劝告政府八条》
主要参考文献
译后记

　　随着这一研究的进展，我发现了一些研究成果，由此我改变了关于1890年之前中国经济的本质的观点：中华帝国晚期的中国经济不是“未发育”的，而是一个发展良好的前工业经济，在那里，生产活动是在千百万农业和手工业劳动者的双手中发生的，他们主要居住在农村，不属于任何大型的或专业化的生产单位。正如施坚雅的著作中所说的，这些生产者通过精巧而灵敏的市场体系与消费者联系起来。伊懋可把这种经济的特征描绘为在“高水平均衡”之上的运作。中国经济不是没有问题，问题主要就在于，当快速增长的人口的需求，超过了这种模式下生产的最大能力时，它却无法突破生产和分配固有的主导模式。[18]中国开始追赶西方的发展道路，但其基础与非西方世界的很多其他地方非常不同。
　　此外，经济发展领域的专家，现在也在他们的理论著作中承认，没有一种单一的现代化模式，可以让世界上所有国家在此聚合。[19]特别是把中国放人基于西方城市工业化经验的单一聚合模型的企图，遭到一些专家的质疑。这一问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1949年以后中国显然正在发展，但却并没有采纳西方城市工业化模型中的很多关键模式。中国的人口依然保持了居住上以农村为主、职业上以农业为主的特征。大量研究关注小型和中型工业，不仅在城市中也在乡村中。中国人显然采取了限制城市发展的政策。他们强调城市和乡村地区的“自力更生”，定期把个人纳入某种工业或农业劳动中去。这仅是一些征兆，表示“现代化”的中国将会与过去或现在的理论家之前所想象的非常不同，这些理论家以西方城市工业化的经验为基础来预言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