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假如哪天我突然死去（我不是瞎假如，我亲眼见过活泼泼如一只小狗般可爱的小弟弟头天晚上还在炕上咿咿呀呀地玩着爬呢，第二天早晨竟咽气了，因感冒发烧突然被一口黏痰憋断气的；我还亲眼看见一位健康得五十多年连重感冒都没得过不知打针啥滋味的同事因扛一口袋大米上五层楼，便使心脏停止了跳动并再没跳动起来……还听说一个新郎正高高兴兴在街上走忽然被一个醉汉从楼窗口顺手扔下的酒瓶子击中头颅而倒地身亡……就不用说那些同敌国作战的勇士怎样行军路上便中了枪子或弹片，也不用说偶遇歹徒劫持良家妇女而见义勇为被歹徒刺死者等等例子了）悼词中关于工作经历那部分，只需一句话就行：我是一个兵！
一个兵算狗屁？
也许会有自己虽也当过兵但并没当出啥名堂，或一天兵没当过却干出了大名堂者，这等口气反问我时，我定会理直气壮回答：算我的文化！
不懂经历也是文化吗？离开学校成为公民后的全部经历，我都是穿着军鞋走过的！每个脚印都带有军鞋底儿那特制的花纹啊！！最难忘当兵岁月我的青春时光绿色而赤诚，真实又恍惚的青春期哟！！！
《绿色青春期》的诞生
刘兆林
在大东北的沈阳，有位与新中国同龄却三十多岁就有了白发的男人。说他早早就白了头是想说明他记忆力并不出色。但他记忆力并不出色的脑子至今保留着那栋大上海温馨的小楼。
那早早有了白发的男人就是我。1988年春天（也许是夏天，南方的春夏很暧昧，容易混淆），我和邓刚一人背了一把从湖北襄樊的卧龙岗带出来的诸葛亮用的那种大羽毛扇子，千里迢迢到了上海。我的背囊上还比邓刚多插了一把从武当山买的剑。我们两个东北人背着一路上人人见了都说真大真大啊的羽毛扇，随着人流拥出黄浦江码头。我们只是路过上海，离开武汉前只冒昧给上海文艺出版社拍了封电报，不知能否有人接接站。一出站口，我们眼前和心中同时豁然一亮：王肇岐已高举双手迎在那里，手中是一张用当年编辑改稿那种红墨水写着邓刚和我名字的白纸。一下子上海在我们面前光辉灿烂起来，迎面看到的每个上海人都有了亲切感。不然，纵使大上海红男绿女人潮滚滚我们也会如到了沙漠一般地清冷吧。
邓刚我们俩都背个大包，王肇岐只一个人，况且他比我俩年纪都大许多，我俩便谁也没用他拿包，而是一齐把羽毛扇啊武当剑啊等等虽不重但怕挤怕碰的东西交给了他。那时全国都没兴起出租车业，上海的公共汽车也如沈阳那般拥挤。邓刚那说话从来不知严肃作何解释的家伙，嘻嘻哈哈开玩笑的时候，我已深深感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好作风了。而且经验告诉我，好作风不可能是一个人弄出来的，肯定有一群好人。
我和邓刚被一股温暖引进了一栋不大但在作家心中有口皆碑的小楼，我们一下子就有了到家之感。被叫作出版社创作室的小楼在条小街里，独门独院，十分宁静。连楼道的样式、房间的结构和不大的餐厅，以及厨房的大师傅和客房的服务员，都带有家庭的亲情味道。王肇岐给我们安排好餐券，还领我们看了餐厅的位置。每顿饭大师傅都提前问我们想吃什么，如米饭、花卷还是面条，炒菜还是炖菜。虽然上海菜的风味与东北大不相同，但每餐吃得极温暖。尽管小楼的师傅为我们辽宁同胞做的饭菜很可口，王肇岐还是与他们主编一同请邓刚和我到外面去吃了上海风味的酒宴。说是酒宴，却不像我们东北那样名副其实喝酒。主人既不劝酒也不带头喝酒，只是文质彬彬喝那甜丝丝的饮料，这既是南方文明也是小楼主人的作风。中间，我以为修晓林给邓刚和我递餐巾纸呢，接过来却硬硬的，竟是合同书，让我俩同他们各签一份长篇小说的写作并出版合同，并说就留在他们那栋小楼开始写。
合同我们是签了，却没留在那儿写。邓刚的《曲里拐弯》如约交给上海文艺出版社了，我的《绿色青春期》却违约交给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不是我有意毁约，实在因那时我是部队作家，写的也是部队生活，并且还因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那句话：你穿军装吃军粮，又是住解放军文艺社招待所写完的《绿色青春期》，咋好意思交地方出版社？所以，穿军装写的《绿色青春期》，户口便落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了，而且再版过两次（而我脱下军装数年后，才将第二部长篇小说《不悔录》交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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