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哲学（精装）百家讲坛主讲人、“中国式管理之父”曾仕强破除西方管理误区，为中国企业量身定制之作_曾仕强著_9787559671899

本书是曾仕强在管理哲学思想上的重要呈现，主要分析了中西方历来的思想观点以及在管理上的应用。曾仕强的主要目的在于追求新的融合：一方面使中国的道德理想和艺术精神能融入现代管理之中；另一方面希望西方的管理模式能够在中国走出一条崭新的、真正适合中国人的通途大道，从而为中国企业共同面对的管理难题在规划、组织、任用、指挥、控制等五大方面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中国人希望成为真正的中国人，是古今共有的心态；中国人未必都能了解怎样才是真正的中国人，则是不分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事实。虽然近代中国人遭遇西方激烈的挑战，一时难以妥善响应，产生严重的屈辱感与浓厚的自卑感。有人崇洋媚外，更有人绝望求去，似乎对于祖国的离心大于向心，幸好这只是当前特殊环境所造成的奇景幻象，并不代表中国人的民族性有何重大的改变。相信时过境迁，不久的将来，弘扬传统文化的强大中国，塑造完成，又是海内外中国人落叶归根、朝思暮想的故土。但是，中国人不了解自己的文化，不明白真正中国人的形象，才是值得焦虑的所在。五四运动以后，对中国文化价值的种种怀疑论调，引发盲目的全盘西化，高级知识分子言谈之间，亦常抱怨传统的包袱太重。根本原因，在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近三百年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成为中国人醉心追求的对象。然而科学化与民主化的结果，除了带给我们物质生活的改变以及产生一些美式的选举活动之外，对于中国人之为中国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中国人的长处，就是十分随和，你喊科学，他喊科学，我不妨也跟着喊科学，到底什么是科学，仍旧抱持不求甚解的态度，不认真加以理会。至于民主，要民主马上就有民主，我这个样式本来便是民主，充分显现中国人以不变应万变的沉着本色。何况我国文化，原本含有民主性与科学性，更加强了一些卫道之士“西方有的我们也有”的信心，使得科学无法生根，民主也难以落实。
但是，管理的冲击，却使大多数的中国人，卷入了改变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浪潮。如果我们指出中国近十数年来科技的进步，是管理所促成的；假若我们认为中国的民主化与管理的改革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平心而论，应该是可能接受的事实。管理使得科学教育逐渐踏实而趋于正常，管理催促科学实验与研究加速进行，管理本身的科学化加强大众对科学的认识与了解。民主化的管理，也加深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民主意识，改变公众对民主的看法和想法，促使社会各界，快速地迈向民主的境域。由于每一个人，不是管理者即是被管理者，或者同时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切身承受，不能像对付科学和民主那样，漠不关心。所以管理的影响力，委实既大且深！
不幸的是，我们所急切推行的，几乎全盘是西方的管理，无论人事、财务、生产、销售，甚至小如仓库管理、档案管理、图书管理，大至行政管理、交通管理、都市管理，都是西方模式，照本全收。尽管我们大声疾呼，要复兴中华文化，要建设文化大国，乃至要加速文化反攻，前面似乎是堵住了，门警森严；后门却是打开了，一无防守。而且我们又大力提倡管理，强调管理，恐怕不知不觉之中，我们所有的，只是一个没有中国人的中国；我们所持以反攻的文化，也不再是中华文化，那才是中华民族永无翻身之日的悲惨命运。所幸十几年来，我们的管理，仅注重于工具的运用和制度的建立，对于管理理论，仍乏系统化的整理，更谈不上管理哲学的建构，尚未造成严重的灾害。目前见及的，只是“重物轻人”“把人当作机器”“技术至上”“资金第一”等等不正当观念的普遍流行，以致“技术领导政策”“财经重于行政”“重视自然科学而忽视社会科学”“应用科学优于理论科学”等等不正常现象到处泛滥。各种机构团体，形成士气的虚胀；多数管理人员，处于众叛亲离的困境。中华文化的两大支柱：道德日越沉沦，艺术气氛也越来越被冲淡，必须从速确立中国管理哲学，调整中国管理模式，研究中国管理方法，才能不负孙中山先生“从根救起，迎头赶上”的期望。
作者幼承庭训，父母所寄望的，就是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稍长受国家公费教育，衷心感激。二十多年来，坚守教育岗位，屡蒙长官厚爱，有机会亲尝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滋味，因而对于管理，发生浓厚的兴趣，虽经审慎观察，用心深思，仍感难于正确地判断，由此对传统的哲学理念，产生深切的爱好。有了初步的认识，回头从事管理的反省，尚具心得。居于国族兴亡、匹夫有责的驱使，不自量力，写成了这本《中国管理哲学》，主要目的，在追求新的融合：一方面使中国的道德理想和艺术精神，能充分融化于现代管理之中；一方面也希望西方的管理，能够在中国走出一条崭新的道路，表现出真正中国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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