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儿童的观念”、“学校生活”和“家庭”三部分。其中包括生命的年龄、发现儿童、儿童的服装、小小游戏史、两种儿童观、中世纪的年轻学生和老学生、学校年级的起源、学生的年龄等内容。
1. 儿童史奠基之作，将儿童观念的历史引入学者的视野之中
2. 第九届文津图书奖社科类推荐图书
3. 丰富的案例资料，展现欧洲四个世纪的绘画、日记、游戏和礼仪变化
4. 名家名译，译本曾获2013年傅雷翻译出版奖（社科类）
序言
人们常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然而历史学家研究的最佳时机，就在于他刚刚开始想象全面看问题的时候，就在于笼罩着地平线的薄雾尚未散尽的时候，就在于他离原始材料尚未太远、那些材料还保留着它们的新鲜感的时候。历史学家的功绩也许不在于捍卫自己的观点，而在于将自己新发现的快乐传递给读者，使他们感受到他自己曾经感受到的那个未知世界的色、香、味。然而，历史学家也野心勃勃地想将所有的具体细节概括为抽象的结构，但他却总是难以（多亏如此！）从那些曾经在研究的过程中牢牢吸引他的纷繁复杂的印象中摆脱出来，最后只好笨手笨脚地将这些印象折叠起来，放进必需的理论公式之中。过了很久，当要重版时，时间消逝，带走了历史学家早先初次接触时的那份激情，然而却获得意外的补偿：他更清楚地看到了森林。今天，在对我书中所涉及的儿童、家庭、青年和习俗进行了当代人的争论以后，我更清晰和更简明地认识了我与研究对象长期对话中吸引我的那些论题。
在此，我将它们概而言之，重新归并为两个论题。
第一个论题涉及我们古老的传统社会。我坚持认为，传统社会看不到儿童，甚至更看不到青少年。儿童期缩减为儿童最为脆弱的时期，即这些小孩尚不足以自我料理的时候。一旦在体力上勉强可以自立时，儿童就混入成年人的队伍，他们与成年人一样地工作，一样地生活。小孩一下子就成了低龄的成年人，而不存在青少年发展阶段。不过青少年发展阶段也许在中世纪以前存在过，在今天的发达社会中更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
价值和知识的传递，以及更为普遍的儿童的社会化，不是由家庭来保障的，也不是由家庭来控制的。儿童很早就离开了双亲，我们可以说，几个世纪里，由于儿童（或青少年）与成年人共同生活，教育通过学徒制而得到保证。儿童在帮成年人干活时学会了他必须掌握的一些知识。
儿童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经历极其短暂，还没有时间和理由形成一种记忆，让人去感知。
然而，有一种对儿童非常浅薄的情感，我称之为“溺爱”（mignotage），存留在儿童生活的最初几年里，即当他还是一个好玩的小东西的时候。人们与他玩耍就像与动物玩耍、与不知羞耻的猴子玩耍一样。孩子如果在此阶段死了（这在当时是经常发生的），有人会为此感到悲痛，但一般情况下，这种悲伤也不会保持多久，很快有另一个小孩替代之，但后来的孩子也摆脱不了默默无闻的命运。
一旦他躲过了最初的危险，活过了“溺爱”期，他就会离开家庭到别处生活。当时的家庭由夫妇二人和与家庭在一起生活的孩子组成。我不认为曾经存在过（几代同堂或多重亲属关系共存的）大家庭，除去15世纪佛罗伦萨一些道德家如阿尔贝蒂和法国19世纪一些传统保守的社会学家的想象；除去某些需要家庭维系来替代衰弱的公共权力的不安定时期；或者在某些特定的经济、法律条件下，如在地中海地区，某个孩子被赋予完全优先的权利，以利于家庭的共同生活。
这种古老家庭非常明确的使命就是保护家产，共同从事某一行当，在男人（或加上妻子）都无法独立生存的世界中日常互助，在危急情况下，保护荣誉和生命。它不存在情感的功能。但这绝不是说完全缺乏爱情：相反，爱情常常有所体现，有时在确定恋爱关系后，而更常见的是在婚后，由于共同的生活创造和维持了爱情，就如圣西门（Saint-Simon）公爵的情况。然而（这一点才是重要的），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情感对于家庭的维系和平衡并不是必需的——但如果有的话那当然再好不过了。
因此，感情交换和社会交往发生在家庭之外，通过人员非常密集和非常热络的“场所”（milieu）得到实现，组成这一“场所”的是邻居、朋友、师傅和帮工、孩子和老人、男人和女人，在这里，表达情感没有受到太多约束。夫妻家庭在其中被稀释了。今天法国历史学家们将此传统共同体互相会面、串门、庆祝节日的倾向称为“社会交往性”（sociabilité）。以上就是我对我们古老社会的看法，这一社会不同于民族学家们向我们描绘的那些原始社会，也不同于我们今天的工业社会。
我的第一个论题试图解释传统社会，第二个论题则要展现儿童与家庭在我们的工业社会中所占据的新地位。
从某个时期起（起源问题是绕不开的，对此我下面还要提到），如果从比较确定和大势所趋的角度看，大概从17世纪末开始，我刚才分析的道德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可以通过两个不同的方面来了解这种变化。学校代替学徒制成为教育的方式，这意味着儿童不再与成年人混在一起，不是直接通过与成年人的接触来学会生活。尽管步履蹒跚，姗姗来迟，但儿童最终与成年人分开，这种分隔犹如检疫隔离，之后儿童才被松手放归世界。这种隔离机构就是学校。儿童由此开始有了一个长期被禁闭的过程（就像疯子、穷人和妓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人们称之为“学校教育”。
儿童被隔开（或被置于理性之中）应该被看作天主教和新教的改革者们、教会、法官和国家所推动的人的道德教化的一部分。但事实上没有家庭在情感上的共同参与，这一切也不可能发生。这就是我想强调的了解这种现象的第二个方面。家庭变成了夫妻之间、家长与孩子之间情感交流的必要场所，以前可不是这样的。这种情感从此通过受教育的机会来得到表达，培养孩子不再停留在财产和荣誉层面。这种感情是全新的：家长们对孩子的学习感兴趣，用一种19世纪和20世纪已经习以为常的关怀注视着孩子的学习情况，这种情感在以前也是没有的。让·拉辛（Jean Racine）写信给他的儿子路易，就像今天的（或昨天的，不久以前的）父亲那样，谈论儿子的老师们。
家庭由此开始围绕着孩子来组织，给予孩子重要的地位，使得孩子摆脱了以前默默无闻的状况，人们对失去他们不再无动于衷——新出生的孩子不再能弥补这种痛苦，人们也不希望一再出现这种情况，为了孩子的幸福也适当地限制孩子的数量。所以不足为奇的是，伴随学校革命和情感革命出现了一个长期的人口马尔萨斯主义现象，即自愿减少生育，它在18世纪已经初露端倪，并一直持续下来（在保罗·维纳［P. Veyne］不信任的眼光中这一切也许太过分了！）。
这一变化的后果——尽管超出了本书所涉及的时期，但我还时而需要涉及——就是19世纪的社会生活向家庭和职业聚合，古老社交圈消失（阿居隆［Agulhon］先生和伏维尔［Vovelle］先生所研究的普罗旺斯地区除外）。
……
菲力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1914—1984），法国中世纪史、社会史名家，以对儿童史、家庭史和死亡观念史的研究享誉于世。除了《儿童的世纪》外，其代表作还有《我们死亡的时刻》、《私人生活史》（5卷本，与乔治 • 杜比合编）等。
译者简介：
沈坚，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研究方向为法国经济史、法国宗教史和法国史学史，著有《文明的历程》《近代法国工业化新论》《当代法国》等，译有《法国史》《论历史（下）》等。
朱晓罕，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法国史、二十世纪史，代表作有《良知与担当：二十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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