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辑录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中所有与播州扬氏土司有关的文字，首为正史，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文献，次为别史、杂史、杂记、礼记文献，再次是地区文献、总志、省志、府州厅志、县志、乡镇志，人物传记、综合类和文集殿后。本册为第二卷，包括地区文献、地理总志、省志(一)。

　　1925年，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教授《古史新证》时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这一研究方法提出后虽多有争议，但“二重证据法”依然是中国历史考古学研究最行之有效的路径之一。

　　2012年，《海龙屯与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工作规划》（2013-2015）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遵义市文物局（今遵义市文化旅游局）、遵义市地方文博单位等共同开展播州杨氏土司考古工作，贵州土司考古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海龙屯遗址、新蒲杨氏土司墓地先后荣获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201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4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2015年）、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一等奖（2016年）等殊荣，基本厘清了播州杨氏土司墓葬、衙署、庄田、遗址等遗存的分布概况，为研究播州杨氏提供了全新的实物资料。“地下之新材料”已获，故而求之“纸上之材料”，两者对播州杨氏土司研究之重要价值，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为其并行不悖，方能行稳致远。为推动播州杨氏土司考古遗存研究的深入发展，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今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组织专门人员翻检古代文献，将与播州杨氏土司有关的文献记载辑录出来，分门别类加以整理，目标是尽可能穷尽“纸上之材料”。

　　对播州杨氏土司的关注可上溯至清代中晚期。郑珍、莫友芝首先将历史文献与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对播州杨氏遗存进行综合考察，二人合编的《遵义府志》在宋濂所作《杨氏家传》基础上徵引《宋史》《宋朝事实》《元史》《明史》《四川通志》《贵州通志》《读史方舆纪要》《明一统志》《明会典》《舆地纪胜》《续宏简录》《全蜀艺文志》《蛮司合志》《心斋随笔》《綦江县志》《明诗综》《明史纪事本末》《平播全书》等文献，详细梳理了白杨氏入播至覆没的历史，同时大量收录与播州杨氏有关的实物遗存。民国时期周恭寿等延续郑、莫二人之法，编修《续遵义府志》，对与播州杨氏土司有关的遗存亦有所涉，因此《续遵义府志》与《杨氏家传》《遵义府志》一道成为研究播州杨氏土司的关键文献。

　　近现代史学及民族学界将目光投射到播州杨氏，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937年，商务印书馆率先点校并出版了《平播全书》；浙大西迁过程中，谭其骧先生亦关注到播州杨氏，所撰《播州杨保考》一文以《杨氏家传》为核心，援引《唐书》《宋史》《元史》《明史》《宋朝事实》《元和郡县志》《播地善后事宜疏》《遵义府志》《续遵义府志》《正安草志》《贵州通志》《（康熙）罗氏族谱》《读史方舆纪要》《水经》《明一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万历三大征考》《黔记》《南诏野史》《桂海虞衡志》《太平寰宇记》《炎徼纪闻》等二十余种文献记载论证播州杨氏祖源及族别，对播州杨氏源出山西太原之说提出质疑，认为杨氏更可能是是来自泸叙一带保保之一支。该文发表后影响很大，引发了学界对播州杨氏族属的热烈讨论。

　　新中国成立后，播州杨氏研究不断深化，既有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亦有资料整理。综合研究涉及播州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民族关系、海龙屯遗址及平播之役等；专题研究则多聚焦于杨氏土司之民族、土司制度、土司考古遗存、军事、经济、文化及资料搜集等，成果斐然，兹不一一赘述。资料整理方面，亦有不少新的进展。